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信贷融资风险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崭新的课题，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对高层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高涨，这使得长久以来存在着的人民群众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面对新时期的这种局面，各级政府、教育管理机构针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一一办学规模，釆取了增招扩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允许高校扩大招生，逐步扩大高校办学规模。
高校扩招、教育事业发展资金不足导致高校普遍向银行贷款是进行高校信贷融资风险研究的关键原因与背景。在高校以扩大招生与扩展办学规模为重要标志的同时，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纷沓而至。
如何满足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成为政府、社会、高校、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特别是“九五”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辅之以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缴费上学制度的实施，高校办学经费总量逐年增加，
多元化筹集资金的高校信贷融资模式业己基本形成。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有力保证了高校的日常性办学支出和有限的专项支出需要。
但由于政府财政拨款的比例逐年减少，而学生学费的收取按国务院规定不能超过学生培养总成本的25%,现存校办产业又不能成为高等院校的主要经济来源，高校基本建设经费供需矛盾持续加剧，扩大办学规模所需的设备急需增加，巨额的扩校费用既不能来自学生缴费，也不是来自政府投资，而基本上是来自贷款。
教育经费不足导致公办高校贷款的情况十分普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耶大光在《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致在2000亿左右，有的高校能够贷到10几个亿甚至20个亿出来。
银行贷款资金对高校而言是一种负债，必须按贷款合同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因此，高校使用贷款资金是存在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的。
但学校由于长期使用国家财政拨款，习惯无偿使用资金，对银行贷款资金的有偿性认识不清，缺乏资金成本概念和财务风险意识，在筹集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资金时过度信赖银行贷款，在高校贷款决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非理性化倾向。几乎没有一所高校在贷款时，会想到还贷能力以及潜在风险，普遍怀有学校贷款、政府“买单”的想法。
高校贷款筹资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高校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将引发学校财务危机，影响学校教职工福利待遇和正常的办学经费，造成人才流失，使高校陷入办学困难的境地。同时，高校信誉受到损害，将可能承担失去银行信用的风险。上述两种情形会造成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误事、误校、误学生，最终真正耽误学校的“长远发展”。
在高校信贷融资活动中，承担风险的主体除了高校外，还包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个人、家庭以及向高校和受教育者发放贷款的银行。对单个的投资于高等教育的个人和家庭而言，其风险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风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已经不能保证个人的稳定就业和教育投资收益的充分实现。
对银行而言，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高校向银行贷款不能及时按期付息，以及不能按贷款合同偿还本金；其二，在银行执行国家助学贷款计划中，部分学生因就业形势严峻、未能及时就业，无力偿还贷款，或有少数学生恶意逃避银行债务，这些无意或有意的失信行为致使银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
由于银行面临的风险直接或间接地都与高校贷款风险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重点研究高校贷款风险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这两个方面风险的防范和监控也能够有效地化解银行所面临的风险。
高校信贷融资风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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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高校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对高校贷款负债性质、贷款风险特征、风险隐患和风险后果的分析有助于加深高校领导对贷款风险的认识，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使各高校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浙政绩观，正确处理好眼前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实际经济承受能力的关系，对杜绝脱离实际大搞建设形成债务风险这一风气的形成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为政府相关部门做出贷款审批决策和高校科学合理控制贷款规模，提供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理论指导和有益借鉴。通过建立高校贷款风险模糊评价模型，对贷款风险进行数学分析，定量地测算岀风险级别和风险出现的概率。各高校可参照模糊评价模型的思路和方法，研究确定合理的贷款控制规模，随时掌握和了解自身的财务风险状况；各主管部门可根据各高校的贷款风险指数做出贷款审批决策，或及时发岀预警通知，要求相关高校调整建设规划，停止贷款。
有利于进一步强化高校、政府主管部门和银行对高校贷款的风险监管。高校贷款风险的客观存在，要求在从各主管部门的贷款审批到偿还贷款结束这一过程防范和化解贷款风险的途径。
