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绿色金融将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绿色资本在金融市场的中介桥梁下实现了绿色资金的有效配置,逐步使得绿色产业产生规模效应,并带动其他产业的生态化转型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的直接效应是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发展,即污染产业逐步被绿色产业所取代。绿色金融是金融和环境保护部门之间的纽带。绿色金融的目的是将资金流向绿色环保产业,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在绿色金融作用下,足够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有效降低了绿色产业的借贷成本,为绿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和规模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资金向绿色环保产业的流动,一方面鼓励企业重视生产中的绿色环保,另一方面引导消费者塑造绿色消费理念,继而促进绿色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同时,绿色金融抑制了污染企业的融资规模,对污染企业存在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金融机构设置绿色金融的发放门槛,将企业的环境守法情况作为资金投放的重要条件,严格限制两高企业的贷款发放。绿色金融加大了污染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效抑制了污染型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产业结构“过重”的窘境,为产业结构向低能耗和低污染的生态化方向过渡提供了大力支持。
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发展将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限制污染型产业发展是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的出发点。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和低产出是现有污染型产业所具有的通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持续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即污染型产业占比越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越缓慢。
污染型产业决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和程度,污染型产业会产生大量废水,废烟,废渣和其他污染物,从而降低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绿色产业为环境污染的预防、生态保护和再生、满足人们的环境需求、有效合理配置资源以及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创造商品和服务。绿色产业是具有高科技特征和巨大创新空间的战略性发展行业。因此,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发展能够显著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绿色金融首先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而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按照波特假说,短期内绿色金融会抑制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长期内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而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相关,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资金储备不仅受企业的融资活动所决定,而且直接作用于创新活动,影响其持续性,绿色技术创新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传统的污染产业自身创新效率不足。
如果任由污染型产业的不断发展,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对技术进步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而绿色金融会驱动污染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绿色融资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
按照波特假说,短期内,绿色金融的惩罚性措施,导致污染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当进行绿色技术变革的收益无法满足,企业难以有足够的动力进行生产与治污技术革新,这将挤占企业对部门的科研投入,削弱企业的创新研发力度。
但从长期看,绿色金融的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技术投资与环境管理活动存在倒逼作用。为了获取投资满足企业长远发展需求,企业必须进行环境友好型生产,不得不增加对部门的科研投入,改良并创新绿色生产技术,减少污染排放量,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因此,从长期看,绿色金融将倒逼污染型企业创新绿色生产技术,提高污染产业的生产效率。
一般而言,创新活动具有价值增值效应,技术创新会导致新的生产工艺和生产工具的出现,以此抵消由环境规制产生的较高的生产成本。

而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呈现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按照范丹、孙晓婷的观点:一般来说,绿色技术创新最初将表现出诸如高成本,低利润和长周期等特征,因此,初始的绿色技术创新并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并且会对其他类型的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另一方面,从长期的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减少污染排放,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
陈艳春等以绿色发明专利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对中国1991-2010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发现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U”型关系。韩伯棠等以OECD国家绿色技术专利为数据源,同样得出绿色技术与经济增长呈“U”型曲线。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是正向关系。何小刚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全行业TFP的增长率,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同时提高产品清洁度和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袁润松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绿色技术创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王健秋以产业科技研发水平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最终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上述研究对我们考察绿色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他们的研究结论之所以呈现上述差异,原因除核心变量绿色技术进步的指标选取不同、样本数据所处的时间区间不同、实证分析工具不同以外,尤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并未区分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包括能源效率导向型和环境绩效导向型两类。
能源效率导向型绿色技术创新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在相同产出下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能源节约的作用,在同样的要素投入下提高了增长效率,促进了产业增长。而环境绩效导向型绿色技术创新注重改变污染排放,在相同的产出下注重排放量的降低,并未关注产出效率的提高。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效果也将随着规模效益形成与发展而呈现时间差异。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当前,我国经济仍以工业发展为主,区域间与产业间实施绿色金融政策的力度存在不平衡,各地区间由于环境规制、生态条件、经济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尽管绿色金融政策已出台多年,但仍有一些地区和金融机构对于执行绿色金融政策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因而导致绿色金融对区域间的影响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性。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凭借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区位优势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尤其在绿色发展理念盛行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污染产业向节能环保产业转型,因而吸引了大量绿色资金的流入,增强了经济增长动力。
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远不及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较为缓慢,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稍显不足。

另外,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工具在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作为企业的间接融资工具,通过利率优惠、额度限制等方式支持环保企业而抑制重污染企业的发展。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作为企业的直接融资工具,具有融资成本低、融资期限长等优点,被企业所青睐。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绿色金融工具种类繁多,企业主要以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证券类直接融资方式为主,因此,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带动;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绿色金融工具种类较为单一,企业主要通过绿色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获得绿色资金,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拉动。
此外,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各地区对环保产业及环保项目的发展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较为缓慢;同时,各地区为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往往会将部分绿色技术创新经费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这会削弱地区绿色创新研发力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
结语
因此,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其所形成的资金约束会对污染产业加强环境管理起到倒逼作用,促使污染产业及时进行环境友好型生产,并增加对R&D部门的科研投入,通过改良并创新绿色生产技术,减少污染排放量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因此,在绿色金融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