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者面临的挑战
阅读者的上述诸多变化，必然对研究者及其内容带来相应的变化。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在新时代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研究机构由传统的物理藏书优势地位逐步变化为数字存储的劣势地位。国际数据公司定义了大数据的四大特征：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或者低密度的数据价值。[1]仅从海量的数据规模来看，全球IP流量达到1EB所需的时间，在2001年需要1年，在2013年仅需1天，到2016年仅需半天。全球新产生的数据年增40%，全球信息总量每两年就可翻番。[2]
在大数据的冲击下，研究机构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基础设施能否与时俱进，提供与大数据相匹配的大规模分布式的计算机集群，[3]特别是与日俱增的存储能力的提升。同样，图书情报机构要思考如何从过去的纸质图书期刊报纸的存储优势，扩展到保持大数据存储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图书馆已经不能简单地按照藏书量大小来说明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要兼顾其数据存储能力是TB级还是PB级。[4]而我们国内各研究机构图书馆的存储能力大多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根本没有把存储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来看待。
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在于：研究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能否跟随信息社会的潮流？研究者不能仅仅作为旁观者，他或者她能否与时俱进，打破常规？研究者能否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对策？而信息化给研究者的研究带来双重效应：“积极效应”在于：研究者真正实现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可以快速地了解各种信息，及时地、全天候、跨疆域地进行信息交流；“消极效应”在于：研究者面临着海量的信息，根本无法做到“通晓天下”。换言之，研究者面临着众多困惑——如何处理海量数据？如何过滤多余的信息？如何快速地挖掘数据？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如何针对80后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一代”进行思想教育？如何传承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外来敌对势力对我的意识渗透？
正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国内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主体都发生了巨大的裂变，我们归纳出哲学社会科学有如下特点：
1.知识：在农业社会，知识往往体现为经验，经常的表现形式是“我爷爷说”、“我奶奶说”等等，典型的电影代表是《红高粱》的开场白。而这种知识的积累是非常缓慢的，而且知识的传播是点对点，常见的是“传男不传女”，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进入工业社会，人类通过科学规律的发现来积累知识，通过教育机构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加上新闻传媒的兴起，报纸、电台、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幅度扩大了信息与知识的传播范围。而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的产生规律与传播规律都发生了变化，难以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特别是，许多工业社会所形成的规律在信息社会面临着失效，比如，西方经济学最经典的“边际收入递减规律”，而我们在信息领域却面临着“边际收入递增规律”。再比如，传统的“二八定律”被“长尾理论”所颠覆。
2.知识体系：农业社会的知识体系是“点点滴滴”逐步连成“线条”，而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可以表述为“块状结构”，它以某个学科领域来确立各自的定位，而信息社会的知识体系呈现为“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发散现象，表面上看毫不相关的知识或者事物，但是会在某个节点上相连接，结果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集大成者就是以逻辑思维为代表的碎片化知识传播者，在2019年新年的论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论。
3.知识占有程度：一般而言，农村社会对于知识的占有程度基本上是独享的，而到了工业社会，更多地强调知识产权的所有与保护，随着共享经济的出现，知识占有程度逐步转变为分享乃至完全共享。这也对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4.知识传播途径：在农业社会，知识传播途径基本上是靠口述，其精准性并不高。到了工业社会，书本和大众媒体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知识传播有据可查，更加可靠。进入信息社会，知识通过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快速地传播。在农业社会的封闭环境下，知识的传播速度较慢，知识复制成本很高，但在信息社会的互联互通的环境下，所有互联网用户不仅仅是知识的受众，而且是知识系统的贡献者，这样，就形成庞大的动态知识库，并且可以低成本复制与快速传播，进而使的所有互联网用户都能分享这些知识，创造更多新知识。
5.知识传播范围：农业社会受制于的交通工具，靠人走路与马车，所以，人们的生活与交往地理范围非常有限，尽管有个别特例，但总体而言，靠口口相传的知识传播范围必然非常有限。随着汽车进入个人家庭，铁路、轮船、火车与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工业社会的人们交往半径大大地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也更加便捷、范围更广。而互联网的引入与普及，信息社会的知识可以无疆界地传播，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提升，则使得知识传播更加便捷。
6.系统开放程度：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这个封闭系统逐步被打破，过渡到一个由封闭到半封闭、半开放的系统，而从工业社会再次过渡到信息社会——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系统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必须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变革，特别要避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这一点对于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而言，显得尤为重要，知识分子千万不要抱守残缺，总是以过去的思维、历史的知识积淀和传统的价值评价来审视信息社会的新生事物。
7.政府控制程度：在农业社会，在封闭的区域和环境下，政府可以依靠强势政府力量来控制社会运行，保持其农耕效率。到了工业社会这种政府的控制力逐步下降，市场的力量更多地发挥作用，民主的力量与政府控制的力量趋于平衡，政府逐步过渡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进入信息社会，政府已经陷入了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之中，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而共享、互联等倡导是扁平化管理，区块链则鼓励“去中心化”，这与政府要集中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是存在很大冲突的。特别是，政府管理要依靠大数据进行动态管理，然而，目前，大数据主要掌控在平台公司、信息技术大公司手中，政府掌控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少，要做到全程监管、无缝控制已经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
8.政府控制成本：如上所述，在农业社会，要控制一个有限的区域和相对明确的管理对象，政府投入的资金与人力相对比较低，随着工业化的到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的控制成本越来越高。而到了信息社会，这种控制成本达到了人们难以理解的高度。而且，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与人力，政府仍然感觉到“千疮百孔”，监管“漏洞”到处都是。
9.社会组织：农业社会主要依靠血缘、族群等维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很少，处于松散和不健全的状况，而到了工业社会中，各种利益群体出现，社会组织也开始增多，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法律法规也逐步健全。而在信息社会，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推广，网络结社日益增多。在社交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虚拟组织的发起人，比如通过微信建立某个朋友圈，因为彼此都是朋友，为了某个兴趣、话题而形成熟人群体，这种社会组织的成员的忠诚度比较高，影响力也比较大。
[1]荆林波：“大数据的由来与作为”，《财经智库》，2018年第4期
[2]国际数据公司：《数字宇宙2020年》，2012年报告。2011年全球数据总量已达到1.87ZB，如果把这些数据刻成DVD，排起来的长度相当于从地球到月亮之间一个来回的距离，并且数据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飞快增长。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35～40ZB，10年间将增长20倍以上。
[3]樊伟红等：《图书馆需要怎样的“大数据”》，《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11期
[4]荆林波、马源、冯永晟、周亚敏:《ICT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最优政策工具》，《经济研究》2013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