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钱包类
智能钱包类传销是虚拟货币类传销的升级版，这类传销组织将自己包装成区块链中的“余额宝”，对外宣传“钱包”将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利用对冲交易和高频量化交易实现盈利。不同于虚拟货币类传销发行虚拟代币的融资方式，智能钱包并不对外发行新的虚拟货币，而是通过设立网络平台来管理投资人的真实虚拟货币。首先投资人借助于“火币”等点对点的交易平台，将持有的法币兑换成比特币或以太坊，再将比特币或以太坊转入智能钱包，从而获得注册会员的身份。一般在智能钱包内会设置一个“财务管家”，在投入一定资金时，可以激活该“管家”进行自动交易并获得收益。
由此可见，智能钱包类传销更为隐蔽，所有的交易活动都发生在“平台”之上。对于这一平台的监管存在极大的困难，不同于以往简单的互联网网页，传销人员通过智能手机下载该软件，对于“平台”的发现和查处往往是滞后的。外界无法通过正常的国内互联网主动获取相关二维码，只能通过传销组织中的“上线”人员的授权来获取准入资格，这无疑提高了加入传销组织的门槛，但也保持了传销组织的隐蔽性。事实上，智能钱包类传销的受众人群并不广泛，但这并未成为影响其涉案金额的沟壑。传销组织要求传销参与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其最低的“入门费”便已高达几百美元。
以“PlusToken”钱包为例，该平台对外宣传“钱包”不仅能够储存数字货币，而且具有自动套利的功能，对外承诺高达18%的月收益率，并设置了十个层级的推广奖励。新用户可以选择使用FLUS、ETH、BTC、LTC和DOGE主流虚拟货币对“钱包”进行充值，在充值价值500美元的虚拟货币之后，投资人便可以成功开启“智能狗”，该“智能狗”可以自动在各大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进行高卖、低卖的套利活动。
除了利用“智能狗”获取静态收益之外，投资人还能通过发展下线获得动态收益，假设投资人在推广十层后，不仅能获得第一层“智能狗”搬砖收益的100%，还能得到第二层至第十层搬砖收益的10%。再比如“Wotoken”智能钱包，投资人最低投入1000美元便能开启钱包内的“阿波罗计划”，之后每个月便能获得6%的交易收益，投资人再通过发展下线以获得其收益作为返利。上述两起案件已经被盐城市警方定性为传销犯罪，利用“智能钱包”进行传销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诱惑性，此类传销比伪虚拟货币传销犯罪更具杀伤力。
资本运作类
作为舶来品的私募基金，在2008年便开始兴盛起来，其投资的对象是未上市的公司。一旦该公司被收购或者完成上市，便可收获数倍的资金收益。作为一种新兴的风险投资，其投资门槛也是非常之高，并通过非公开途径进行募集资金，所以私募基金并不为人所熟悉。于是，犯罪分子开始打着投资私募基金的旗号向投资人推荐基金。时至今日，资本运作类传销已经成为金融传销的典型代表。此类传销披着私募基金、外汇交易和大型工程项目筹集资金的外衣，向外出售大量的股权或原始股，从而实现巨额资金的聚集。
资本运作类传销的特点是“无实物”传销，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传销方式，尤其是在传统实物传销盛行的大环境下。传销参加人员只需缴纳一定的“入门费”，不进行任何实物产品交易活动，便能取得会员资格来发展“下线”。为了制造传销骗局，传销组织会设立合法的公司，并向外界出示合法的注册和经营资质。同时，这类传销组织紧跟时代步伐，将国家的大政方针与自己的传销活动紧密结合，将自己美化成具有公益性质的企业或项目。
举例说明，由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法院审理的“1.06特大网络传销案件”，被告人赵永辉和王巧燕一同成立湖南御福天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向公众售卖该公司的原始股，并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的人数作为返利依据。截至此案案发之前，共有59417名注册会员参与其中，涉及传销资金22.93亿元。以“SIQO环球创富基金”为例，传销人员对外宣传该基金属于英国SIQO资产管理公司的子产品，投资人购买一份基金最低需要支付1000欧元，周期越长所获收益也就越高。倘若购买一份标的额为1000欧元的一年期基金，最后可以获得折合人民币3.6万元的收益。另外，每发展一名下线人员，上线便可获得下线投资额的7%，该基金规定最多发展到第五代会员。
