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学要谈论情和性？
在性社会学家黄盈盈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对两者或避而远之，或日用而不知。
电影《恋恋书中人》剧照。
最显白的，莫过于认为性议题摆不上学术台面。尽管性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一旦将它问题化，总归会让在场的人小脸一红，或尬笑或沉默，背后还带着另一层意思：这有什么可谈的。
同此凉热，情感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做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以理知化为特征的现代学术道路上，被要求尽可能地悬置起来，有的话，最好也只是作为一种“技艺”出现。于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社会学研究者就应该和自身的价值、立场割裂开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唯有这样，研究才能做到中立、客观，才具有科学性。当然，关于这点，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曾展开过不同维度的讨论。
本篇文章，出自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B02-B03版。我们就本期主题采访了性社会学家黄盈盈，与她探讨社会学研究中的性与情。某种意义上，正是“性”本身的敏感性，凸显了“情”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29日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
「主题」B02-B03丨黄盈盈 社会学研究的“情感”在场
「主题」B04-B05 | 赵鼎新 社会学，能否接近历史的“本质”？
「主题」B06丨袁长庚 情绪不是“炖肉时需要被撇去的浮沫”
「主题」B07丨王佳鹏 情感社会学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文学」B08丨杰克·吉尔伯特 从日常生活中打捞情感体验的重量
提起国内的性社会学研究，黄盈盈是绕不开的名字。自研究生起，她就跟随导师、“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做“小姐”研究，开展中国人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如果我们以1999年她第一次踏入深圳“红灯区”为坐标，今年已是黄盈盈从事性社会学的第23个年头。
除了“小姐”研究，在这23年中，她从主体理解与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琐碎生活中的身体，关注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自慰、变性的身体，等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关注的大多是因为“日用而不知”或因为隐秘/偏见/逾规而缺席于知识视野的活生生的身体。
相比坐而论道的理论辨析，黄盈盈显然更喜欢置身于田野之中，置身于活生生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处境与生活逻辑之中。就像影响她治学与做人的那句话，并非出自某位理论大师，而是出自一位性工作者草根组织的创立者阿严——“你要自甘堕落”。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黄盈盈等 著，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研究之外，黄盈盈乐于对话，虽然很多对话实际上就是和不同人的吵架。她曾多次发声，批评国内主流社会学研究对于性/别视角的忽视。2014年，黄盈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一文。她以“光棍人群”及“性别比失衡”问题为例，指出现有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男孩偏好—性别比失调—找不到老婆成为‘光棍’—容易找‘小姐’或者搞同性恋—性病及艾滋病风险增加、性犯罪增加—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这种逻辑在第一个环节上还比较合理，如果以‘性/别’的框架来看，性别比失调问题最为首要的是男孩偏好的文化背景之下女孩的出生权被损害。后面几个环节的论证都过于简化，甚至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第二步推论：性别比失调产生光棍现象。如果不挑战贫困，不挑战主流的婚姻想象，即便性别比倒过来，光棍现象依然存在，某些人依然占据更多的性/婚姻资源，而某些人依然会被剩下。”
她也曾多次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展开争辩。2017年，在一期性研究研讨班上，黄盈盈用了2万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在她看来，为“小姐”说话是基本的研究伦理，但也要警觉立场过强的问题。所谓现实和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拉扯与警觉的变动的问题。
去年，我们曾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专访黄盈盈，与她聊了一路走来的学思历程。今年7月，我们就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再次联系正在贵州的黄盈盈。这期专题的初衷很简单，即想要和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探讨情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尽管从实验科学而来的社会科学一直强调科学性，情感的模糊性与易碎性被认为有碍于客观的研究，但大多数社会科学面对的是当下，这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处一个时空现场，在具体的相处之中不可能没有情感的参与。那么，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又如何对待研究中的诸多体验和感受？
