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近年来推动供给侧改革、实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民营企业座谈会着重提出要解决好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后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能力。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2月25日下午，银保监会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抓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政策的密集出台凸显解决融资难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此，十分有必要对当前融资难融资贵面临的主要问题深入剖析，探讨纾困之法。
一、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表现
一是银行抽贷、压贷和断贷现象普遍。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各大银行总行纷纷调整分行审批权限、下调授信额度，总体呈现大型国有银行压授信，中小银行压或推迟授信，外资银行退授信的趋势。部分企业现有存量融资到期偿还后，遭遇无法按期借入的“抽贷”现象，严重影响日常资金安排。有的企业表示，自身经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却遭遇10%-20%不等的硬性压贷。随着银行压缩授信额度，企业不得不寻求更多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二是直接融资道路曲折艰难。证券市场融资面临不少障碍。对于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来说，A股上市门槛太高，加之股市长期下跌影响股市融资和股权质押融资；新三板市场交易不活跃，定向增发价格低且周期长；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价值更难认定，金融机构及担保机构一般不认可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作为融资质押。债券发行也面临不少困难。不少企业债券从申报、审核到发行，时间跨度长达2年甚至2年半，发行期限却仅为1年，还要承担价格不菲的承销费用和中介服务费。除了个体发债的困难，还存在区域性发债难的问题，如辽宁地区由于接连发生大连机床、丹东港、辉山乳业、营口港等多项债券违约、贷款违约及强制债转股等负面事件，对域内正常企业融资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一时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广为流传。
三是融资过程环环收费、层层加码导致综合成本节节攀高。银行利率上浮、担保费用不菲、贷款使用部分承兑汇票抵扣等多重因素抬高融资成本蚕食了企业利润。利率上升现象较为显著，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的利率普遍较基准利率上浮30%-40%，有的甚至上浮60%以上。银行承兑保证金达到30%或更高，加上2%的担保费，1%的服务费，不少企业综合资金成本达到10-12%，甚至更高。此外，还得接受银行多开账户、以贷转存、以存定贷等各项苛刻条件；债券发行利率也居高不下，包括债券利率、担保费、券商发行费、律师费、审计费、评级费等在内的综合成本往往超过8%，并没有发挥出直接融资的优势。
二、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原因
一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差。部分民企前期非理性扩张、新项目掩盖旧项目等问题突出，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就会陷入财务困境；部分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国际贸易摩擦的大环境下，销售额大幅下滑、利润不足，银行根据其经营状况和风险程度，往往难以追加贷款，甚至需压缩贷款额度；部分企业产能过剩、生产力落后面临市场出清，不符合银行信贷投向的趋势和原则；部分企业没有完整的商业计划书，股权架构不够完整，财务不规范，公司章程、管理制度不健全，不仅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都会很难。
二是银行出于风险考虑过分看重抵押物且抵押率很低。各银行大都要求用不动产进行抵押，机器设备、知识产权等抵押很少接受，自主专利制造的设备也往往不能用于抵押，信用担保基本上不接受。一些银行虽然出台了知识产权质押等信用类贷款，但在实际过程中仍要求企业提供土地、房产等抵押物，甚至还要求大股东提供担保。第三方担保单位所要求的反担保条件也基本与银行相似，想获担保十分困难。当前抵押率很低，不动产的抵押率仅为50%，机器设备的抵押率仅为20%，企业即便拥有抵押物也很难获得足额贷款。加之一些信贷从业人员前几年因为受小微贷款不良问责处罚的比例较大，一定程度上患上了“恐贷症”“惧贷症”，拓展民营企业的动力不足。
三是直接融资市场不成熟导致渠道不畅。2015年7月以来，中国股市一直低迷，A股持续下跌及前期的股权质押风险削弱了股市融资功能，不利于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以及高风险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新三板市场的市盈率水平远远低于主板，定向增发的定价机制却按照主板市场规则，有失公平，也助长了投机行为。风险投资市场不活跃，私募基金规模较小，一些有潜力、轻资产的科创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债转股进度较慢，一些企业与银行达成债转股意向，但真正签订债转股战略协议并进入分部操作的较少。
四是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部分规定存在瑕疵。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较高且弹性较大，有企业反映在进行一般抵押登记时，相同额度的贷款市级相关部门收费仅为几百元而县级收费标准竟超过万元。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希望以发票税金为融资要素做信用类贷款，但由于其享受政府的减税待遇，再加上进销项抵扣，实际信贷额度大幅缩水。银行对生物医药企业的授信规定较为苛刻，往往要求其已拥有药品生产批文，但一个创新生物药物的平均开发周期长达6-10年。银行异地授信及异地资金支付也存在障碍，一些企业的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区域不一致导致部分金融机构暂时无法提供相关融资服务；一些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为外地人，其在外地的抵押资产无法向本地担保机构提供有效足额的反担保资产抵押。
