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多恩海

有很多朋友鼓励我把以前的乌丹城什么样儿,有哪些奇闻轶事写出来,一是帮助后人了解一下老乌丹城,二是对研究乌丹发展壮大有着一定的意义。于是我凭着记忆写了此文。六十多年过去了,难免有些记忆已经模糊。所以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也不能保证那么全面。凡过去的都是历史,凡历史都会存在一些争议,渴求有比我记忆更清楚的先生女士们打开一下记忆的闸门,搜寻一下过去的事情,如发现我这篇文章有舛错的地方,与我联系,不吝赐教,给予批评指正,我不胜感谢。
今日乌丹城 图 | 厚德传媒
现在的乌丹已不是过去的乌丹,不用多说,出去四十余年的人再回到乌丹,已经找不到一点儿老乌丹的影子了。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了解一下过去,看看现在,他们不仅仅是骄傲和自豪,而是更加坚定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决心与信心。
乌丹城的四个城门
乌丹城始建时虽然不大,但有很高很厚的城墙及宽阔高大的城门楼。1950年左右我七、八岁的时候,经常在乌丹西门的大城门楼下玩耍。西门坐落在现北方职业学校东侧,门楼高大而巍峨。门宽约八米,门楼高约九米,当时还残存一段长三百米左右的城墙。
城墙厚度约五米,墙体上已长满了黑绿色的苔藓。两扇大门已陈旧斑驳,厚约二十公分。其中北扇大门下面设有小门。那时候大约晚九时左右关闭城门,城内外车辆禁止通行。行人有急事可以从小门出入。
至于北门、东门、南门那时候已不复存在。
解放前的乌丹县城街区图
乌丹城呈正方形,周长不超过十里。北门在现在的乌丹路和新华街的交汇处;东门在老粮油厂一侧;南门在乌丹桥桥北。除四个城门外,分别设有小西门、小北门、小东门和小南门。西门外住户不多,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如铧子炉、木匠铺、铁匠炉,还有大车店。职工合作社就在西门外道南。
西门往西走一里左右有一个小土山就设在这里。
厂长王相甫,旗烈士纪念碑上有他的名字。我父亲在兵工厂工作过,所以我知道此事。
解放初期的乌丹南大桥
东门以外几乎没有买卖店铺。过了东园子有陈家场和孙家场。这一带水草丰美,供过往畜群在此地休息、放牧、收取费用。老孙家管理的叫孙家场,老陈家管理的叫陈家场。再往东才是东甸子。
南门过了桥是桥南,桥东桥西人家不少。再往南是李斌树林子,在老拖修厂一带,是财主李斌家的墓地。树木也高大茂盛。里面长满了果实黑紫色的嫣油豆味道很好,我们吃得满嘴黢黑。后来因为建设,李斌树林子也被伐光了。
小集儿与彩云楼
乌丹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当属小集儿,小集儿的起始点是娘娘庙东钟鼓楼。从钟鼓楼向东走,到老杨家照相馆往北到马家馆子,再往东到乌丹路为止。小集儿范围不大,但店铺林立,是一条纯粹的商业街。
内有老霍家药铺、老马家药铺、老陆家碗坨铺、老吴家烧饼铺,外号尹长脖子的大馒头铺、老杨家照相馆、老马家饭馆子等等。道路虽窄,人流却很密集,有如北京的大栅栏。所以人们称之谓“小集儿”。
乌丹城内较开阔,搞一些民间集会活动的场所应该是庙前。所谓“庙前”是因为那里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娘娘庙,坐落在现在的儒学小区北侧。解放时娘娘庙正殿和两侧钟鼓楼仍然完好。
钟鼓楼的形状与今梵宗寺的钟鼓楼相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角楼的风铃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庙前有两根十分高大的旗杆,下面有石座。此旗杆在“文革”中尚存。造反派曾把高音喇叭放在旗杆上,整个乌丹城都听得见。
1946年的彩云楼
