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巨头,正在失去它的「选民」

核心提示文 / 赵家鹏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衙门。当天上午,四川总督赵尔丰邀请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骨干前来议事。众人一督署,即被捆绑扣押。赵尔丰随即命人贴出告示:聚众入署,格杀勿论。满城哗然。保路同志被捕的消息,像传染病一样,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流布

文/赵家鹏

1911年9月7日。四川巡抚衙门。

省长赵尔峰上午邀请四川省陆宝同志会骨干参加会议。他们一被监管,就被捆绑拘留。随即,赵二凤命人贴出告示:把人聚集到办公室,枪毙。

这座城市一片哗然。包同志被捕的消息像传染病一样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传开了。人们从各个小巷涌出,人们头上顶着光绪皇帝的像排着队,点着香,很快就聚集到了总督衙门口。这些人是来要求释放他们的。

马涌了出来,开始驱赶监察室门口的人群。枪声同时响起,有人倒下了。在呐喊中,历史在这里敲响了警钟。

这个请愿叫“成都大屠杀”,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这个运动后来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与舆论的冲突。

一百零九年后,互联网世界又爆发了一场“护路运动”。

2020年5月5日,一群网络作家发起了一个名为“五五破节”的活动。发起者表示,这是一次旨在抗议阅文集团霸权契约,维护作家合法权益的活动。

一周前,中国互联网最大的线上平台阅文集团被腾讯收购,昔日的高层集体退居二线。之后广为流传的是“为了阅读而免费阅读”和一份带有霸王条款的合同模板。在合同中,最过分的条款是“作者创作的图书的版权将归读者所有,直至作者去世后50年。」

这引起了网文作者群体的极大焦虑和愤慨。

5月3日,官方表示,引发众怒的合同并非新合同,而是去年9月设定的模板。并宣布实施“全民免费阅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读者》宣布正在安排与作家的一系列会谈。

这篇公关稿并没有平息愤怒。

有网友发来截图。去年10月份收到的合同模板和引起公愤的合同并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在最关键的版权归属问题上,阅文依然没有明确的说法。于是,时间来到了5月5日,“破节”如期爆发。

组织者打出了口号:五十五年破更节,八百万作者,只有两万作者更新!

一天后,发现并没有实现。“破节”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但热度迅速下降。有网友表示,此次断交更疑似被官方封杀,部分作者此前用草稿箱封杀的稿件被放行。同时微博曝光,网络写手在QQ群聊中保存的安卓手机照片,尤其是涉及读书会内容的,会被QQ软件立即自动删除。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天,文新管理层所做的一切良好努力化为乌有。平台还在“更新”,事件热度冷了,但愤怒的种子可能已经深入人心。

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知乎上,搜索“腾讯”这个词,你能看到的最新讨论几乎都是对它的批评和抵制。

知乎最近的帖子隐藏了人们对腾讯的愤怒。

如果不出意外,这种资本与舆论的新冲突很快就会平息,就像去年倒闭的“996ICU”一样。从商业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类事件会不假思索地被归为公关危机事件。今天最好的互联网巨头都有最好的公关部和法务部,可以处理一两个类似的事件,甚至一些讨论文章。自然是不在话下。

但这真的只是一场公关危机吗?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腾讯云腾智库举办的年度沙龙。其中,有一个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云腾邀请了一些知名的社会学家来讨论腾讯“让科技变好”的愿景。

受邀学者毫不留情。一些人质疑“科技为善”听起来是一个尴尬的概念。

如果“善良”是一种行为,那么它的主体是谁?人,公司,还是技术本身?如果是科学技术,是不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学科?

这个问题没有当场回答。“善良从何而来”的答案似乎还挂在空。如果这样的愿景不能落地,或者说最后只是一种公关说辞,那么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尤其是,当一个又一个来自用户的“革命”在敲打这个问题时,更应该引起警惕。

他们是用户,也是平台的参与者,但他们大概是利益最远的一群人。在以往的商业伦理中,并没有规定要对这群“最远的人”负责。公司应该为股东创造价值,企业应该回报所有者的崛起。然而,在今天的互联网商业世界中,以前的术语将遇到新的挑战:

如果今天我是谷歌的用户,我用谷歌搜索并帮助它改进算法,那么我和谷歌是什么关系?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

在知乎上,关于“五五破节”的讨论帖里,很多网友都用这样的话:自称“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压迫称为“资本家的压迫”;在这个活动的启动方案上,发起人还引用了《国际歌》的话,“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甚至,发起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在5月5日发起活动时,写道:

“这是马克思的生日。」

为什么充满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字眼会出现在对一家公司的声讨中,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想起一个故事。

1944年9月5日,陕北安塞县。一个叫顾娃子的八路军战士,正在和战友挖山洞。

陕北雨水少。可惜这一天刚开始下雨。这就麻烦了。当地气候干燥,窑土长期为砾石,泡水后容易塌陷。古娃子和战友发生山体滑坡事故。

洞穴完全坍塌前,顾娃子把战友推出洞穴,自己却牺牲了。

三天后,在延安凤凰山脚下,数千人参加了顾娃子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致悼词。这篇悼词叫《为人民服务》,“古娃子”就是追悼会的主角张思德。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的典故,甚至有些老套。这个故事其实包含了一套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只是被当下的商业世界忽略了,却在不经意间被新一代的网民打捞上来。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只有800字。但就是这篇短文,几乎描述了一个组织所追求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特别是,它将“谁是用户”的问题描述为“为他们做什么”:

