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1910年出生,是家中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文化人。
任正非的父母是处于当时社会底层的学校教员,无法给予孩子财富和事业上的帮助。他们留给孩子的是对知识的热爱,以及为人父母的舐犊之情

在20世纪50—60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仅工资收入微薄,而且受人鄙视,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大相径庭。任正非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家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经济来源,父母还要给老家的家眷寄生活费。
抗日战争时期,任摩逊到位于广州的412厂任会计,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他身在国民党兵工厂却认同共产党的观点,积极宣传抗日,组织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由于战争,工厂经广西辗转迁到贵州桐梓。1944年任摩逊送家眷回乡定居,避开特务追捕后悄然回到贵州,自此长期在异乡生活,直到1995年才回到阔别半世纪的家乡,不久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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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童年和青年生活
任正非1944年出生在浙江金华市东阳,后迁徙到浦江县黄宅镇任店村,他长大的地方是贵州安顺镇宁县。当时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从小就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饥。他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子,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生活的艰辛以及心灵承受的磨难,成就了少年任正非隐忍与坚定的性格。他感慨:“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20世纪60年代,19岁那年,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他想,终于可以如饥似渴地饱览群书,一展宏图了。然而或许是生不逢时,也或许是苍天捉弄,平静的生活没有到来,随之而来的是“文革”的“天下动乱”,任正非及家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任父在早期革命队伍中算是有文化的,有教学经验,是领导干部,符合“靶子”标准。他最早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他的同事、原学校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
为了无辜的孩子们,他的父亲忍受百般折磨,最终没有选择自杀。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任正非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了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是把他推下火车;也挨了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是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地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他回来了,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孩子的前途,来不及心疼,就让他走。父亲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交给儿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任正非走了。临走时,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文革”中,任正非家里的经济状况比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更困难。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发文件控制他们的生活费,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才10元左右。由于父亲的问题,全家都要跟着“背黑锅”,受尽了旁人的白眼和侮辱。由于父亲遭批斗,弟弟妹妹们被取消“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任正非也无法加入红卫兵。他回忆说,虽然也参加了红卫兵运动,但始终不是红卫兵,因为父亲受审查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他参加。
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自学完。
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他还结交了西安交大的一些老师,那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另外,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任正非知识渊博,见解独到,从他旁征博引、一针见血的讲话中,可以略见一斑。
大学期间,由于他经历了“文革”的人生磨难,家庭蒙辱,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
任正非对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们的崇拜和敬仰,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种崇敬和对知识的追求也最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任正非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甚至超越爱情。他对贝尔实验室的历史了如指掌:“贝尔实验室对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这里产生过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1997年访美参观贝尔实验室时,他破例在此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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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入伍
大学毕业之后,任正非直接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成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开始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军旅生涯。
周恩来总理勉励他们“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因为没有荒废自己,在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任正非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
但是因为父亲的“政治原因”,使得他多年与应得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他说:“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的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始料未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当时,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而他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所以各种奖励使他一下子成了获奖“暴发户”。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任正非也入了党。一次,部队首长在谈话中说,“任正非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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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裁军
过了两三年,部队开始大裁军,任正非所在的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了。
裁军给任正非和他的家人带来的茫然是可想而知的。他已经习惯了多年的军队生活,虽然物质简朴但不用操心自己的生存问题,离开军队实在是依依不舍。由于任正非本人是部队里的技术骨任正非与家人多年两地分居,这次重新安置倒意外地成了全家团圆的一次机会。