娘娘庙对面,在原武装部房后有一座朝北的戏楼叫“彩云楼”。“彩云楼”高大雄伟,古式建筑,是乌丹城集会和唱大戏的地方。
乌丹原来不是一个县,归赤峰县管辖。但也有一个衙门,叫什么我不清楚,就坐落在原武装部院内。赤峰县县长来乌丹视察时就住在这里。伪满时期的县衙门则在乌丹路西老法院院内。庙前地势较开阔,各类人物都在这里亮相,耍把戏的、耍猴的、走江湖卖药的、算卦、说书、变戏法的,拉洋片卖唱的都在这里,十分热闹。我七八岁的时候,彩云楼尚存,一些乞丐晚上就睡在彩云楼后台。戏台北有东西一条街,就是现在的向阳街。街两侧都是规模较大的店铺。
在我记忆中有徐子卿大车店、有老崔家杂货店、有老程家的大德昌药铺、有梁家饭馆子、有老王家果子铺、有刘德饭馆子、还有一家理发店。那时也有一家浴池,在黑瞎子胡同。黑瞎子胡同里现老政府家属楼西侧是拉王的行辕,拉王在乌丹就住在这个小王府内。
乌丹城基本上是两条街,南北是现在的乌丹路,东西是现在的向阳街。还有七、八个胡同如黑瞎子胡同、建国胡同、石猴胡同、辘辘把胡同、李斌胡同以及荣德房后
建国初期机关单位的位置大体是:县政府在伪满县政府院内;医院在娘娘庙院内;完全小学在完小院内,后改称“乌丹第一完小”;一小东门往南走,路西是人民银行,庙前路西是镇政府;路东是邮局。法院、公安局在县政府西侧。对面是铁工厂,后来铁工厂迁到东门里改名“机械厂”,原址变成了商业局、百货公司及库房。
彩云楼拆除后,在桥北路西建立了一个简易戏园子,凳子都是长条木头,下面几根立柱。建园以后来过一个名角叫安晓峰,专唱猴戏,盛况空前,以致戏园子里窗户、梁柁上都是看戏的人。放电影没有电影院,在城关区露天放映。城关区就在老政府南面,我记得《智取华山》这部电影就是在城关区院内放映的。
部队驻守是某部三连,驻扎地点在老武装部院内,当时西门外是菜市,各种青菜在此搭菜床沿街出售,晚上菜床不撤。东门外是柴禾市,东部农牧民起五更到这个地方卖牛粪、条子、雪里洼、柴草,等到出太阳已经交易完毕。桥南有一牲口市,在今启东市场一带。
以后逐渐变迁,机关、事业、企业的位置不断更换,就没法描述了。比如1960年前后建起了旗委、政府、俱乐部、电影院、浴池、百货商店、大众饭店、回民饭店、红旗商店、乌丹副食商店、旗政府招待所、商业供销所属各公司等等。
我描述的只是建国初期情况,当年的乌丹没法和现在的乌丹比,现在的乌丹城已经是现代化的城市,楼房林立,街道宽敞,各种城市设施齐全,是玉龙之乡的一颗璀璨明珠。
杨小五小铺
乌丹虽小,但也有名吃。当时出名的有:张清林的烧鸡、李福的年糕、老陆家的碗砣、老吴家的吊炉烧饼、老陈家的大蒸饺、老李家煎饼、老黄家大饼、马家馆子的熟牛肉、车上的小旗随风飘扬,木杆上的铃铛铿锵作响。
他耍贫嘴的特点是颂扬旗革委会和革委会领导,见人就说旗领导怎么怎么好,绘声绘色,感情真挚而动人。另一个就是只要见着旗领导,他一边喊领导一边加快脚步,把粪车推到领导面前。一开始领导以为他有事,一般都站下等他。他到领导面前开始口若悬河,颂扬领导,净捡好听的说。总之他想尽办法留领导多呆一会儿,让领导多闻一会儿大粪的臭味,死皮赖脸缠着领导,弄得领导哭笑不得,旁观者则哈哈大笑。
以后领导都知道他的这个把戏,所以只要见着他,急忙躲开,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看见一位领导,老远看见“大戏匣子”推车过来,撤腿就跑。“大戏匣子”简直成了洪水猛兽。
不过此人虽贫但不偷不抢,不干什么坏事。他没有地方住,就在桥西河边搭了一个窝棚居住。
后来此人又开始给人看病,用止痛片和强的松给人止痛,效果很好,一时间老百姓又称他崔先生。此人放荡不羁,有钱就喝酒,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醉倒在大众饭店的台阶上活活冻死。那时翁旗火葬场初建,第一个试炉炼的是一头驴,第二个就是“大戏匣子”崔灵甫。
第三个叫李彩亭。这个人原来是唱小戏的,后来岁数大了就在戏楼底下杨小五小铺对过说书。他说书是照本宣科,坐在小桌后拿一本书念。我记得他说的书有:
