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最早由希尔和汉森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指的是家庭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消亡的过程，一般包括家庭的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
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莫迪利安尼、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伦伯格和A.安东于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其发展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凯恩斯认为居民消费支出是由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的，而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理性人为追求一生总效用最大化,会选择在一生中平滑消费以维持平稳的生活水平。
个人消费不会随着现期收入的改变而有大幅改变，而是会根据一生收入和财富总量来安排不同时期的消费支出，因此，消费者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消费相对较平稳。而与之相比,收入波动较大。收入会随着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职业发展状况而发生改变。
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在中青年阶段收入水平不断增加,5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减少,60岁退休以后,由于劳动收入减少,其可支配收入会大幅下降。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人收入总体上呈"倒U型"变动趋势。消费者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收入和消费的不同变动状况决定了其在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的储蓄行为。
由于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消费水平相对较平稳，青年阶段的消费水平往往会高于收入水平,出现负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收入高于消费,拥有较大的结余,这些结余会用于弥补青年阶段的负债并且为老年阶段进行养老储蓄。
老年阶段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后,消费会大于收入,消费支出很大部分来自中年阶段的储蓄,因此储蓄减少。此外,储蓄可看作是总财富的变化量,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也暗含了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总财富的变化情况,即随着年龄的增加,消费者总财富先逐渐增加,到退休年龄后会逐渐降低。
由于我国居民有较强的遗赠动机,一般情况下,财富最终不会降为零。由此可见,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收入、财富、消费等不同,这均会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
Bakshi&Chen认为不同年龄阶段个体的资产选择偏好不同,20-40岁的年轻人主要投资于住房,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年人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居民风险厌恶程度不断提高,老年人逐渐开始进行养老储蓄,多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等低风险资产。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提到的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特征也可以看作家庭中不同年龄阶段成员的经济行为特征。其中，家庭中年人口的收入大于消费，对家庭储蓄有正向影响;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收入水平较低或没有收入,消费大于收入,对家庭储蓄有负向影响。
家庭从形成到成长、成熟再到衰亡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家庭人口规模变动情况,更体现了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因此,家庭的收入、消费和财富水平会相应发生改变,这均会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重要影响。
年龄效应理论。年龄效应理论由Tobin、Merton和Samuelson在完全市场和理性人假设下提出,他们通过多期的跨期资产定价模型,得出个体的投资决策行为受时间影响而不受年龄影响,并且随着投资时间跨度延长,个体投资决策行为受时间的影响逐渐减小。
Samuelson假设不存在劳动收入、资产回报满足独立同分布、效用函数是CRRA形式、市场是完全的等。得出的主要结论有:首先，个人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均会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第二,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的,在没有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个人投资于风险资产的份额不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改变。
因此,投资组合不会呈现出生命周期特征。然而,这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首先,所有年龄段的人对股市的参与都是有限的,即存在"股市有限参与之谜",而且往往遵循一个"驼峰型"生命周期模式，第二,投资于股票的份额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很小。
年龄效应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投资决策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该理论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效应理论成立的假设过于严苛，与现实状况不符。比如,现实中存在信息不完全、垄断等因素使完全市场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该理论忽略了很多其他居民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
当放松假设条件时,改变年龄变量或者是随年龄而改变的其他变量,都会影响到居民资产配置决策。比如,如果效用函数不再是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则财富水平会影响资产组合。因为财富水平会随着年龄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年龄的变化会间接影响资产配置决策。
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由Samuelson提出，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家庭中孩子数量与储蓄的关系。家庭对子女的抚育支出不仅仅是家庭一项消费支出,更是对未来生活保障的一种投资。人们为应对年老时劳动能力丧失无收入来源或者是退休后收入水平的大幅降低,多会在劳动年龄阶段为养老进行一定储蓄。
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和我国现实存在的比较强的代际扶持现状，使子女对养老储蓄产生一定的替代。子女数量的增多意味着老年生活有一定保障,家庭会减少对未来的养老储蓄。因此，子女数量增多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不仅仅是源于子女生活、教育等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还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了消费率。
萨缪尔森还提出了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质量存在替代关系，子女数量较少的家庭的子女消费支出不一定会小于子女数量多的家庭,因为子女数量少的家庭会试图提高子女质量来保障未来生活,因此会增加对子女的投资。
家庭储蓄需求模型表明了子女数量与家庭储蓄具有替代关系。考虑到储蓄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房产、金融资产、实物资产等,不同形式的储蓄具有不同特征,因此,子女数量可能会对不同形式的储蓄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子女数量不同导致的家庭年龄结构不同也可能会影响家庭资产配置。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
。有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不同资产需求和资产结构的影响。其中Erbetal发现,老年人口比例增大不利于股价的上涨".Poterba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提出老年人口为消耗储蓄的群体,会售出金融资产以平滑消费。因此,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大会降低金融资产价格。
而Neuberger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研究表明,老龄化造成的资本流动的增减将被股票发行量的增减所平衡,因此对资本价格和回报率几乎没有影响。与人口老龄化加剧密切相关的是养老金改革，有些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养老金增加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在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层面，已有研究表明养老基金的增长多伴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带来了私人和公共债券股票价格的上涨。就资产价格而言,养老基金的增长伴随着股息收益率的下降和市净率的上升，以及股票价格波动性的降低，意味着资产投资成本的下降。
此外,王宏扬和樊纲治基于200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保险市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得出，抚养比升高会提高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人身保险市场需求，而对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另有的学者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
其中Davis基于72个国家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与股市,老龄化有利于债券市场发展,同时,会减少私人储蓄和外部余额"；余静文和姚翔晨利用跨国数据,从宏观层面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程度与股票市值和私人信贷比重呈负相关关系。易祯和朱超基于多国宏观数据分析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和经济体平均年龄的增加均会使金融风险厌恶增大。
有些学者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李丽芳等利用我国家庭微观数据实证得出,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大会使家庭增持存款,减持风险性资产。李婧、许晨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老年人口对家庭"预防性储蓄"效应更显著,强烈的代际财产继承动机使家庭增加房产投资。
王聪等区分了人口老龄化对不同地区家庭资产配置的异质性影响。其认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升高，会使家庭增持银行存款和房产，并且，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房产投资增加的边际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而在东部地区较明显。此外，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升高对家庭的股票、基金投资有负向影响。
结语
并且，该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樊纲治和王宏扬分析了家庭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提高会抑制家庭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另有部分学者分析了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产选择决策的影响。余静文和姚翔晨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得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