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地小工

核心提示近年来,上海、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建筑业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清退界限划在60岁或55岁。“超龄”之后,离开工地该往何处谋生?这些50多岁的建筑工人呈现出同样的迷惘,“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应付未来的无奈之选。四川人陈金明话里透着凄凉,

近年来,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相继出台了建筑行业超龄农民工退休令。退休线是60岁或55岁。

“超龄”后,离开工地该去哪里谋生?这些50岁的建筑工人表现出同样的困惑。“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应对未来的无奈选择。陈金明,四川人,说着凄凉的话。“我们能否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近8000万人,占总数的27.3%,且这一比例自2008年以来逐年上升。

“我儿子6岁了。我已经计算过了。我要工作到70岁,他才能出来找工作。”

傍晚,52岁的何太平坐在龙华一个村子的拐角处。他个子不高,有点瘦。他刚从附近的建筑工地下来。他的浅胶鞋已经洗得干干净净,脚背和小腿又黑又粗糙。

何太平有一儿一女,女儿大学一年级,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一年三万多。妻子带着儿子在老家,每月生活费2000多元。他一天能挣200多元。

5月中旬,何太平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这是他今年的第一份工作。因为疫情,贺太平春节后在家待了几个月,去年挣的钱很少。

“如何省钱?你要我怎么省钱?”

何太平的工地只招55岁以下的建筑工人。有同样要求的工地不在少数。比何太平大几岁的老工人超龄后都回了老家。“我能做什么?农场,找点零工,找不到就闲着。”

何太平55岁后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养家糊口。“心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醒来。”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

54岁的陈金明是四川宜宾人,也在深圳龙华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这里的年龄限制更大——男性不到60岁,女性不到55岁。谈到60岁以后的出路,陈金明同样悲观。“现在是一步步来。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陈金明住在民治沙蒲元村一户农家的一楼。整栋房子住了十几个工人。室友罗刚和何是夫妻,年龄和差不多。他们三个还没买新农保,以后的养老金还得自己存。

一个房间十几个人,今年3月才来到深圳的这个工地。没多久就赶上了疫情。这个村庄被关闭了14天。封闭解除后不久,领导要去工地检查,他们停工五六天。三月份,他们总共没赚到钱。

一天的工作赚一天的钱,没人敢给自己放假。“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满,为了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大家都习惯了。“出门在外,头顶不下雨。”

“你去工地看看吧。穷人多。”何于之在门外的水池边洗衣服,搓、漂、拧水一气呵成。其他工人还在后面,等着用水龙头。

何于之历数着在工地上谋生的艰辛:女人和男人一样,要在酷暑风雨中在脚手架上搬运重物,夏天中暑是常事;室友老丁是陈金明的搭档。她四十多岁,有恐高症。“没有办法。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再高也要上”;为了挣加班费,家庭负担重的人会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因为工作辛苦,愿意来工地谋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除非真的进不了一本书,否则都会进工厂进公司。”在何的宿舍里,年龄最小的男生还不到20岁,这在工地上是极少数。“四五十岁的工人最常见。”

陈金明每天支付200多元的管道安装费。不管你一个月实际挣多少,老板只给你3000元生活费,剩下的年底结算。

“年底能不能拿到还不确定。”何讲述了几年前在佛山工作的经历。他早上四五点上班,晚上七八点下班。到年底四五万工资都拿不到,一直拖到现在。

3000元生活费,陈金明会寄2000多元回老家。他的女儿、儿子、媳妇、孙子都在老家生活,孙子身体不好,每个月都要看病。寄回家的钱,1200元,是女儿的生活费。她还在上高中。剩下的1000元用于家里的电、水、气、人情。儿子在老家工作,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他挣的钱不够养活自己。"

陈金明大半辈子都在工地上,长期用安全绳吊在空里,负重几百斤是常事。这些年来,他的腰椎出了问题。来这个工地之前,他在老家待了6、7年,照顾小女儿,干农活,打零工。为了养家糊口,妻子去了大城市打工,几年前断绝了和陈金明的联系。

妻子走后,他一个人经营一家人的生计,儿子的婚姻也由他打理。彩礼十几万,从亲戚那里拼凑的。我所有的债务都由陈金明偿还。孙子2岁,债务还没还清。

“这都是命运,”陈金明在阴沉的暮色中哀叹道。

挖土很难养活一家人。

30多年来,何太平一直在工地转圈。上世纪80年代,他16岁就进了工地,每天的工资只有2、3元。

20多年前,他是一名瓦工。这项工作很重,他经常要搬运数百磅的水泥和沙子。他太老了,做不了这个。几年前,他成了一名水管工。电工挣钱少,但工作轻松多了。

疫情过后,何太平一年七八月份还能工作。“不想整天休息,但是没办法”。去年,他在福建三明一家体育馆工程打工,工资余额终于在大年初一打到他的银行卡上。“这样的老板,我觉得还不错吧?”