《八宗剑侠图》、《洪武剑侠图》、《雍正剑侠图》、《童林传》、《三侠剑》、《三只金镖》、《于公案》、《刘公案》、《施公案》、《虎啸龙吟》等等,都是剑侠小说。每每念到紧要关头,人们急于要听下文的时候,他把木板一拍,开始收钱,给一分不嫌少,给一元不嫌多,但他有一定的定额,比如说这把收两元,要收够两元才能往下说,缺一分也不行,当时有几个听书大户,帮助敛钱,最后缺个三角五角的,他们包葫芦头儿。
但听书的一半以上是学生,所以这钱很难敛,一般都敛二、三十分钟,我们这些小孩急得抓耳挠腮。
1951年5月1日乌丹县举行抗美援朝万人大游行
有些听书迷的包括我们这些小孩,都很崇拜李彩亭。此人年近六十,面相很好,三绺胡须飘洒胸前,根根见肉,颇有点儿仙风道骨的范儿。他念书念得很流利,抑扬顿挫找得很准,表情也很到位,该使劲的时候慷慨激昂,该悲痛的时候则凄凄惨惨。
由于他传播了这些剑侠故事,给我们这些学生造成了很大影响。我由于仿效剑客们给自己也起了个绰号,在学校受到了批判,影响了我好多年。由于崇拜他,总想到他家拜访,记得六年级的时候,我和同学姚连昇打听着去他家里,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家就在现在的体育场一带。那时这一带没有人家,是一片耕地和荒地。他在荒地上搭了一个马架子,就像看西瓜地的窝棚,除了简单的做饭用具和行李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晚年有一个老伴儿,据说是辘辘把胡同里出来的,现在已成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的老妪,看不到一点儿当年的风采。
看了他家之后,我心中顿时涌出一股酸楚的滋味,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受人尊重的说书先生家里是这个样子。他每天收人超过五元,每月一百以上。当时国家一般干部每月三、四十元,科局长每月六、七十元,县委书记、县长百十来元。为什么日子过到这种程度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两口子吸食毒品,所以日子过得片瓦无存。1958年以后国家不允许他再说书,乌丹街里也再看不到此人,后来就渐渐地把他遗忘了。
乌丹城的“三多”
乌丹解放前有三多:李斌的地多,黄瑞武的买卖多,孙长庆的园子多。
先说孙长庆,此人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原籍河北省交河县,年轻时是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交河县那地方人多地少,号称“九里十八村”,可见人烟之稠密。而且犯子牙河的水,十年九涝。
百姓们纷纷逃荒外出,有的闯关东,但大部分是走北口。孙长庆在家过不下去,也领着媳妇挑筐逃荒走北口。路过古北口一个村庄时,两个人饿得实在不行,就去一家地主门前讨饭。一个穿着讲究、派头儿十足的老头儿领着一条狗出来,手里拿着两个白花花的大馒头,孙长庆一看简直乐坏了。谁知道这个老头儿阴阳怪气地说:“我这两个馒头给你们吃了就白瞎了,你走了我啥也得不着。要是给这狗吃了,它能替我看家护院。再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好好干活儿种地,出来讨饭,不嫌寒碜!”说完把两个馒头扔给了那条狗,转身回到院子里。孙长庆夫妇真是又乏、又饿、又气、又愧,从此二人下决心,哪管是累死也要把日子过出个样儿来。
乌丹城外
他们来到乌丹落了脚。孙长庆白天给人打工干活儿,晚上推磨做豆腐。为了省衣服光着腚推磨。睡觉枕一块木头,久而久之木头上出现了一个凹槽。这样慢慢地把日子过起来。
