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价值的提升依靠企业的投资活动，衡量投资活动是否可以真正提升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指标是投资效率。基于此，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和金融市场特点，过度负债企业的投资效率在“去杠杆”政策影响下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企业的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
企业才有必要去杠杆，“去杠杆”政策才会表现出应有的效果。
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中，企业融资成本低，大规模负债融资可以增加企业的资金流，促进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投资。
但当投资收益回收周期大于融资周期时，通过高杠杆方式扩大企业规模则会抑制企业发展，高杠杆企业更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降低企业价值。
高杠杆导致的过度投资还会使得企业承担较大的债务融资成本和更大的破产风险。同时资金提供者基于资金安全考虑，
增加对高杠杆企业融资限制，使得企业融资难度增加，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随着过度负债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降低，企业会受到资本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 ，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之后，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破产风险降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企业自由现金流由于偿还债务本金而减少，管理者的自利动机由于投机机会减少而受到抑制，进行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减少。
从股东角度来说，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优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优化过的资本结构更加富有弹性，使得企业运行更加有效。
另外，过度负债企业倾向于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降低资产负债率，新加入的投资者会对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
从债权人角度来说，去杠杆之后管理者和股东的风险转移动机得以弱化，缓解了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避免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企业的投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过度负债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降低，企
业预期面临的还本付息压力减少，未来自由现金流增加。
其次，资产负债率降低，企业再融资受到的限制减少，企业有资金和能力投资更优质的项目，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
总体来说，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能够对投资效率有积极改善的作用，使企业的投资活动更加有效率。
“去杠杆”政策虽然能够降低总体的杠杆水平，但
是由于企业自身的负债水平有所差异，从而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政策效果。
过度负债的企业更有可能去杠杆、去杠杆程度更高。基于此，本研究从动态视角分析，认为“去杠杆”政策会降低过度负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过度负债企业的投资效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会提高投资效率过度负债程度更高的公司由于债务比例相对较高，
想要通过降低负债的方式去杠杆，需要企业有充足的的现金流。
但过度负债企业往往很难有充足的的资金来偿债，通过偿还债务的方式“去杠杆”的难度和阻力更大，可能性较小，即使能够偿还债务，也无法维持企业之后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过度负债企业极大可能会通过股权融资。
过度负债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增权”的方式去杠杆。增加股权融资的比重是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主要政策方向，也是有再融资需求的过度负债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
股权依赖程度越高，股票价格越能正向影响企业投资水平。但是股票价格往往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因此，考虑证券市场上存在的定价误差是很有必要的。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可以纠正定价误差，但是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和市场复杂因素的影响，导致市场上存在套利风险，套利风险的存在阻碍了套利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套利行为无法消除定价误差，因此股票价格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遭到质疑。
证券市场上的套利风险不仅会影响证券股价，
而且还是影响公司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投资决策。
在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过度负债企业在面临再融资需求时，更加依赖股权融资，股票价格反映市场对于公司价值的判断。
证券市场上的套利风险就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就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此在“增权”去杠杆，满足融资需求的过程中，证券市场上的套利风险是否会影响企业采取增权的方式进行去杠杆，
进而强化或弱化“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对投资效率的积极正向影响，结果未知。
套利风险弱化了去杠杆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去杠杆”政策的推进要求高杠杆企业降低债务融资规模，优化资本结构，由此股权融资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除了关注“去杠杆”政策背后关于中国企业的债务结构的问题，还
要关注股权结构的调整问题，“去杠杆”政策的背后是资本结构的改变。
去杠杆化推动了企业融资方式的改变，其投资行为也出现不同的行为动机和经济后果。
委托代理理论考虑了股权结构，即内部人持股和外部人持股，但是并没有考虑，外部人持股构成中理性投资者与非理性投资者的占比大小。
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上的中坚力量，具有资金，技术和信息优势，机构投资者被认为是理性的投资者。
当证券市场上的套利风险较高时，套利行为受到了阻碍，定价误差没有办法得到纠正，理性的投资者持有股权价值被高估的公司股票的意愿降低，就会选择出售公司股票，退出市场，
此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改变。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变动反映其对于市场风险的判断，当机构投资者的减持股票时，其认为该家股票的股票价格偏离真实价格的程度较大，信息不对称程度恶化。
首先，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高管具有自利动机。
套利风险越大使得理性投资者减持公司股票时，机构投资者无法利用其拥有的信息和技术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投资者保护水平降低，管理者有较大的管理自由度，进而加剧管理者的自利动机，高管出于建立“帝国”的目的，增加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另外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减持无法给债权人信心，债权人基于对资金安全性的考虑，
会增加对债务人资金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加剧投资不足。
其次，从投资者情绪层面考虑，当套利风险较高时，定价误差无法被纠正，就会形成长期的定价误差，短期的投资者持续的对公司价值保持乐观情绪，但理性的投资者基于长期定价误差并不看好被高估的公司，会选择退出，从而使得短期投资者情绪占据主导地位。
短期投机主义的投资者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导致投资效率降低。
在假定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和管理者理性的情况下，
管理者会在外部治理压力下，做出迎合性的投资决策。
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恶化过度投资，但对投资不足有矫正作用，低落的投资者情绪对过度投资有缓解作用，对投资不足有恶化作用。
投资者情绪持续的时间越久，对企业投资造成的影响越大。
因此管理者可能会为了降低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造成的持续性影响，做出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决策。
整体而言，短期投资者的情绪冲击会从整体上降低投资效率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到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框架中，
意味着企业非效率投资不再完全归咎于高管的自利动机，还要考虑投资者的不理性。
高管会因为缺少理性投资者的监督而产生非效率的投资行为。同时理性的高管也会为了迎合短期投资者的情绪，推升公司的股价，低成本获得较大的资金流入，以此来最大化公司价值，但是却伤害了长期公司价值，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偏差扩大，高管更有可能进行非效率的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套利风险会通过公司治理影响去杠杆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套利风险会通过投资者情绪影响去杠杆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