在我广西老家,一亩地年收入300元左右。何太平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账单——大米一斤能卖两三块钱,一亩地产能卖1000块钱左右。扣除种子和化肥,请农机翻地,收割机收割的成本,最后能剩下两三百块钱也不错了。农业补贴会发到你自己手里,也就100多块钱。

种荔枝也是生计,但是价格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低。去年一斤荔枝才8毛钱。请人去摘荔枝,每人每天200元,摘了100斤,刨去成本就不剩钱了。有的人家里也搞农场。这个投资成本高,何太平没有这个资本。况且这一行的风险也高。“市场、自然灾害、传染病都能让你丢掉性命”。

广西老家也有小工厂,小农场,工人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元。“如果家里一个月能挣3000块,我就不出来了”,何太平的老乡说。

罗刚和何是重庆人。在成为建筑工人之前,他们在当地一家砖厂工作,月薪一两千元。川渝多山,在萝岗和陈金明老家,大家都只有一点地,一年的收入更低。如果种菜,菜价也便宜。“青豆几毛钱一斤,像深圳,一斤能卖好几块”。

有两个女人,一个男孩和三个孩子。小儿子还在读书,一年学费生活费两万多。罗刚的父母都80多岁了,几个孩子都在外打工。他父亲去年生病了,到现在还不能下地走路,只能靠老母亲照顾。

老家人多,孩子过生日,老人过生日,婚丧嫁娶都要送礼。春节回家,去走亲戚,给老人养老,然后给孩子交学费。夫妻俩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剩下的2万到3万都收拾干净了。“他们只能继续工作”。

在我陈金明老家,土地已经成片承包出去了,一亩地一年的承包额也就两三百块钱。去年村里有个老板承包土地,雇村民帮忙收割水稻和油菜。陈金明也去了。当他完成时,老板没有付给他钱。陈金明去跟别人讨债了。村长给了又给,帮老板说话,现在大家的工资都没发。

“国家用了很多资源扶持农民,但在我的家乡,很多事情就是把你当乞丐”。

“没钱,上哪找老婆?”

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何太平打开手机查看自己的微信步数。"今天,他走了16583步。"最多的一天,他走了三万多步。前面建楼,水管工跟在后面安装水电。早上7点半开始,下午5点结束。有一天,楼上楼下跑,爬梯子,装线路,都是苦力。

正对着出租屋前门的简易餐桌和何太平坐的小板凳,是几个工人用薄薄的胶合板做的。何太平和其他五个工友就住在这个城中村的两室一厅里。六个人也是楼主规定的人数限制。

房子空空荡来荡去,除了床,自制的餐桌和板凳,没有其他家具,看不到行李箱。双层床的上铺已经全部被拿下来,放在地板上。床板上只有一个凉席,这群人除了个人衣物,没有任何行李。

“在外面飘来飘去,任何时候都是暂时的”。

这些年,何太平跑遍了南方的工地。一个项目完成后,他必须找到下一份工作。有时候火车一过,工地就不再需要人手了。他在城里呆个三五天,找不到新的工地,只能带着行李回老家。“最短的时间是当天往返”。

屋里6个人都是广西檀圩镇人,这里距离中越边境不到200公里。三个姓何的和最小的彭是一个村的,另外两个姓曲的是同一个宗族的叔侄,都是邻村的。

老区50岁了,还没结婚。在这个出租屋里,只有何太平和一个40多岁的工人结婚了。何太平和妻子没有结婚证。20多年前,他去了越南,花了3000元找到了现在的妻子,和他生了一儿一女。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登记户口。

“我肯定要结婚。我现在这么老了。我怎样才能找到它?找不到了。”说到找老婆,老区很无奈。

小区30多年了,还没有对象。以前找个老婆不容易,现在更难了。几个男的说起这个,话语变得密集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许多当地的女婴没有存活下来。“有的家庭生了女孩,把她们丢在路边。”现在,成年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失衡了。老家女性少,也更愿意嫁到发达地区。“我们这些没钱的,上哪找老婆?”

在出租屋里,肖鹏年龄最小,也是30岁。他在厨房工作多年,觉得厨师没前途。“如果找不到女朋友,有什么前途?现在没有女生做服务员,都去夜场和KTV了。”

在建筑工地当水管工时,肖鹏仍然找不到谈恋爱的机会。工地也有单身女性,不过那是“在项目部办公室上班”。他认为自己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做体力活的女建筑工,无论年龄多大,身边都有老公或者男朋友。

对于单身的建筑工人来说,性也是一个问题。

陆是龙华某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他快60岁了。他湖南口音很重,普通话听起来很吃力。

晚上,我和老卢坐在城中村的水泥板上,聊起他的打工经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老陆似乎精神很好。他和每一只路过的宠物狗打招呼。没有狗的时候,他就心不在焉地看着城里村子里的建筑、人、天空空。钟老陆问了我一个问题“附近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我向他推荐最近的公园和海滩。

虽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出示了工作证,但也说明了和他聊天的意图。分手的时候,老陆问了我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你有小姐吗?”

有家有口的建筑工人,一边流浪,一边努力拼凑着家庭生活的模样。

何和十几个工人住在一起,还有三对夫妇。考虑到男女同居,所有的床都是搭的。我说不准到底是房间的拥挤空还是小家的存在,让房间多了些小资和温馨。

对于何于之来说,这样的生活条件算不了什么。有的工人把一两岁的孩子带出来,一家三口只能挤一张床。

晚上8点,何于之做了三菜一汤,餐桌是床边的一张小折叠桌。应这对夫妇的邀请,我和陈金明共进晚餐。

房间内,晚归的工人正在电磁炉上做饭。空空气中飘着一股炒锅的味道,家常轻松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房间。

罗刚从床下的箱子里拿出一瓶白酒,给一次性水杯倒满。他的手臂酸痛,喝点酒会让他感觉好点。有了食物和酒,罗刚、何和用四川话聊了起来。

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要关灯睡觉了,第二天早上7点大家都要赶到工地。在他们艰苦卓绝、风雨飘摇的生活中,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时刻。

备注:何太平、、罗刚、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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