“我们必须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起走这条路。......中国人民正在受苦,我们有责任拯救他们。我们必须努力工作。」

这个说法在今天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这是一种先验的观点。

很多时候,我们依靠金字塔系统向下执行我们的意志。一个组织的掌舵者很难突破阶级和阶级去覆盖,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意识上。

而人性的利益也决定了人们往往很难和“最远的人”站在一起。近处的人是价值观相近、利益更直接、支持更明确的群体,远处的人是模糊的。因此,大多数人都和亲近的人挤在一起取暖。

如今的商业世界,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大的平台越来越有可能“脱离大众”。最终,商业游戏变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的斗争。

在这种商业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我想讲另一个故事。

前几天通过滴滴打车。出租车上,司机师傅播放的录音吸引了我。

这是投诉。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致电北京市交通委,投诉滴滴涉嫌“纵容非法营运”。

投诉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却在北京一个出租车司机微信群里引起了共鸣。

从1998年开始,受疫情影响,打车网的出租车订单量下降了85%,很多司机的收入大幅下降。为了保护司机的权益,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比如北京,过去三个月出租车司机的“钱”减少了一半。以前北京出租车司机每天要交130元的“钱”,现在变成了每天70元。

但即便如此,许多司机还是遇到了麻烦。

多家公司的多位司机给我算了一笔账:疫情发生前,他们每天的流水在500元左右,好的时候一天能达到800-1000元。疫情过后,即使是复工后的最后两个月,他们的日流水也骤降至每天100多元。与此同时,车辆的行驶里程增加了三分之一。

很多时候,空跑了几个小时都接不到单,甚至很多人一天都接不到单。更离奇的是,有的司机说每天从凌晨4点出发到中午12点,但往往即使在早高峰也接不到单。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打车的人少吗?

一位司机最近给了我一份出租车和网约车同时流水的对比表。

最近部分出租车司机的滴滴平台在跑路。

最近一些网约车司机的滴滴平台在跑路。

根据我看到的数据,在近期的同一时间,数据中很多单体出租车的流水全天为零,而网约车的流水达到了三四位数。

许多接受采访的司机抱怨说,滴滴平台上非法运营车辆的增加以及平台的调度机制正在将他们逼入死胡同。有人说他已经入不敷出,还有人告诉我,最近倒闭送车的同事很多,他公司的院子里已经堆满了移交的出租车。

关于网约车平台的非法运营和调度机制,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

稍微搜索一下,可以看到类似的新闻。有司机在一些政府渠道投诉滴滴的不合理配送,反映合规司机接单数量和收入远不如无证司机。此前,政府部门也对滴滴的约谈和处罚进行了反馈。

但是这些来自用户和网友的问题解决了吗?

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范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此前,她已经接到滴滴一位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和短信,希望能和她见面交流,此前两会提出了关于网约车的建议。然而,一个月后,在上海召开的交通部网约车会议上,该负责人没有向范云交代一句话。

有意思的是,在范云来北京参加两会的前一天,滴滴的另一位负责人让她去北京的总部参观。事后,范云表示,她对平台只在两会前后联系她的行为感到不解。

范云想反映的问题之一是“正规出租车公司和员工遭遇不正当竞争。」

最近接触出租车司机,他们也跟我说“不排除合理竞争,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出租车行业很惨,我们在完全不平等的条件下求生存。」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也是一群“最远的人”。他们“活不下去了”的呐喊,至今无人问津。就在前天,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公布了获奖名单。《纽约时报》一篇关于借贷机构剥削出租车司机的报道获得了调查报道奖。但是在中国,就在我们身边,一些同样悲惨的故事可能正在发生。我们已经习惯了吗?

我不相信。

我相信,一些弱小而沉默的力量正在冲破过去几年被粉饰的商业神话。微弱的水流汇集成一条河。网络韭菜,被平台欺负的用户,被流量奴役的网民,都在自发站出来。

他们必须站起来宣布:对不起,现在是2020年,时代变了。

这是一个商业偶像从高台跌落的时代。56岁的马云试图告诉哔哩哔哩新一代年轻人,商业是最大的公益。不好意思,大家都可以用键盘投你反对票。互联网永远不会忘记“996”,“富宝理论”,而不久前,中国互联网最好的公关集团刚刚在网上开了一门课:如何尽快批量删除微博里的帖子。

这是一个人们不再相信“救世主”的时代。那些被资本买走的商业媒体已经不能蛊惑人心了。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励志故事,解决不了面包牛奶的问题。你看看红蓝铅笔里的精英,你会发现受众越来越小,人有耳有眼有脑。在网络上,任何傲慢的面孔都无处可藏。

这是“后浪潮”的时代。他们可能没有一艘游艇,一辆赛车,一只昂贵的手,或者一次长途旅行。但是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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