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构建大湾区科创新生态加速诞生下一个“硅谷”

核心提示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构建大湾区科创新生态 加速诞生下一个“硅谷”  在全球贸易争端加剧、国内新一轮产业转型调整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大湾区城市面前的一道命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访港科大李泽湘教授:构建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加速诞生下一个硅谷

在全球贸易争端加剧和国内新一轮产业转型调整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的发展,成为摆在大湾区面前的命题。

作为世界级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通过“软对接”,大大降低了湾区人才、资金、信息的流动成本,为一批批高成长企业深耕湾区、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开拓市场打开了关键因素。其中,港科大教授、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创始人李泽湘是莞深两地科技实践的代表故事。

作为科技“布道者”的李泽湘,上世纪90年代末从HKUST来到大陆,先后孵化出固海科技、DJI、利群自动化、云景智能等知名科技公司。2014年,李泽湘在东莞发起成立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通过链接香港、内地乃至全球的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供应链等资源,探索构建了完整的机器人科技生态圈,一个面向内地、香港乃至全球的机器人及智能硬件创业平台强势崛起。

近日,在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李泽湘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的专访。李泽湘说,粤港澳大湾区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级的“硅谷”。“过去40年在广州-深圳-东莞及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供应链体系,为学院派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大湾区分公司创新生态,是促进瞪羚企业成长的重要前提。”

打造全球性价比最高的科技生态链

南方财经:在东莞、深圳、香港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你认为三地如何更好地协调产业?

李泽湘:要建设一个科技生态,仅仅一个地方的资源肯定是不够的。比如香港有大学,有国际信息资源,但缺乏产业链。综上所述,深圳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城市,需要统筹这些资源,创业者要能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进入解决问题的路径。

南方财经: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在创新孵化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你认为在多年的探索中出现了哪些新的模式?

李泽湘:近年来,我们做了一些梳理和重新审视。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主要针对年轻人,很多都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以理工科为主,但也有设计、管理或基础科学背景的。

我们想探索的是,能否组织这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找到创业的方向。然后利用供应链优势,将先进成熟的技术融入到产品创新中,最后量产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小团队也一步步发展成为小公司、中型企业。一个创业团队想做,必须深耕细分行业,在中国乃至全球发挥影响力。

这几年这些年轻的公司遍地开花,有的是C端,有的是B端,有的是国内市场,有的是国际市场,都做得很好。

总结一下,我们有几点体会:第一,基地的青年创业者大多在20多岁,30岁以下,没有工作经验,也就是说没有常规约束,可以大胆思考。敢做市场上没有的东西,定义新赛道新产品,是他们的优势;二是供应链优势。从概念上的东西到可以推向市场的产品,需要上百甚至上千次的试错迭代。所以,有了好的供应链支撑,不断迭代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年轻人有国际化思维。他们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不同的市场,所以需要了解世界各地消费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习惯。

新工程教育迭代

南方财经:近年来,您也一直在尝试改革新工科教育。XbotPark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的实践如何体现您对新工科教育的思考?未来新工程教育如何在大湾区扎根?

李泽湘:过去4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是一个引进、消化、模仿和学习的过程。以前我们只是充当配角,在国外设计研发,在国内承包就不错了。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能长久的。

所以中国也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自己定义新产品,颠覆性创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要想改革我们行业的创新模式,就不能只围着国外做代工。我们的教育也要改革,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甚至引领新的产业创新模式。

我们原来的教育模式远远不适合,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比如新工科,新产业,新经济,新销售,都要同步探索。松山湖机器人基地探索了各种经验,在如何发展新制造业、如何发展新工程教育、如何构建新创新体系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也踩过很多坑。

南方财经:由你发起的机器人学院从产业源头培养人才,并已将这一模式复制到香港。大湾区的机器人产业和人才教育有哪些突破?未来如何实现更好的联动?