孙长庆善于种菜,先是置买少量园田,后来越置越多,成了西门外园田最多的富户。孙长庆富起来以后,骑着马回老家,路过古北口时特意买上礼品去看那个老头儿,他说:“没有你老人家那番话,我不会有今天。我干活儿时,时时刻刻想你那番话,就越干越有劲。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嘛。”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传出了一则奇闻,说孙长庆发起来不完全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发了笔外财。说是有一年除夕夜,孙长庆出来放鞭炮,发现西墙头上有一丛绿油油的植物随风摇曳,酷似韭菜,孙长庆很惊讶,这大腊月的怎么可能有绿色植物呢?他急忙把媳妇招呼出来,两人近前一看,果然是一丛又嫩又绿的韭菜。两人说,这是老天赐给咱们的,赶紧跪下磕头,起来后就拔,没成想带下一块土,韭菜根底下露出一个坛子,坛子用瓦片盖着。他们搬下坛子揭开瓦片一看里面全是元宝。再找韭菜,踪迹皆无。所以孙长庆才发起来。这传闻真也好假也罢,无人知晓,但作为天地间美谈,流传下来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不是坏事。
勤劳致富再加上上天所赐,也是人们的向往和期盼。

再说李斌,乃乌丹首富。李斌的地多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只记述他这样几件事。一是李斌此人和其他财主不一样。他穿着打扮和扛长活的伙计们没有什么两样,破衣烂衫。
经常背个粪筐子捡拾人畜粪便,吃饭在大伙房和伙计们一起吃,伙计们吃啥他吃啥。
有一年,几个专门从事绑票的歹人要绑李斌的票。事有凑巧,正赶上李斌背着粪筐子从大门出来,绑票的做梦也没想到李斌是这打扮,把他当成了李斌家的伙计。于是就问:“你们当家的在家吗?”李斌此人聪明过人,一打量这几个人,觉得不对劲儿,忙说:“我们当家的陪客人喝酒呢!”几个人进院后,李斌扔下粪筐子就躲起来了,因而躲过了这一劫。二是李斌每逢初一、十五要放赈,救济贫苦百姓。贫苦百姓排着队去领。
据我母亲说,每人三碗小米,有的人排好几次,能领不少,当然每次放赈,有一定数量,放完为止。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
乌丹河南苗圃
文革中有人说李斌放赈白面里掺石灰,我母亲说:“那是瞎说。李斌放赈都是小米,从来不放白面。我和你老姨初一、十五都去领。”我也想,谁能拿自己的粮食糟践着玩呢,坑人又害己。三是李斌家也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李斌家有一个大柴禾垛,全是条子。这个柴禾垛从来不烧,常年不动。因为里面住的全是黄鼠狼。每到过年除夕,李家要往柴禾垛上撒几箩小米干饭,第二天早晨小米干饭就不见了。李家的财宝都是这些黄鼠狼倒腾来的。解放以前,这些黄鼠狼全都从柴禾垛里出来,排成队,鱼贯穿行地走了。
这当然也难分出真假,这给李斌家增加了神秘感。
至于黄瑞武,知之不多,由知情者另外去撰写吧。
传奇的父亲
我父亲当时也是乌丹城的一位知名人物。父亲是一名六级铸工,曾在兵工厂工作,后来兵工厂迁往外地,他回到地方。他有三绝,乌丹城老人都知道。
一是棋艺精湛,在乌丹城是象棋高手。大约1960年左右,旗里举办象棋擂台赛,设总台主一名、副总台主一名、台主三名。总台主张桂德,副总台主多凯臣,台主赵毓恭、夏棋锋、董有。打擂台的人先和台主比赛,赢了三名台主再和副总台主比。赢了副总台主就有奖了。那次打擂进行了一个多月,有上百名棋手去打播。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三名台主。只有一名棋手叫王文荣的,赢了赵毓恭和夏棋锋,却输给了董有。
我父亲为什么没当上总台主呢?一是我父亲谦虚,二是张桂德是这次擂台赛的领导和比赛的主持者。我父亲曾代表翁旗多次去赤峰参赛,曾获得全盟第三名。他为什么没有得第一名呢?原来他没有经过正规培训。一次事有凑巧,正赶上比赛时乱摸棋子,比赛规则规定,只要手碰到棋子就得走,所以他经常失手,但都承认他的棋艺高。如果接受一下正规培训,他一定会冲出赤峰。
1951年5月12日乌丹县公审反革命犯罪大会