有利于降低髙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针对当前人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热情高涨，文章提出高等教育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本风险投资，警示我们不能盲目投资高等教育，指出降低这种风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文章对人力资本风险投资的分析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了参考意见，并就如何降低该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国内外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短短十几年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与知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实施“科技立国”战略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因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事实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都必须以充足的资金投入为依托，诚如美国教育行政专家罗森庭格所言“学校经费如同教育活动的脊椎”，没有足够的经费，高等教育发展就得不到最根本的物质保证。
国外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扩展高等教育信贷融资来源方面也有过多年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相当成效。国外关于高校信贷融资的研究也比我国成熟。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信贷融资实践，对我国高校拓展信贷融资渠道、完善信贷融资方式，解决经费短缺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国外的研究中，高校信贷融资也称之为教育融资。比如指出，美国很多州的教育融资系统混乱不清，因为很多州利用当地、州及联邦的税来支持教育。但是州和联邦的税收帮助难以解决贫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结果导致富裕地区可以收取较少的税却提供更好的教育。
因此,提出教育应当当地化，以此来解决信贷融资不均的问题。就20个联邦大学图书馆向世界银行融资12亿美元在可行性方面做了一个重要的评估。
在社会经济影响之下，信贷是一种很盛行的融资方式，贷款的实施对图书馆在运行方式的选择、书籍承购和教职员训练方面有促进作用。然而在贷款中，官僚问题很突出，尽管学校从贷款中可以获利，但是学校的还款能力很令银行担忧。在大学教育费用和信贷融资方面提出了关键政策问题模型。
在这个模型之下，他通过回顾政府政策及现有的成本分摊机制，运用Kenyan数据，在宏微观角度下研究了适当的政策费用和贷款的模仿计划，并呼吁政策改革支持大学的良性信贷融资。文章提到，公立学校融资关注的不是成本，而是期望融资多少。他认为教育融资很难设定一个标准线，即使是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经济学家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回提倡学校融资改革和义务融资联邦制。
他以加利福尼亚当地公立学校的融资转变为州公立学校融资为现象进行研究。在学生父母对公立学校义务融资的贡献中，他提出一个部分合作模型。在合理的条件下，这个模型可以预测学校越大，每个学生父母的贡献越小。文中他利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作为研究数据来估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岀的结论是随着学校的规模增大，每个学生父母的贡献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很慢。
以亚洲数家发展银行的发展为例以及总结其他资料，详细阐述了教育费用和信贷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试图详细扩展他的研究项目，可是这些项目具有很强的政策敏感性，不宜深入研究。另外，他指出跨国比较在教育领域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以美国20世纪末期都市学校的融资作为研究对象，提岀不但要关注都市学校周围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环境，还要关注都市学校融资是否公平、融资是否充足，并提出要釆取政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近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而同期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却明显不足，办学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最主要瓶颈。如何筹措足够的资金以满足高校办学经费不断增长的需要，是“十一五”期间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融资进行研究。王冲、叶子荣分析了高等教育投资与公共财政的关系，通过对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财政性拨款与财政外资金情况的统计，说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的财政性拨款部分比例逐年减少，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于其他渠道的越来越多。特别是高校扩招后，这一比例迅速降至50%以下。
黄维在《论高等教育投资模式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把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当前已形成社会投资、学费占主角、财政拨款沦为配角的投资多元化。洪家祥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现状，指出政府财政性教育拨款及学杂费收入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实现大幅度增长，通过分析高校内部资源使用效率，提出了提高高等教育投资效益的相关建议。
刘希宋等建立了模糊综合评估模型，对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五化”模式，为高等教育投资和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有效的决策借鉴。唐兴华胸在《对我国高等教育融资政策的若干思考》这篇文章中对目前高等教育融资如何进行政策监管和规范提出了相关对策。
总之，高校向银行贷款发展和壮大教育事业，是一种暂时的、阶段性策略，并不是高校赖以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战略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