在这次访谈中，我们将社会科学研究中众多争议性问题细细拆解，从她和导师潘绥铭一直强调的 “日常生活”研究视角，到研究者如何处理自身的情感、价值与立场，再到什么样的研究议题才是“真问题”，所谓议题的“真/假”如何被现实影响和构建，最终，一切的问题汇集到黄盈盈在采访后发给我的一段话，来自于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的《抒情社会学》：
“作为研究者，我们发现社会世界不仅复杂而有趣，不仅是功能性的或令人不安的，社会世界的多样性和流逝同样令人惊奇，难以抗拒和快乐。我们的读者不仅应该知道社会的前因和后果，不仅应该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还应该知道，用川端康成的话说，它的美丽与哀愁。”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性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与“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
以“日常生活”为方法：
那些琐碎日常中活生生的人
新京报：在过往的研究中，你一直强调“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想请你展开讲一讲，你和潘老师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视角的缘起/关怀？
黄盈盈：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谈“日常生活”，但各有侧重点，包括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更加倾向于方法论的“日常生活”，当然，还有更成体系的“日常生活理论”，等等。我和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朋友们也做过相关的读书会，办过几次“日常生活”论坛，试图跨学科地碰触“日常生活”的纹理，包括不同时空中不同人群/个体的衣食住行，身体、情感、性/别等领域的具体议题，也包括对于“常”与“非常”的讨论，以及如何重拾我们的“好奇心”，等等。
回到我自己的研究。我和潘老师其实刚开始并没有明确、自觉地强调“日常生活”的方法论。在2011年出版的《论方法》里，我们提出社会学调查中“论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介乎在一个偏哲学和理论的方法论层次，与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的技术性之间的方法讨论，或者说是把研究方法本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去研究，包括打开研究过程、审视研究过程中的不同步骤，包括社会调查与时代背景、研究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也包括反身性的思考。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都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旨趣高度相关。
那么，具体到我关注的“日常生活”，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层面强调我们所关心的人群的生活逻辑，包括他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以及背后的运行逻辑。这点和我的学科训练有关。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跟着潘绥铭老师做研究。潘老师的一个研究特点是：“接地气”。直到现在，我在给我的学生上方法课时也会强调这点。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关键词会自然凸显出来，比如对于我想要了解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实践是怎样的，人际关系如何，如何为人处世；不同人群或者个体的“生存之道”“生计道德”“生活境遇”“民间知识”；什么人，做着哪些事儿，透着什么理儿。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剧照。
这里结合我所了解的学术语境再多说一点。当我强调日常生活的时候，并不是说不去关注结构性的因素。这里涉及社会科学界关于方法讨论的两个走向：一个是往下扎根，强调日常生活这一块，另一个是强调一种总体性认识，或者一种结构性认识。更广泛一点，触及微观-宏观的长期分野。这个讨论目前恐怕还避不开，但是这种二分本身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日常生活也有结构性的因素在，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强调日常生活就是琐碎的，碎片化的，以及潜台词，不重要的；结构性认识也不是不需要去看具体的人和事儿，也不可能脱离生活的细节不切实际地去谈。
新京报：可以举一些实例吗？
黄盈盈：比如，我最早做“小姐”人群研究的时候，手头的项目大多数是和艾滋病/性病防治有关的，但只要和这些女孩子打完一段时间的交道，你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最紧要的问题并不是你的项目目标，而是怎么避免被抓的问题、怎么应对客人的暴力问题、怎么预防和处理妇科病的问题，以及怎么不被家里人发现的问题。当然，还有怎么赚钱，怎么更加安全地谋生的问题。所谓强调生活逻辑实际上就是研究者不能先入为主，拿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去框人家，而首先是要开放性地进入到她们的经验世界，看看她们平时生活中都在关心、遭遇着什么。我不是说，项目/研究目标就一定没有意义，而是这个差距要认识到，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合适的研究问题或目标。
而当我们谈生活逻辑的时候，这里头已经融合了结构性的因素。为什么她们会担心被家里人知道，这和社会歧视、道德文化有关；为什么她们会怕被警察抓？这和扫黄政策有关。为什么她们在2002年的时候进入性产业，这和下岗潮和整体的经济发展有关。你不可能看不到这些关联性。只是说，这中间的连接不是一条简单的单方向的直线。我自己觉得，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把看似分散的一些点，如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里的点，包括跨时空的不同要素，实的、虚的、人的、物的，等等；它本身也是立体多维的。这既不是说这些点不重要，也不是说不需要联系。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洞察力”的一部分。
