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杠杆率问题。近几年，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加杠杆行为对于居民获得更多资金有帮助，但在现实情境中，居民不可能无限制增加杠杆。加杠杆可能会导致居民的债务成本上升，造成债务累积，可能导致消费降低。
刘哲希和李子昂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居民加杠杆看似可以转移企业的高杠杆，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后发现，加杠杆最终导致企业产出下降，进而压缩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此时，居民的消费率上升，实际上是由于分母可支配收入变小导致。加杠杆还有可能促使居民进行投机活动，容易引起资产泡沫风险，因此当务之急是稳定居民的杠杆率。汪伟等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格局不完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困难。现有的金融所有制结构对于国有企业获得信贷资源有帮助，但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
政府信贷指导政策，导致信贷资源分布倾向于国企，对于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有一定程度的掣肘。这对于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形成很大的融资约束，为面对一些宏观不确定性，中小企业倾向于减少工人雇佣、降低工资报酬，增加企业的利润留存。导致家庭部门获得的劳动收入减少，消费持续低迷，这与作者当时观察到的宏观数据相吻合。
文献中对企业杠杆率的研究较丰富，对于家庭金融研究有可以借鉴之处。王宇伟等发现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攀升的背后是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不单单是企业债务率增加造成。金融资源更多的投放给资产周转率差、增加值率低的企业推动了宏观杠杆率上升。
刘晓光和刘元春将企业的资产回报分为总资产回报和净资产回报，发现企业杠杆率上升对净资产回报率有正向作用，而对总资产回报率没有提升作用。企业短债常用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还增加了流动性风险，对于高杠杆的企业产生的负面问题更加严重。
李科和徐龙炳使用短期融资券的开通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探讨了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实证发现金融发展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公司业绩的提升有帮助，并且在政策实施后，企业的投融资能力均得到改善。从微观机制层面说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陆正飞等用企业实际资产负债率和目标资产负债率的差值作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指标，发现国有企业出现过度负债的可能性更低。
魏玮和陈杰发现杠杆和居民的住房需求呈非线性关系，杠杆率增加对于房价的推动作用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双重的门槛效应。调查统计司年轻干部理论学习第一小组股权融资不发达的情况下，企业部门投资增加时会需要从居民部门获取更多储蓄资金。
随着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企业部门可以获取资金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会提升杠杆率。购房支出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居民储蓄，并且这一趋势在近些年有所加强。
2009年购房支出占居民总储蓄的45.9%，在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9.6%，并且这一比例在2017、2018年仍在上升。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对美国居民测算的比例值在2017年为23.9%。新增住房贷款量持续增加，降低了居民储蓄对其他部门的资金输出。
Baileyetal.研究了购房者对未来房价变化的信念与其抵押贷款杠杆选择之间的关系。悲观的购房者选择高杠杆还是低杠杆取决于他们减少住房市场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对于房价的信念和杠杆的选择存在两种解释，一方面，当家庭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杠杆率把房产投资的收益最大化时，悲观的购房者可能会选择减少杠杆率购买小的房子。
另一方面，当家庭规模等因素确定了理想的房屋规模时，悲观的购房者会通过减少首付来购买同等大小的住房，从而减少了他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风险暴露。为了确定哪种解释能更好地描述数据，Baileyetal通过调查数据研究了美国住房市场中房价信念和抵押贷款杠杆选择之间的横截面关系。
他们利用房价信念中貌似外生的变化证明，悲观的购房者首付更少，选择了更高的杠杆率，特别是在违约成本相对较低的州，以及在房价预计将平均下跌的时期。该研究结果说明了异质信念在解释家庭财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表现为金融抑制，该理论认为金融信贷对于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杠杆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债务-通缩理论，认为债务累积最终会导致经济通缩拖累经济增长、恶化收入分配，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作者研究发现杠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线性的。适宜的杠杆率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高经济增长阶段较高的杠杆率不仅可以迅速提高生产，而且不会引发杠杆率的进一步积累，杠杆率存在阈值，超过一定限度会使得杠杆的作用出现逆转，因此应该动态的眼光看待杠杆率。
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决策。金融素养与居民金融福利密切相关，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话题。OECDINFE对金融素养的定义为，金融素养是进行恰当的金融决策实现个人金融福祉所必要的意识、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的结合。
美国的总统金融素养咨询委员会认为金融素养包括基本的经济和金融知识，以及在一生的金融福祉中运用这些知识和金融技能来有效管理金融资源的能力。Huston将金融素养视为对个人金融相关信息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的测度。
大量学术研究发现，各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偏低，短视与非理性行为大量存在。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不仅我国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亦如此。如Disney&Gathergood在英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库中发现，问卷包含单利、复利和最低还款三个问题，计算答案时需要被调查者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全部答错者占11%，全部答对者只占30%。
Klapperetal发现，俄罗斯作为消费借贷增长较快的国家，被调查者中也只有41%的人能够理解复利，46%的人能够答对关于通货膨胀的简单概念。Lusardi&Tufano用美国的样本发现，只有1/3的人对复利的计算及信用卡的使用细节有一定了解。综合来看，大多数国家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金融素养作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技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VanRooijetal发现大多数人对基本的金融知识有所了解，比如复利、通胀和金钱的时间价值，然而对于更深层次的金融知识所知甚少，比如债券和股票的差异、债券价格和利率的关系、风险分散化程度对投资组合绩效的影响等；
进一步发现金融素养显著影响着金融决策，金融素养低的家庭往往更少参与股票市场。吴卫星和沈涛认为不同年龄段下不同学历的人群的金融认知存在差异，金融知识的普及在低学历的年轻人和高学历的老年人中可能更加有效。
家庭的金融决策优化程度受限于金融素养，在家庭储蓄与消费方面更是如此。金融素养与退休计划有着很强的正向关系，Lusardi&Mitchell发现大多数女性没有明确的退休计划，而具有金融素养高的女性更有可能为长久做打算，并且计划更容易成功。缺乏金融素养的家庭退休后的储蓄往往是不够的，且积累了过多的负债，不善于利用金融创新工具。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性人在工作期间会不断进行储蓄，退休后使用储蓄度过晚年，一生的消费是平滑的。现实中，居民在临近退休前期，会减少其工作及娱乐相关的花费，不断降低自身的杠杆，减少消费贷款并增加流动性储蓄。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显然是出于无奈，说明居民在工作期间并没有积累充足的储蓄来满足以后的退休生活，消费在一生中并不是平滑的。金融素养水平低的家庭为了获取同样的投资收益率承担的风险更多，对不确定性的控制能力较弱。French&McKillop发现资金管理能力对一个家庭财务状况有着明显的影响。
结语
金融市场上信贷产品的借贷形式和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导致金融素养越低的消费者使用的信贷产品成本越高。Lusardi&Tufano明确指出，“你不了解的事可能会伤害你”。据估计，金融理财相关知识缺乏的信用卡持卡人支付的费用比普通持卡人高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