他把两个孩子都带到基地,小儿子还不懂事,看到周围的山区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到处乱跑,可是稍大一点的女儿却说了一句: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听到女儿的话,任正非顿时心情复杂:从军多年,没给孩子多少父爱,实在不希望再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离开军队又依依不舍,割舍不了十几年的生活方式。终于,亲情的选择在心里占了上风。
也许,任正非离开军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女儿的一句话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次安置,决定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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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到南油集团工作
直到1982年以副团级干部身份转业时,他在军队里已经度过了人生最好的14个年头。
38岁的任正非从军队转业到深圳,在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南油集团工作。
转入地方后,任正非才发现,军队里那种淳朴的作风与现实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商品经济大潮中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伎俩,让他一时难以适应。
他淳厚朴实、耿直的秉性也就免不了栽跟头。由于看不惯一些部门领导得过且过的行为,他豪情满怀地给老总立“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然而热情换来的只是冷漠,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瞬间,他的心变得冰凉冰凉的。
老总为了安慰任正非,让他到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正是在那里,40多岁的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冬天”。
由于习惯了部队慷慨与坦诚的环境,对一些商业陷阱毫无防备,任正非做一笔生意被别人骗了,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20世纪80年代末,200万元人民币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内地城市月工资平均不到100元。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在令人羡慕的大国企南油集团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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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第一次创业
此时的任正非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赡养,还要兼顾6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正值所谓“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再、未来尚长的中年之际。那时的任正非对人生的坎坷无比伤感。
20岁创业凭年轻,摸爬滚打全不怕;30岁创业靠实力,先苦后甜打天下;40岁创业则滋味苦涩。
著名企业家邱永汉说:“25—35岁为创业最佳时期,40岁已经相当迟了,40岁以后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任正非开了一个电子公司,但是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收益不大,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
这一系列的不顺直接导致了任正非的家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父母和弟妹们的到来,让家庭矛盾与工作矛盾开始有了纠葛。这段原本圆满的婚姻不得不以解体告终。任正非曾感叹过生活无常,爱情难测,年轻时满腔热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后爱人已经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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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华为
古诗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于是任正非就“偶然”地做起了程控交换机的代理。
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任正非走上了一条下海创业干实事的道路。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公司,取名“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经营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相关的工程承包咨询。
最初两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

华为创办初期,任正非与父母、侄子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生活十分清苦。父母为了省钱,专门买死鱼、死虾吃,等到晚上菜市场快收摊时才出去买菜。
当时是中国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即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共同瓜分了中国市场。
这些交换机价格高昂:欧美厂商的交换机价格一般是每线300~400美元,日本厂商便宜一些,也需180美元。跨国巨头们仰仗着垄断技术,宰起人来毫不手软,赚得盆满钵盈。
当时中国人装一部电话要收初装费5000元,而且还不能及时装上,要排队等几个月乃至一年,要递烟送礼请吃饭才可以加塞装上。而且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制式的交换机互不相通,造成了通信市场的混乱。
身为军人的任正非,看到“七国八制”肆虐中华大地,国人受尽“洋人”的压榨,满腔的怒火顿时迸发出来,决定自己研发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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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散件自行组装交换机
自主研发,人人都想,可是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当时我国邮电部下面好几家国营单位都已在生产34口和48口的单位用小交换机,华为的第一款打着华为品牌的产品叫BH01,这其实是一款从国营单位买散件自行组装的产品。华为公司将散件买回,做包装,写说明书,然后打华为的品牌,再到全国找自己产品的代理商进行销售。华为的第一款产品BH01只是一个24口的用户交换机,属于低端机,这使市场很受限,只能在小型的医院、矿山使用。
而且当时的华为也做不到买断,只能说是华为的BH01和别家的BH01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华为公司销售的第一款自主品牌的产品,就是把其他厂家的BH01宣传单上的厂家地址和品牌一抹,换成华为的,发个传真给客户就完成了。
由于供散件的厂家也自己销售,华为的供货常得不到保障。由于华为公司的服务好,销售价格也低,第一款产品BH01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然而没想到的是,华为买的散件也被断了货源,收了客户的钱,却没有货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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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BH03
此时,任正非意识到,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自主研发,实现自己控制生产,控制产品,否则客户追上门来要货要退款,公司就会面临断流及关门的危险。
1990年,华为开始自己照着BH01的电路和软件,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路设计和软件开发,为了给客户以型号有延续性的印象,这次的型号叫BH03,也是从24口开始做。从客户的角度看,换了个更漂亮的机壳,别的功能差不多,但BH03里面的每块电路板的设计和话务台软件的研发都是华为公司自己做的。
研发程控交换机是一项技术工作,大家夜以继日地作业,设计制作电路板、话务台,焊接电路板,编写软件,调试、修改、再调试。
办公条件艰苦一点没关系,熬一熬就行了,但公司还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产品开发出来了,需要专门的测试设备进行测试,没钱买设备怎么办?
