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献综述。家庭金融的概念由Campbell在美国金融学年会上首次提出，掀起了国外对家庭金融研究的风潮，实际上，国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要更早。
经典投资理论Markowitz认为家庭会根据资产的收益情况与自身的风险偏好做出投资选择，但与年龄和财富无关，这和现实不一致。后来，专家学者尝试加入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除风险偏好外，家庭财富、年龄、教育程度、住房投资、健康状况等因素均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Guisoetal.利用1991年意大利家庭收入与财富调查数据，证实了收入风险会显著降低金融资产持有比例。GuisoandJappelli利用意大利银行1989-1998年家庭收入与财富调查数据，研究意大利的家庭风险资产配置。
结果发现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随着年龄的上升呈现凹型，随着财富增加和教育程度提高而上升，背景风险的高低也会影响家庭对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oBertautandStarr-McCluer利用美国SCF过去15年的调查数据，认为家庭的投资组合选择与年龄、财产、收入风险、入市成本和信息成本均有显著的关系。
JoaoF.Cocco表明拥有住房投资、年轻人和贫穷家庭都会受到财富限制使得风险资产投资被挤占，因此我们得知住房投资、年龄和财富都会限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RosenandWu利用美国HRS数据发现健康状况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健康状况差的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较小。
Edwards发现个人健康状况会通过风险厌恶路径促使个人降低风险资产持有。CardakandWilkins使用澳大利亚家庭数据，研究发现由收入不确定性和健康风险构成的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影响较大。此外，信贷约束和风险偏好也如预期对资产配置产生一定影响，自有住房会导致居民持有高风险资产。
医疗保险对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方面，AtellaV,F.C.Rosati,M.Rossi主要从意大利居民收入和健康开销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分析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由于公共卫生保健政策发生变化，家庭需要自费支付医疗费用中较大份额，因此增加预防性储蓄。
BerkowitzandQiu发现拥有医疗保险的居民家庭比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更有可能持有风险资产，但是并不显著，而且影响路径是间接的，医疗保险是通过降低健康状况风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
其不足之处在于文章利用美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调查面向群体年龄范围为51-69岁，具有局限性。GormleyT,LiuH,ZhouG同样利用HRS数据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对家庭参与股市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医疗保险在家庭投资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
国内文献综述。国内首先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整体分析。何兴强、史卫、周开国证实了背景风险对居民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显著，背景风险越高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越低。
健康状况和社会保障方面，雷晓燕和周月刚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除了地区和经济学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外，健康状况也会影响风险资产的持有，健康状况下降会导致家庭偏好安全性较高的资产。
吴卫星、荣苹果和徐芋研究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会显著影响参与风险金融资产市场的决定，但是会影响风险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宗庆庆、刘冲和周亚虹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偏好，且这一结果在控制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和风险态度后仍然稳健。同时，农村地区家庭资产配置受养老保险影响较小。
随着金融体系的健全，金融环境对资产配置影响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尹志超、宋全云和吴雨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风险资产的持有偏好。尹志超、吴雨和甘犁研究发现金融可得性的提高会降低民间的借贷支出，促使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并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同时对非正规市场的参与有抑制作用，这一结果对农村和中西部等相对落后的地区边际影响更大。
段军山和崔蒙雪（运用CHFS发现信贷约束会增加家庭风险厌恶程度，降低风险资产的持有概率和持有量。吕学梁和吴卫星进一步补充了不同渠道的信贷约束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银行影响最大，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能够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路晓蒙、尹志超和张渝发现，房屋贷款具有挤出效应，同时也存在着财富效应，正规贷款会促进家庭持有风险资产。
后续研究主要对某些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详细研究和佐证。蓝嘉俊、杜鹏程和吴泓苇将家庭人口结构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机制进行拆分，成年个体进行选择时，家庭内少儿人口比例上升会提高风险资产比重，老年人口比例则相反。金梦媛和杨杰同样证实家庭持有房产会挤出家庭风险资产投资。
国内医疗保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起步较晚。周钦、袁燕和臧文斌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覆盖下的家庭会减少预防性储蓄量，从而调整资产结构。家庭通过参保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后，城市家庭偏好风险资产，而农村家庭更偏好生产性固定资产。同时，文章提出医疗保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非只是通过健康途径传导，因果关系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吴庆跃和周钦对医疗保险的种类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城镇职工医保家庭比新农合和城居保家庭拥有更高的风险资产偏好。它一方面会使家庭风险抵抗能力增加，另一方面会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使得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arkowitz在他的学术论文《资产选择：有效的多样化》中，创立了均值方差模型，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组合和选择问题。这种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决定了他把财富的多大比例放到风险资产组合上，从而通过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但是，均值方差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会受到诸多条件限制，需要大量的参数支持，文章也没有引入与投资者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年龄、财富、住房投资等，在投资实践中缺乏应用价值。
Sharpe提出单指数模型，需要参数较少，降低了均值方差模型的运用门槛。Sharpe认为股票价格受共同因素作用涨跌，确定股票和市场年收益的关系就可以简化均值方差模型。Sharpe、Lintner、Mossin进一步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要解释了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风险资产的关系，被广泛应用在投资决策中。
CAPM指出市场中存在两种风险，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不会因分散投资而消除，而非系统风险可以消除。投资者通过预期收益率与标准差寻找资产组合，市场对非系统风险不予补偿，承担更高的风险才能获得风险溢价补偿。
Ross提出套利定价理论，相比于CAPM其假定较弱，仅要求投资者收益最大化，该理论认为资产的收益率与诸多因素相关，风险只是其中一环。但是该理论未指明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生命周期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由Modigliani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认为理性的消费者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时，能够根据自己一生的收入来安排储蓄和消费，使生命中各个时期的消费平稳，让自己一生的消费支出等于一生得到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之和。生命周期假说尤为强调储蓄的动机和重要性，认为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年迈退休后的生活。
依据生命周期假说，人们会根据预期寿命安排消费和储蓄，配置资产，规避风险。年龄和健康状况会对资产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在国外研究中有一定的证实，国内早期研究并没有发现生命周期效应，随着数据时效性的增强，这一理论也得以应证。
综上文所述，家庭在面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时，医疗保险、背景风险变量、风险态度、家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城乡户口和区域分布都会对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医疗保险可以帮助家庭分散风险，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调整资产结构；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可能会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收入效应降低。
两方面同时作用下具体影响对于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应当是不同的，具体有待考证。由于医疗保险的属性，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参保人会平滑安排消费，商业医疗保险由于保费较高，居民对当期消费可能比较敏感，导致最终作用结果与社会医疗保险不同。
结语
此外，家庭之间普遍存在异质性，如城乡户口、区域分布、风险态度等，都会导致医疗保险具体作用于家庭时影响程度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