另一点是将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存在以及日用而不知的思维观念问题化。我对身体、性/别等议题的关注都包含在这里。事实上，习以为常的东西常常会被我们忽略，因为太想当然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这里有可挖掘的研究问题。比如身体和性对于大家来说太日常了，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但这些现实的存在或者说隐而不显的思维习惯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需要被问题化，我们也要反身性地认知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主流话语体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误解与偏见。
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这是日常生活视角中更具批判性的一面。很多时候，常识并不是想当然的或者说正当的存在。比如女性主义的发展针对的就是以前大家关于性别的习以为常的看法或者想当然的看法与做法，去剖析这种看法与生活实践是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么去提问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存在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不断被讨论、挑战和问题化，以及，很重要的，积极探讨如何走向更好的存在。
《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潘绥铭 黄盈盈 王东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报：在关于性/别、身体这两块研究中，你尤其关注边缘性的议题，比如身体的另类实践及其故事。这是否也与我们刚才讨论的日常生活的视角相关？
黄盈盈：对。我除了关注“小姐”议题，博士论文做的是性感研究，后来又和学生们关注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妇科、健身、自慰、文身、变性、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身体，等等。这些大多是因为“日用而不知”或者因为隐秘/偏见/逾规而缺席于知识视野的活生生的身体。在我最近几年的文章中，也一直都在零散地提边缘与另类这些概念，现在也还在阅读、思考，包括不同学科的关注点，也包括边缘与另类的异同。这些也和前面谈的日常生活的旨趣都有关系。
日常生活有一个面向是“常-非常”的关系。我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提过，常态之中有需要被挑战的东西，非常态之中也有它的常态，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不管是被称为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有着不同面向和程度的常态与非常态，这是一组相对而且流变的概念。这么提的一句俗话注脚也可以是，自居主流的别那么傲慢，处之边缘的也别让标签贴死。
我研究的性社会学，用卢宾的说法是，经常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学的成分。大家很容易走向一个道德判断，动不动就吵架。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议题具有一种我称之为“日常而边缘”的特点，也与不同学科里面都会触及的normal-abnormal的讨论密切相关，也经常被各种政治化。
《越轨》，盖尔·卢宾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社会学的话，“二战”以后至少也有两个学术传统，一个强调社会团结、秩序、规范，另一个关注标签、越轨、边缘、污名、惩戒，等等。后者如贝克尔、戈夫曼，以及芝加哥调查学派。两者当然是一体两面，但是关注点、出发点与落脚点往往都有所不同。在当下的情境与语境之下，我觉得对于后者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的兴趣也是偏后者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关注”是要好好掰扯的，有的人关注团结、秩序，实则可能是朝着加剧冲突、失序的方向走，有的人关注冲突、越轨，实则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和秩序。要看你怎么研究。不断加深偏见和社会距离的研究还不如不做，不要一看到冲突、边缘，就觉得唯恐天下不乱。太简单了。
回到性议题的“日常而边缘”。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谈性，它和每个人都相关——哪怕无性，也是性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很日常八卦的话题。但它作为一种近现代以来被建构的结果，是有很强的道德规范性在里面的，使得在私人生活中，常常难以启齿，在公共讨论中，又很难被理性对待。在爆出来的诸多性/别事件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私密性与公共性这两个面向纠结在一起，唯独缺乏的是俗话说的“真相”。这也使得我们在讨论性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性/别边缘议题的时候，往往是很疏远的，很容易闭着眼睛以自己的“应然”来代替复杂的“实然”。同时，性议题具有多重边缘性。比如在学术界，性经常被认为上不了台面，做个研究首先要使劲儿论证其重要性，还要加个扉页强调学术也非“宣传”。如果再扩展到中西的研究语境，那么还会触及地缘政治与知识格局中的边缘性。
正因为这样，我在研究“性”的过程中，自然会去想它的日常性在什么地方，及谁的日常；它的边缘性又在什么地方，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它会成为边缘，或者说，被边缘化、被问题化的过程如何。所以，在我看来，对于边缘、另类的研究要带入日常的视角，反之亦然。
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剧照。
