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利用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直接降低微观交易成本
支付和清算是所有交易实现的必要环节，支付的流程繁琐程度和手续费成本会直接影响人民币的微观交易成本，而传统的跨境、跨币种支付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目前传统的跨境支付清算流程较为复杂，资金需要经过本地开户行、中央银行和境外银行多家机构周转，需要多方系统实现对接、建立代理关系、在不同的系统间记录、与交易对手进行对账和清算。建设和维护跨境支付系统的成本比较高，尤其目前以央行系统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网络为跨境交易网络的中心，支付系统需要采用“双备”或“多备”来解决单点故障故障问题，进一步高了支付系统的建设成本，其中一部分建设成本会作为交易手续费转嫁给微观经济主体，高人民币的微观交易成本。
从近年来科技发展来看，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能成为有效降低跨境支付交易成本的技术基础。DLT技术可以省去传统跨境支付中的多个环节，即交易双方不再需要依赖唯一的交易系统来资金清算及存储所有交易信息，而是可以基于一套技术共识机制、无需沟通协调直接实现资金转移。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也启发了各国央行从支付系统深入到货币层面进行创新，新加坡、加拿大、英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央行均对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与测试。
DLT技术及数字货币化一旦落地，会对现有货币交易和支付体系有颠覆性影响，给了人民币弯道超车的机会，很可能使货币的微观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为确保人民币供支付服务的前瞻性，我国应投入力量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技术上的落地可行性，探索新型货币数字化技术对现有成熟支付体系的完善与革新价值。
以结算货币为初期试点方向
从目前发达国家的探索经验来看，现阶段央行数字货币结合DLT技术主要探索方向为面向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等实时支付和证券清结算的封闭场景，尤其是在证券交易方面，DLT系统对于没有实际接口对接等跨系统账户也可以实现交割，这是依托现有系统无法实现的新功能。我国在面向用户端的电子支付工具比较成熟，在现有架构下的创新能力强，对应的服务和功能市场化程度高，能够满足普通用户的实际需求。
以引入外部智库为主要合作模式
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尤其移动支付产业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互联网公司、第三方专业化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具有较多政府项目共建合作和垂直行业电子支付服务经验。而央行在新技术开发、创新产品的专业化研究方面资源存在限制。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发达国家均积极联合专业化的市场服务机构，通过其平台、技术、咨询等多方面的支持，加深央行对数字货币和去中心化技术的理解。
以新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虽然央行数字货币结合区块链技术具有很强的技术落地可能性，通过技术持续发展和应用水平的不断高，未来非常有希望对降低人民币微观交易成本有所裨益。但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首先，新技术对于货币政策和现有金融体系的影响尚属未知，尤其在技术尚未落地的情况下更加难以推进相关研究；其次，央行数字货币落地以后，去中心化系统一段时间内必然与传统支付系统并存，目前无法确定新技术能够完全替代现有系统，新技术与现有支付运行系统的结合或切换方式也不明确；再次，新技术要求投入大量研发成本及政策研究成本，在宏观交易成本上是否节约尚无法评估。基于以上的不确定性，未来在加强技术研发和测试的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结合区块链技术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在经济影响可预期且可控的前下落地新技术，确保不会干扰支付运行系统、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
推行与被货币替代国双赢的经济合作政策
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已经表明，国际货币微观交易成本的降低、货币替代进程的有效推进有赖于被货币替代国的政策协同。尤其在当前发达国家单边主义和保守思潮抬头的情形下，中国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态度，在对外合作政策中优先推行对他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的政策，与被货币替代国分享人民币货币替代的收益，以大国身份承担经济稳定和国际协调责任，能够构建良好国际合作关系，营造有利于人民币货币替代顺利推进的国际环境。
积极扩大进口，形成与被货币替代国的贸易逆差
国际货币“中心-外围”体系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美元还将继续维持核心国际货币的地位，人民币跻身国际货币市场竞争中，长期会作为一种次要的国际货币。美元作为中心货币，中国必然会保有较大的美元外汇储备，但同时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向国际市场供流动性，然而中国不可能效仿美国依靠长期维持国际收支赤字来供流动性，否则币值波动又将动摇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因此未来中国会面临比美国更严重的“特里芬难题”。
在发展与美国、欧盟、日本的贸易时，主要以其货币作为计价和贸易结算货币的现实情况暂时不容易改变，通过与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获取国际主要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规模稳定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持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扩大与亚太、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贸易份额，实现这些地区国家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并且与这些国家间的贸易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形成人民币海外资源池。
此举可以解决中国潜在的“特里芬难题”，在维持适宜外汇储备的同时向向海外注入流动性，同时对外贸易的分散化、贸易伙伴多样化也有助于高经济健康程度，避免对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危机反应过于敏感。目前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整体呈现贸易顺差。
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融资方案相结合
从历史经验来看，
通过资本投资直接培养海外人民币使用习惯，有利于人民币交易网络的形成，是最直接有效的市场培育手段。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培育人民币交易网络可行性很高，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具有交易成本优势，选择人民币作为项目计价和结算货币符合企业的利益诉求，而且出资企业掌握谈判主动权，不需过高谈判成本即可将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更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被货币替代国带来一系列好处，受到被货币替代国政策支持。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合作中，应坚持“本币优先”的原则，在谈判中利用优势地位，争取项目贷款融资、材料与劳动力采购、制成品贸易结算全生命周期内优先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和交易。
扩大货币互换协议使用范围至日常经贸活动
货币互换是指以两种不同货币计价的，具有相同金额、期限和利率计算方式的两笔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双边本币互换主要是为了降低双边经贸活动中的汇率风险、促进双边贸易水平、高通过彼此流动性支持高各自对短期金融风险冲击的承受力。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陆续与各国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其他国家供流动性支持。截止2017年末，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央行或货币管理机构签署的有效本币互换协议共29份，涉及总金额30240亿元人民币。一方面，要继续扩大货币互换协议签署范围。
被货币替代国遇到金融波动时，货币互换协议可以供流动性支持，高其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帮助维持汇率稳定，我国为海外市场稳定承担责任，可进一步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声誉。例如阿根廷主权债务危机时期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美元融资，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为其供流动性，再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维持其进口贸易。未来可陆续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作为向国际货币体系供给人民币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程度较高、双边经贸活动频繁的地区，可充分利用货币互换协议的资金额度，将货币互换协议的应用从应急的流动性支持，扩展到满足日常经贸活动支持。以中国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的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为例，2009年双方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2270亿港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7年续签的协议额度扩大为4000亿人民币/4700亿港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两地间频繁的经贸交流，为两地银行在境外分支机构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以推动两地之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