李泽湘: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会有几个阶段,在我工作的不同阶段都在同时探索。创业孵化的过程加速了新工科教育的迭代。

在哈工大深圳校区,我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系。在建立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两家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与他们建立了联合培养模式。当时我们带着这些同学一起创业。虽然有些公司失败了,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居上,成立了几十家高成长企业。在半导体封装设备领域,他们可能撑起了半壁江山,我感到很欣慰。

在HKUST,我们也有机器人比赛,这是一群学生回到深圳创业的过程。我的实验室有100多名学生,三分之一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创办了30家左右的企业。著名的高古、DJI和李群都是由这群学生创造的。香港科技大学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建立了完善的体系。设计学科部每年招收30名学生。目前新工科教育也已经推广复制到大陆高校。

实体“独角兽”更有生命力。

南方财经:深圳政府出台“20+8”产业集群政策意见。你如何理解深圳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李泽湘:我在深圳已经呆了20多年了。深圳的产业创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无疑是它的成绩,但目前也面临着挑战。深圳的科研院所有的是独立的,有的在高校,有的在知名企业,如华为、DJI、腾讯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弱。很少看到一个知名企业是在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研究所里,从课题或者论文的研究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这些企业会从这些高校招聘一些人,但是他们的创始人和整个公司实际上与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关系很弱。在硅谷,很多企业来自研究所。很少发现一个企业与科研院所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们是强相关,而我们是弱相关。

未来二三十年,深圳的三个体系一定是互补的,“20+8”也是互补的。前段时间了解了合成生物学这个行业。必须融合工程、自动化、设备等要素,才能真正形成有影响力的产业。否则,它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里。

南方财经: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国内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为什么你觉得深圳培养独角兽的速度没有北京上海快?深圳未来如何走出更多独角兽?

李泽湘: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独角兽是一个指标,但不要过度理解这个指标。北京有很多大学,很多著名的外企,比如微软,早期都在北京设立研究院。从北京培养了很多大学生,最后创办了很多中国互联网的初创公司。

很多留学生回来,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上海北京创业,但是很多企业都在追风头,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外的模式在中国落地了。深圳和深圳不一样,深圳是制造业起家,有完整的供应链。在制造业的基础上,华为、DJI等一批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所以是建立在更加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的。它是产品的创新,而不是商业模式或新技术的简单应用。

比如有些企业今天可能是独角兽,明天一阵风来就消失了。后天,他们将从100亿元的估值中被清除。就算上市了,资本很多,也不赚钱。我觉得深圳在这方面更实际,更实际。看看现在国家对一些行业的限制。很多独角兽消失了。但是这些实体经济的独角兽还是存在的。

下一个DJI什么时候出现?

南方财经:在你看来,一些被国外“卡住”的领域,培养人才需要多长时间?

李泽湘:实际上,“瓶颈”是市场定位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分追求短期利益,人们往往会忽略长期积累。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德国、日本、美国的企业,都是经历了很长的过程,才能成为细分行业的老大,才有资格去勒别人的脖子。

南方财经:目前各地都很关注瞪羚企业的发展。你如何看待大湾区对这类高成长企业的培育?你认为下一个像DJI这样的企业什么时候会孵化出来?

李泽湘:首先人才要从科技教育开始,这绝对是工科新工科教育的开始,要做深做透。研究生,大学生,甚至中小学,其实都是继续教育。二是科技生态的培育。要构建一个健康的生态,让年轻人一步步发展成为行业内、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企业。

所有的初创企业都要先生存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机器人基地体系中。需要强调的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能为客户和自己创造价值的产品,然后这个产品要盈利。

第二步是达到那个点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小步快跑。不要追求大而全或者小而美,先切入,先生存。需要很长时间,然后到了盈利的关键节点。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孵化哪种类型的企业,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一个科技的生态,让有想法的年轻人在这个环境和生态的支持下走上创业之路。至于他们在哪个方向,能走多远,这是后面的事情。我们很难预测,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相信,只要这个生态和平台建立起来,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出现在更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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