新京报：在你看来，对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方法来说，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视角为何重要以及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盈盈：我还是结合自己的研究来谈。我以前在谈“小姐”议题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叫“缺席审判”。“缺席审判”说的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小姐”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也不了解这些人群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地，但是却会非常正当和振振有词地去说这些人是怎样的，以及这些人应该怎么被治理，法律和政策应该怎样，等等。
但在这些声音中，长期缺席的恰恰是“小姐”，她们应该成为主体，至少是之一，但她们却是失声的。我对于“主体发声”并没有那么天真，但是最基本的，一个朴素的逻辑是，你总得知道她们是谁，怎么进入到这个“危险”的行业，里头人际关系怎样，有哪些规则，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应对最为有效，她们自己的认识和生存策略有哪些，等等。至少需要进入她们的世界去了解一下，切实地去分析，然后结合可能性去谈措施。这就回到我们谈及的日常生活的视角。
我之所以关注日常生活，不仅仅是它本身值得研究，也在于我对这样一种“缺席审判”的不满。如果回到你提问的社会学研究与方法，我的认识是，目前整体上是偏重社会结构、制度、秩序、治理的脉络，对于“日常生活”是相当忽视的。它的重要性至少也体现在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另一类视角与可能，在社会学界需要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认为，学术应该是多元、多维的，接地气且有洞见的。我自己近几年比较多地关注在对话语境和社会情境这些方面，包括把一个稍微长时段的田野与对话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为什么会强调“日常生活”的那两个面向，不仅仅跟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主题的特点有关，也跟我所认识到的学术语境，以及现实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
纪录片《月事革命》剧照。
感受与体验：
社会学者与田野的距离
新京报：在之前的女性学者访谈中，你提到田野观察是一种综合和讲究整体性的研究方法。相比于观察、访谈，你更强调感受和体验。从社会学方法出发，你如何理解情感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
黄盈盈：人类学对此有过很多讨论，包括田野中如何调动五感，也包括把情感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我还是结合我自身的有限经验从方法的角度来谈。
在《论方法》中，有一个章节是谈社会学调查中的观察、旁听、聊天和体验的综合使用。我们专门把体验作为方法之一拎出来强调。后来，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不断强调这点。这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它在社会学方法领域被严重忽视了。第二，它的重要性足够对等于其他几种资料收集方法。我理解的“体验”，跟你这里的情感，当然也是相通的，它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场感”和“身体/情感在场”。
社会科学大多数面对当下，这使得我们有条件与研究对象共处一个时空现场。在这种情况下，你与人在具体相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情感，大家都是人。交往中的切身感受，你对情境的感知——比如是否住在“红灯区”，是否坐在发廊里，对于了解和认识你的研究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只是找了几个“小姐”来做访谈，她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是很难感受到的，或者要极大地依赖于“言说”，对于理解其所言所行，对于解释其生活逻辑是很受限的。
做过社会调查的人，其实也都会有感触，我们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在场、性/别在场是无法忽视的。性研究可能更加凸显。2015年我参加过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举办的一个性研究方法讨论会。当时她们的论文征稿就很吸引我，其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如何正视研究过程中的情感与身体，包括她/他的，我的，还有研究关系之中的。假如酒吧里有人跟你搭讪，甚至于摸你两下，会怎样？假如有人表示喜欢你，或者你喜欢上别人，会怎样……这跟社会科学研究有关吗，跟方法有关吗？当然。
《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黄盈盈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我们要如何对待研究中的这诸多体验与感受？感知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规避，它反过来会促使我们去审视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包括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感受与行为，从而更好地认识不同人之间的距离/连接。当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那就退出，也没必要为学术而“献身”/委曲求全。而对于你试图去了解的人群的生活与工作情境的感知，本身就是资料的一部分。早期我和别人讨论“小姐”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这群女的一定过得很惨，都是泪，这和我在田野中的朴素感知不太一样，她们有烦恼，但同样也有欢声笑语。这种朴素的感知构成了我认识与对话的基础之一。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感与身体在场，还可以联系到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与感悟之于研究的意义，情感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很多学者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