二是力气大。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学徒,干铸工是要讲力气的。特别是在浇铸的环节端着一百多斤的铁水,步履轻盈,脚不错步,手不打颤,往模子里倒时要细流有细流,要粗流有粗流。
他从没有倒错过,也没有洒过铁水。他有一次和人打赌,用手指夹十六个铧子走一里地。铧子每个八斤,两个铧子对起来铧尖儿朝上夹在一个手指缝儿上,一只手夹八个,两只手夹十六个,重一百二十八斤。
他脚步轻盈,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走出一里多地,赢得满堂彩。一个人拿一百多斤的东西走一里地并不奇怪,关键是手指夹铧子尖儿,一般人别说走,就是夹也夹不住。
三是酒量很大。我家有一个铜酒壶,盛半斤酒。他自己喝酒曾经喝过七铜壶,三斤半,那时没有低度酒,都是六十度老白干儿。至于和别人喝酒,划起拳来能喝多少就没有计算过了。
我也有一件事,值得记述。我七八岁的时候,西城门有解放军站岗。当时是某部三连驻防乌丹。三连有个战士叫齐英,就在西城门站岗。我家就住在城门下道北。他有时渴了就到我家喝水,和我家混得很熟。
有时部队排文艺节目,他就到我家借眼镜、借礼帽、借扇子等物件。他比我大十岁,我管他叫大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陪他站岗,替他背枪。他一边站岗一边哄我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部队调防到沈阳,记得分别时他和我都哭了。1953年,我已经十岁了。父亲去沈阳时在一家剧院门前遇见了值勤的齐英。齐英眼尖认出了我父亲,急忙上前搭话。父亲认不太好了,愣了神儿。齐英发现父亲不认识他了,急忙说:“大爷,我是齐英!”父亲仍然没有缓过神儿来,说:“你是七营,几连的?”齐英忙解释我父亲才想起来。
他招待我父亲吃饭,还给我买了一个花被子面,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部队发的日记本。
上世纪70年代的乌丹县城
1955年他回来探望哥嫂又给我捎回一个小孩玩的望远镜,在那个年代是很珍贵的。他在我家吃完午饭连夜走回广德公。他从乌丹回部队时,我到车站去送他。那时车站在现在乌丹路的溯源大厦一带,车名叫“风山路”,烧木炭。
从此就再没看见齐英大哥,经此一别已六十年。我从没忘记过这位大哥,又没地方去打听。直到1989年我在旗开发办主持工作,有下乡的机会了,到广德公开始打听。最后有知情人说他哥嫂早就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不清楚,齐英也没有回来过。
这样,我才打消了寻找齐英大哥的念头。如果齐英大哥健在的话,已经八十四岁了。
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也有点儿“寻人启事”的初衷。盼望有知情者看到我的文章后,能转告齐英大哥,须知那个年代的军人都很长寿。如果能帮我联系上那就更好了,以解我六十多年的思念之苦。
作者简介
多恩海 生于1944年。汉族,1984年调乌丹工作。先后在旗委办丶旗经济开发办丶旗体改委丶旗委经济工作部丶旗政研室等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1998年退休。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创作,在《赤峰日报》发表过小说和杂文。退休后在旗内《翁牛特文史》《龙乡魂》《丰州文史》巜少郎河》《为学时空》《翁中特老年体育》等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散文和数十首诗词。出版过诗集《三径斋诗词稿》。
编辑 |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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