任正非和伙伴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一些土办法代替。技术人员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来测试交换机,用放大镜一个个地检查电路板上成千上万的焊点。遇到交换机的大话务量测试,往往要将所有的人都叫到一起,每人同时拿起两部话机话筒来检验设备的性能。
大家白天测试,晚上开会讨论攻关。设备测好后,在场的人不分工人或是经理,也不分学历是大专或博士,一起动手给设备装箱钉上边角铁,一起搬运装车发货。虽然环境艰难,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怀着勇往直前的干劲。期间有位工程师累得眼角膜脱落,不得不住院手术。
没买测试设备能够省下一笔钱,但华为的现金流依然非常紧张,想借贷又到处碰壁,连刚到账的合同预付款都投入到生产和开发中。各地客户的催货电话、电报、传真不断,每个华为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华为工资不高,也没有补贴和加班费,曾连续6个月发不出工资,不得不以24%的年利息借高利贷来研发产品和给员工发工资,包括任正非在内的股东们不但没有收益,反而要不停地掏空自己的口袋来维持公司运转。
任正非几乎每天都到现场检查生产及开发进度,开会研究面临的困难,分工协调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遇到吃饭时间,任正非和公司领导就在大排档同大家聚餐,由其中职位最高的人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曾经说过:“企业的一把手跟下级员工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发动机跟小发动机的关系,你所带动的不是齿轮,不是螺丝钉。员工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动机,而且能跟你同步。如果能够做到这样,这个企业活力就非常大。”
1991年12月,华为开发出的BH03交换机终于通过了全部的基本功能测试,电话打出接入畅通、音质良好,并通过了邮电部的验收,取得了正式的入网许可证。首批3台价值数十万元的交换机发货出厂。此时公司收到的预付款已经全部用完,账上资金也几乎接近于零,再发不出货就要破产了。
这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胜利,成为华为创业崛起之路上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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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够不跟风
传统中国人做学问最讲究定力,“十年寒窗”,不仅要坐得住,还要能坐得久,唯有如此方能成为一代大师。现代中国之所以不出大师,原因就在于诱惑与浮躁弥漫于整个社会空气之中,整天东张西望,患得患失,浮躁得根本无法让人坐下来。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整天就盯着眼前的钱,看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看着没利可图就一哄而散,这样的企业肯定不会长久。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过三年治理整顿,经济进入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但是火爆的投资、急剧的扩张,使得经济开始“发高烧”。上千亿的资金飞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北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迅速掀起了一场热炒狂潮。
到处在开工,房子还没有盖,甚至还只有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可能赚500元一个平方,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2000元一个平方。那时候甚至国内各省的政府部门都筹集资金到海南来捞一笔,一个人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
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更是不能幸免,上演着另外一种疯狂。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月8日起,百万股民浩浩荡荡进军深圳,在深圳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满怀希望地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8月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秩序井然,风起云涌,越炒越高,一张认购证被翻炒到上千元,结果招致“天下大乱”。8月10日上午,抽签表全部售完。就在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势。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8·10”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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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产BH03交换机
俗话说,观念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在华为诞生后不久,任正非就提出“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的目标,并且逢人就讲。他的愿望是:“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
BH03交换机研制成功,但产品的功能还很单一,使用效果还不清楚。相对于国外产品,也许价格是唯一的优势了。这样的产品投入到市场中是否受欢迎?
产品投放市场后,任正非寝食难安,他的心就像悬在半空一样。不过,用户反馈的结果让任正非终于放下了心,产品性能稳定,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于是,BH03交换机开始批量生产。随着用户群的扩大,产品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基本上供不应求了。
第一款产品照着别人的东西做出来了,而且很受客户的欢迎,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吃BH03的老本?当然不行,这样会黔驴技穷,会坐吃山空。任正非想到的是,应该立即推出第二款、第三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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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人才
虽说要做自己的产品,但华为当时却没有更多的技术力量,于是任正非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广泛邀请教授带着学生到华为参观、访问,寻求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到华为参观,当时郭平刚刚研究生毕业不久,留在学校当老师。年轻有为的郭平,一下子就被任正非身上特有的企业家做大事业的抱负、待人的热情和诚恳所吸引。任正非当即“拿下”郭平,一番激情洋溢的谈话让郭平认为21世纪非华为莫属,恨不得第二天就到华为大展手脚。
任正非立即把郭平留在深圳,让郭平成为华为公司第二款自主产品研发的项目经理。该产品即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是一台机可以带48个用户的新产品。
郭平到华为公司之后,不仅担当起自主研发负责人的工作,而且成为华为公司吸引华中科技大学优秀人才的“猎头”。
郭平把同学郑宝用说动,郑宝用,也是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1989年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没多久。郑宝用来华为后,也立即迷上了华为,就再也没回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也不要了。郑宝用思维敏捷,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郑宝用一开始在郭平的项目组里跟着郭平研发HJD48,成为HJD48的软硬件开发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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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
华为创立之初,任正非就提出以技术立足,独立自主,决不向跨国巨头低头,为此他每年把销售收入的10%投入到研发中,聚集了大批研发人员,顶着负债和破产的压力,他毫不畏惧。就是凭着这股倔强劲,华为的路越走越宽。
郑宝用这位技术天才的到来,一下子提高了华为的技术水平,奠定了华为研发的组织形式。在郑宝用的才华施展下,华为公司很快就推出了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一台机可以带48个用户。HJD48在技术实现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里面一块板可以带8个用户,比华为公司的前两款产品BH01、BH03一块板只能带4始的用户交换机系列产品在1992年给华为带来年总产值超过1亿元,总利税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业绩。

1993年年初,在深圳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华为召开了1992年年终总结大会,任正非双眼饱含深情地环视了一下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哽咽地说了一句“我们终于活下来了”就泪流满面再也说不下去,双手不断地在脸上抹着泪水。
为了纪念“我们活下来了”,任正非还特地到香港定制了100枚金牌,发给在公司最艰难时刻不离不弃、共同努力的100位优秀员工以及香港鸿年公司。
任正非又决定将全部利润投入研制更高容量和更好性能的C&C08交换机,华为正式从一家交换机代理商转向生产商,但新的生死考验仍在等待着华为和任正非。
华为的发展是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正如任正非所说的:“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过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对于任正非来说,他的世界没有第一,他的人生就是永无止境的超越自我、追求成功的奋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