五是金融机构对国企和民企存在区别对待。金融体系缺乏专门为民营企业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大部分的银行贷款首先愿意给国有企业，其次是“三资”企业，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且民营企业贷款，大多都会出现手续繁琐、条件苛刻、减少贷款额等现象。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需要企业提供自身或第三人的资产作为抵押，或者由第三人担保，大部分民营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担保因而无法获得贷款。民企发债同样会遭受区别对待，债券的定价及发行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评级的影响，而评级机构除了考虑通常的企业财务数据、运营数据之外，还较多的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民营企业进行更加严格的审视及评级。
三、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措施建议
一是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公开和开发利用。规范发展第三方征信、信用评级等机构，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成本。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严厉打击金融欺诈、恶意逃废债、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依法依规查处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弄虚作假、骗贷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是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银行围绕核心企业，创新应收类、预付类和存货类融资，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可控风险。利用大企业的核心价值，通过商品交易票据化和票据信用化，解决中小企业在银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工具，从核心企业或物流公司入手，做好信息流、物流、现金流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构建与中小企业持续完整全面的信息互动渠道。
三是一步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提高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针对银行“喜大弃小”的做法，实行差异化考核，提升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坚决摒弃“一刀切”，让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更加“放得开手脚”。鼓励银行根据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进行信贷制度再造和产品创新，建立符合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特点的信用评级、业务流程、风险控制，以适应中小企业“短、频、急”的融资需求。开发设计“年审制”、“循环贷款”、“无间贷”等符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还款方式，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解决贷款期限错配问题。
四是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落实新三板市场“创新层”交易机制，加快主板市场“退市”制度实施，提升不同资本市场的活力和关联性，保护优势公司的价值增长和融资能力。鼓励中小微企业在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企业债券、银行间私募债、信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募集资金。积极引进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
五是引导担保机构加快发展。鼓励担保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多渠道扩充现有担保机构资本金，引导民间个人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设立商业性担保公司。加强对担保机构市场运作的监督、检查和评价，规范担保公司基金的合理用途和收费，完善评估和决策程序，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确保融资担保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完善担保行业风险补偿机制，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代偿补偿工作，降低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
六是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生物识别技术等金融科技能大幅度降低资源匹配成本和交易成本。浙商银行就推出了国内银行间市场首单应用区块链技术、直接以企业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有效化解小微企业应收账款占比过高的难题；光大银行杭州分行也通过大数据技术构建小微企业物流、账款、退税等数据生态，提供全流程的融资服务。各级政府应大力扶持金融科技，逐渐改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估难、抵押担保难和提供服务难的融资“三难”问题。
七是帮助企业练好内功。鼓励企业通过合资、股份制等形式完善现代化公司治理模式，破除部分中小企业“家族式”管理弊端。充分尊重和发挥企业家管理才能，培育高素质职业经理人才市场。加强企业文化、信用观念、财务会计制度建设，规范内部审计管理和市场营销管理。帮助企业不断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创新、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方面保驾护航。不断提高企业综合抗风险能力，创造良好的融资条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