无独有偶，在2019年1月，一家名为“东霖国际集团”的公司，因涉嫌犯罪被岳阳警方立案侦查。该公司设立QL量化券商平台后更名为QCMG平台，对外宣传公司与外商进行外汇证券活动，并利用15-20%的每月收益来吸引他人投资，并利用传销模式发展新会员。截至案发之时，该平台已有17余万的注册会员，涉案金额达数十亿元。另外，作为资本运作类传销的典型代表，“1040阳光工程”早已在全国各大城市扎根，它的出现进一步推广了无商品的传销模式。1040是指1040万元，这不仅是传销参与人员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其中还蕴含有复杂的计算公式。传销人员在初次加入时需缴纳69800元的入门费，当传销人员的直接下线和间接下线总共超过29人的时候，即可成为组织内的老总，组织内的老总享受每个月的返利，在达到1040万元时就可从该组织出局。当前，“1040”骗局仍然在升级，不仅体现在超高的入门费上，其传销活动也更具隐蔽性。
金融互助类
在概念上界定金融互助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互助金融和社交金融。第一，金融互助与互助金融看似只在语序上存在差异，实际上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事物。互助金融是一种合作金融，它是金融机构对贷款产品的一次创新和改进。互助金融作为国家认可的一种金融组织，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一种合法的金融组织形式。而金融互助作为一种传销活动，本质上属于非法性金融活动。第二，社交金融是建立在社交环境下的信贷金融体系，用户借助互联网平台来达成金融合作关系，从而实现金融和社交的互补与结合。社交金融中较为成熟的代表便是点对点网贷，它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于金融互助，社交金融涉及多方人员的参与，投资人、融资人和担保人共同维系着信用体系。投资人获得的收益的来源是单一的、合法的，主要源自于投资的本金，并没有太多的额外收益。但是，金融互助主要是通过推荐新人来获得收益，仅靠“拉人头”来维持平台的正常运营，其成立的目的并非所谓的“互助”“互利”“慈善”。
根据事物存续的先后顺序，金融互助类传销并非我国首创，早在2011年的俄罗斯就出现了一个网站。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此次是一种新型概念——金融互助。在金融互助网站上，金融互助被定性为一种无私的帮助行为，其目标是为了摧毁不公正的金融体系，其存在的意义远非一个投资项目所能解释。该金融互助类传销于2013年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互助受到点对点网络借贷的影响。金融互助平台开始对外宣传其能够实现资助者和受助者的匹配，资助者在此后能够获得高额的返利。
不同于P2P网络借贷，金融互助的身份并非信用中介。互助的资金必须经过平台，资助人在资助之前必须用法币或者比特币等主流虚拟货币购买“马夫罗”币，受助人也只能接收到“马夫罗”币。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金融互助活动，该平台规定每推荐一位新人便能获得该新人投资金额的10%。随着金融互助受害者的逐渐增多，其庞氏骗局的本质也得以展现。
在2016年1月，我国银监会会同工信部、央行以及工商总局发文，提醒投资群众要防范“金融互助”平台。不仅将背后创始人谢尔盖·马夫罗在俄罗斯实施诈骗被禁的事实予以公告，还明确指出类似主体不具备合法资质，其运行模式更是涉嫌非法集资和传销犯罪。在“金融互助平台”被曝光之后，投资人对于这一金融互助的辨识能力有所提升。于是我国开始陆续出现各式各样的类金融互助平台，虽然两者在运营模式上都有着类似之处，但是在宣传和传销模式上都有所改进。国内的传销组织将自己包装成公益慈善机构，对外宣扬接济穷人的经营理念。同时，吸取宗教中的专有名词，比如“布施”、“功德”等，使其更具有神秘色彩。
以“善心汇”为例，位于深圳的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假借“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名义，不断发展会员、吸收会员资金。首先公司搭建“善心汇众扶互生大系统”，新人在网络会员平台进行账户注册之后，还需购买价值300元的“善种子”来激活会员。作为金字塔的底层，新会员是善心汇组织中的最低级别，位于其上层分别是B轮功德主、A轮功德主、C轮服务中心、B轮服务中心、A轮服务中心和善心汇公司。
新会员只有购买并使用价值一百元的派单币才能进行“布施”，“布施”的最低门槛为3000元钱，在该笔钱款打给另外的会员之后便完成了“布施”。在15日之后，布施者同样能够得到他人的“布施”并且会多得“布施”款项30%的额外收益。通过发展下线可以获得“领导奖”即下线每笔转账额度的6%，其中的3%可以提现，另外一部分可以用于购买善心汇内部的产品。从上述流程可以看出，金融互助是典型的传销行为，仅靠金融互助是无法满足平台正常运营的，其在本质上仍属于“庞氏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