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为达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釆取的手段。这种工具是具体的、有能动性的，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货币供应量等中介目标。因此，这种工具在实际运用中的效果如何，将对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产生重大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效力的发挥也产生了影响，但就各货币政策工具来说这一影响并不一致。我国可以针对这一情况调整现阶段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期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下面就现阶段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削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力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效力的作用机理如下，各家商业银行首先要吸收社会存款，然后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规定的比例上交给中央银行。
对于各家商业银行来说，每收一笔存款，其可贷资金都会因为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原因而成比例减少，这就造就了存款准备金率巨大的效力，它的调整可以引起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成倍的扩张或者收缩。对于过去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社会融资结构而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效力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首先，过去的民众没有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商业银行聚集了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资金，形成了存款。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缴的存款准备金的额度也十分巨大，可以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了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资金。其发挥范围之广，影响效力之大其它货币政策工具绝难与之匹敌。
其次，对过去的企业来说，商业银行几乎是唯一的融资渠道。大企业依赖商业银行贷款经营发展，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商业银行贷款，长期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商业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长期保持在90%以上，就如同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中所揭示的那样。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贷款强力影响着社会投资，进而强力影响着经济发展。
那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意义就十分巨大了，一点微小的变化就能引起可以发放贷款数量巨大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则可贷资金量减少，社会投资萎缩，经济增长放缓。反之，社会投资扩大，经济快速增长。可见在以银行为主导的社会融资结构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用力是十分强的。
然而，现阶段社会融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02年以来，银行贷款融资方式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其它非银行贷款融资方式比重显著上升，以银行为主导的社会融资结构已经开始向多元化融资方式共同发展的市场导向型社会融资结构转变。
相应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力也受到了影响，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被明显削弱了，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就商业银行存款方面而言，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出现，银行存款利率受限长期保持较低的水平，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货币艇值加剧等等因素，人们越来越多的倾向于把钱从存款中提出来，投向其它的投资领域。
存款的分流导致商业银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聚集社会上绝大部分的资金，从而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控制的资金范围出现了明显的缩水，这也就意味着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力的影响减弱了。其次，就贷款方面而言，存款减少意味着贷款减少，贷款的减少意味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所能影响的贷款数额减少了。
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自然就减弱了，进而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力也随之削弱。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张，这种影响力的减弱会越加明显。除此之外，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使得企业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化，企业可以找到除银行贷款外越来越多的融资方式，这也意味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会被抵消。
当中央银行想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抑制经济过热时，在过去没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的情况下，企业会明显感觉到贷款困难、资金紧张，进而自觉的收缩生产规模，货币政策效果显著。然而现阶段，企业却可以找到各种其它的融资方式，如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它们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融得资金，继续投入生产。这就造成了一方面贷款在收缩，另一方面其它融资方式大力放款，经济过热得不到抑制，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了。总之，现阶段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削弱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力。
二、减弱了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的效力
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所以考察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可以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考量。首先，一直以来在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被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都处于很被动的位置，只有当各家商业银行需要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或贴现时，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才能被使用。
也就是说这两个货币政策工具发挥效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依赖程度。如果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依赖程度大，则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的作用力就较大。反之，这两个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就较弱。
在过去我国货币市场规模小，货币市场工具少，最重要的是交易并不活跃，这些因素导致了商业银行获取负债的能力和资产变现能力较弱，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补给就不得不依赖于中央银行。因此，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能较好的影响货币政策目标。
而现阶段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后，企业的融资方式越发多元化，货币市场工具也不断增加，如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等。更重要的是货币市场规模显著扩大，交易非常活跃，例如商业银行积极发行银行承兑汇票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市场的繁荣，这些因素都增强了商业银行的资产变现能力与获取负债的能力。
当银行发生流动性不足时，其寻求融资的途径大大拓宽了，商业银行将不再过分依赖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或者贴现了，再贴现政策与再贷款政策效力的下降成为必然。其次，在以银行为主导的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掌握社会上大部分的资金。企业过分依赖于银行的贷款来生产经营，这时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就几乎等于社会的流动性。
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只要控制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再贴现率提高，则商业银行流动性趋紧，社会投资放缓，经济过热得到抑制。反之，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实体经济获得大量资金，投资扩张，经济加速增长。
然而，自2002年社会融资结构加速转变以来，商业银行存款分流明显，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快速下降，商业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已经不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了。就算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紧张导致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困难，它们仍可以选择其它的方式进行融资。
这也意味着当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通过提高贴现率的方式减少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而减少货币供应量时，其它融资渠道会大量放款给企业，从而又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这两项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就被抵消了。总之，社会融资结构变化会减弱再贷款政策与再贴现政策效力。
三、强化了公开市场操作的效力
在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效力也增强了。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融资结构变化的背后是各种融资工具的不断涌现，债券市场的长足发展，这为央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大量可以买卖的工具。
与此同时，交易形式也得到了创新，交易规模和市场活跃度不断得到提升，央行可以以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更加便利的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了。其次，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扩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范围。
在过去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社会融资结构中，市场利率控制严格，融资工具也比较稀少。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在债券市场主要能影响到的也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在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社会融资结构下其影响力明显不如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再贴现业务政策，我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数次公开市场操作收效甚微就可以证明这点。
而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改变，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其它融资方式比重大幅上升，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企业从其它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成本对社会投资的影响力也逐渐凸显。同时由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证券流动性都较好，其利率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市场上的基准利率，其它证券收益率和价格的形成也以此为参照。
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种其它证券的收益率对基准利率的波动越来越敏感，且其它证券收益率的变化在新的社会融资结构下也确实影响到了投资与产出，这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发挥了某种“告示效应”，其影响范围从银行系统扩大到了整个金融体系。因此，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强化了公开市场操作的效力。
四、总结
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对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货币政策一般经过政策工具、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完成一个调控过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初始阶段，在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