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的荷兰战胜了当时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并一度取得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直接原因之一，正是荷兰与西班牙两国公债体制融资的效率与能力差异。大量数据与历史事实表明，荷兰的公债体制的绩效远优于西班牙，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为其战胜西班牙提供了关键的军事优势。更为深远的是，两国国家公债体制及其国家信用的优劣还影响到本国金融发展的走势，并给两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了深远影响。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在与西班牙进行的八十年独立战争期间，荷兰的财政收入在主体税收收入之外，最重要的补充来源即是以年金和短期债券为主要形式的公共债务。
1568年，荷兰的战争预算为290万盾，17世纪30年代年均军费已达2200万盾，其中荷兰和泽兰两省提供了全部经费的70%，而荷兰一省又占了58%。1600年，荷兰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500万盾，1620年总额增至约2000万盾，1648年战争结束时，荷兰省的公债余额高达1.25亿盾。尽管在战争期间，荷兰共和国的公债余额激增，但是荷兰国家信用令共和国关于公债的可置信承诺取得了投资人的充分信任，荷兰公债在16-17世纪对投资人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由此荷兰可以以当时较低的成本持续地筹集到战争资金。荷兰在1637年郁金香泡沫破裂后的1640年对公债实行了5%的低息续借，尽管债权人低息续借是债务违约的一种表现，但债权人普遍主动选择低息续借。
仅在尼德兰革命和三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就因无力支付债务利息宣布破产4次。每次破产后，西班牙只得不断将短期债务阿先多合并为霍罗长期债务，导致债务支出逐年累积，王室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减少。1584年，常规收入总计16.37亿马拉维迪，而当年的债务偿还额达到了12.274亿马拉维迪，或者说占常规收入的75%。
作为海上商业国家，在17世纪中期以前，荷兰维持海上利益的海军与商船队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某种程度上，
商船水手与海军之间相互依赖的不止是人员、舰船，还有财政。海军资金部分来源于进出口贸易有义务缴纳的通行费，也就是关税的前身。
荷兰共有5个海军部，对应着不同的港口，所以海军、港口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关税的征收效率很低，平时海军的装备、人员也非职业化，所以战时装备海军还是要依靠临时性的债务收入。值得庆幸的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与英国的海战中折戟，尼德兰革命期间，共和国没有遭遇到西班牙强大的海军。而当时荷兰又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商船队，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借贷资金在战争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体现于向陆军雇佣军支付工资。荷兰陆军职业化的时间至少要比海军早一个世纪，火器进入欧洲，导致欧洲陆军发生了一场堪称军事革命的变化。
高频度的战争和为此
支付的巨额战争开支造成了西班牙王室严重的财政赤字，又因国内商人地位不高、实力不强无法向王室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
西班牙王室债务资金主要获取自国外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而其不断下降的国家信用又使其利用债务融资的成本极高，债务支出甚至已经透支了国家未来多年的收入。
王室的破产与债务违约对于军队资金供给的影响不仅于此，西班牙在镇压尼德兰革命期间，也使用了大量的雇佣军。对于西班牙而言，除了军饷的资金来源外，现金运输也是很棘手的问题。多弗尔海峡由西班牙的对手英国人控制，由海陆将资金运送到尼德兰非常困难。陆路则需要通过法国境内，使用安全通行权的条件是留下现金价值的1/3。最安全、有效的方式是以包税权或美洲金银向热那亚等地的银行家抵押发行短期债券，由国际银行家向军队支付现金。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荷兰公债市场的繁荣与稳定，也成为刺激荷兰二级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与杠杆，因为信用卓越的公债降低了资本市场的基础利率，并抬升了投资者对于私人证券的风险偏好，在此背景下东印度公司股票一经上市便带动了荷兰二级资本市场与远洋贸易的扩张。作为私人信用票据发行的东印度公司股票，其股息率以公债利率为基础，如果国家信用不良即公债利率较高，那么东印度公司的预期股息率及私人汇票等票据的利率、贴现率必须相应上调，方能募集到资金，这一点对于市场上的其他私人票据同理；
其次，
公债作为国家信用票据在市场上的成功发行和稳定流动，给私人信用票据的流通提供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可以提升投资者对其他私人纸质信用票据的风险偏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国家信用担保的优质公债的先导作用，仅凭东印度公司股票的预期性收益，其在1602年上市后不久就可以建立起广泛的流动性与接受性。
东印度公司股票一经上市后，迅速成为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上的一个优质交易品种，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有如下几个特性：首先，对标一种明晰的公司权利；其次，拥有很强的流动性，极易出售；第三，拥有快速估值的日常报价，且所有权易于确认。由此，以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为中心阿姆斯特丹的二级资本市场活跃起来，为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吸引来大量的闲置资金，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之间搭建了桥梁，有助于荷兰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东印度公司享有荷兰在好望角东部和麦哲伦海峡西部的所有贸易垄断权。
西班牙从美洲攫取了大量的金银财富，根据保守统计，仅在1521至1600年的不到80年间，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共为西班牙生产了180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但这仅是官方统计的数据。走私贸易的盛行，可能会使真实数字远高于官方数字。金银的大量涌入增加了西班牙的货币供应，按照一般逻辑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刺激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西班牙而言，美洲的金银则充当了“资源诅咒”的角色，战争和债务支出造成的美洲金银外漏不可逆转。
拥有来自美洲丰富金银的西班牙王室未曾尝试在国内开发一套复杂的银行系统，其发行公债所利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主要位于国外，如热那亚银行家。因战争和偿还债务，不定期运到塞维利亚的金银通过贷款和汇兑等方式外流，迅速疏散至热那亚、布鲁日、安特卫普及阿姆斯特丹等金融市场。这种金融市场与国内经济市场的分离，使得金融市场单纯成为了吸附于西班牙王室的寄生虫，无法为西班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融资与资金汇兑支持。
西班牙经济最为活跃的塞维利亚，商人们难以获得贷款经营驶往美洲的船队。而在塞维利亚、加的斯以及西班牙以北包括法国在内的地区之间，交易也都需要使用现金。外国金融家则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白银出口和国外交易，更主要的是国王的战争债务，这些业务共同的结果是他们将大量资金转移出西班牙。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造成国内资金被大量用于支付境外雇佣军的军饷和境外金融机构的利息，国内经济发展欠缺资本。
另一方面，战争开支和债务支出迫使西班牙采取“杀鸡取卵”式的财政政策。西班牙国内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发展很难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反而不得不承受王室为偿还债务实行的高税率财政政策。
西班牙始终未能认识到公债信用的重要性，频繁破产后又利用滥发货币或对货币的成色、重量做手脚的方式，偿还债务，导致了国内的货币、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混乱，西班牙错失了利用美洲金银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与经济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