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信贷的需求大于客观允许创造的资金来源，则存在计划不足造成的信贷不足，如果信贷投放超出客观允许创造的资金来源，就现实出现了信贷过度化投放的差额。
01我国金融格局的形成
90年代之前，我国企业的投资资金主要不是来自内源融资和社会筹资，而是通过计划拨款或是国家银行发放的短期信贷获得。
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缺乏资本金筹集场所，只能大量向银行进行借贷，导致大量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
而银行由于自身职责不清，需要担负一部分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责，既要提供经济运行中需求的大部分资金，又要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一定范围。
既要基于宏观考虑政策性的扶持一些战略产业，又要考虑其他企业的融资需求，
银行往往是牺牲后者成全前者，导致经济运行不稳定，并且在系统内堆积了大量的呆坏账。
90年代之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宏观供需格局发生变化，随着非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加之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增加了储蓄的供应，社会总资金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得金融部门急剧扩张，并成为社会总资金配置的主导部门。存量资金在不同部门调配以实现保值增值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金融部门的发展以及金融品种的丰富，金融部门扩张迅速。
然而，尽管金融业已逐渐放开，但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过高持股比例，使得银行间贷款与公司债券的大多数交易都发生在国有和国有控制的银行或企业之间。
政府对于金融要素价格的主导，特别是基准利率的长期压制，使得银行业信贷规模过度扩张。
由于制度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因素，银行业缺乏透明度从而提高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成本，政府与银行间的特殊联系使得融资偏向性的进入一些特定的行业和企业。中国金融资源在国有企业和其他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配，银行信贷投入水平和利率都有明显差异。
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国有投资企业即使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仍然能够继续获得贷款，大量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导致市场定价风险的预算约束被削弱，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存在扭曲，整体金融效率难以有效提高。
由于我国金融与投资体制改革较迟缓，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滞后，形成金融中介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以及银行信贷主导型的融资结构。
尽管股权分置改革与证券发行市场化之后，证券市场在我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比起间接融资，
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还存在较大差距，无法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70%的平衡期，人口红利基本结束，继续沿袭债务融资发展方式，就会出现债务堆积和资产泡沫。
经济转型和金融升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金融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融资方式由债务融资方式向股权融资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从靠投资驱动转向靠创新驱动，在创新驱动的新经济模式下，股权融资可以分担创新创业的风险、通过激励人力资本而激发创新，因为创新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新经济的核心也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创造性和市场的追求为源动力。
美国几乎所有的创新型企业都受到过PE、VC等股权投资基金的支持，我国的创新型企业如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新经济的巨头，也是靠股权融资培育出来的。
而虽然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
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优质企业仍然是从海外上市获得股权融资。
随着金融部门不断发展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不断上升，近几年中国金融领域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出现了异化。
除了金融部门自身过度发展之外，一些非金融企业也开始大量配置金融资产，进入金融领域，导致金融体系内周期性、结构性的矛盾叠加，形成了房地产泡沫、地方隐形债务、违法违规的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操作等等，经济金融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金融的数量化扩张已经出现过度发展，拖累了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率金融和效率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势在必行。
02我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效率优先”的区域发展战略赋予了东南沿海省份的发展优势，
东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在争夺金融资源的过程中取得了先发优势，获得了政府在制度、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与扶植。
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下的金融资源的布局率先在这些地区完成，盘活了当地各种资源，注入经济活力，带动了这些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虹吸效应使全国的资金进一步流向这些发达地区。
使得东、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距。由缪尔达尔1957年提出的著名的循环积累因果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各经济因素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
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那个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市场的力量总是不断强化的，从而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回波效应，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受收益差异的影响，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据201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统计，2017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1.5%、22.8%和21.1%，分别拉动全国经济增长3.5个、1.6个和1.5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东部、中部、西部占全国比重分别为51.5%、21.3%和18.7%，
东部地区消费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超中西部地区。
2001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国有银行风险意识增强，撤并了大量的基层金融机构，回收了基层的信贷权力，这种垂直管理的银行体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资源的控制权丧失，为了当地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开始扩张本地区金融组织的规模，一些地方性金融机构改组成为城市商业银行。
尽管处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考虑，中央已经规定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然后由于地方经济实力和金融控制力的优势，东部地区地方性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也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
截至2017年底，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91256个，从业人员1735695个，资产总额1251782.7亿元；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数53762个，从业人员868054个，资产总额343917.7亿元；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60400个，从业人数929762个，资产总额415319.0亿元。
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是中部地区的1.69倍、西部地区的1.52倍；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是中部地区的2.00倍、西部地区的1.87倍；东部地区资产总额是中部地区的3.64倍、西部地区的3.01倍。
在这种新的不平衡的地方金融格局差异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金融成长能力和水平迥然不同，并呈现出日趋拉大的趋势。
从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在我国证券市场尚未纳入市场机制的20世纪90年代之初，以上海和广州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就凭借其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优势，在上市额度争夺中获得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资源，而中西部地区直接融资的发展就开始落后于东部地区。
在证券市场化改革之后，东部地区凭借其地区优势，
获得了大量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的融资资源，从而在直接融资方面大大领先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自2001年，民营中小企业开启上市步伐之后，东部在资本市场中的区域优势再一次显现出来。
2004年5月，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2004年6月2日，首支中小板股票新合成发行，2009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召开首次创业板发审会，首批7家企业上会，
主要目的是为支持具有高成长性但成立时间不长、规模较小的新兴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助其发展和扩展业务。
因此我们以2009年为参照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自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成立以来，资本市场在近20年间企业的上市数量与融资规模有了飞速发展，截止2017年底，东部地区上市企业数量比2009年增加了1704家，上涨219.31%，累积融资金额由19098.83增加为72305.91，上涨了278.59%。
中部地区上市企业数量比2009年增加了273家，上涨133.17%，累积融资金额由2303.70增加为13862.38，上涨了501.74%。
西部地区上市企业数量比2009年增加了133家，上涨97.08%，累积融资金额由2398.03增加为12612.01，上涨了425.93%。
然而，除去总体大幅上涨，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资本市场发展规模与增长速度也有持续拉大的趋势。
截止2017年底，在东部地区上市融资的国有企业有605家，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累积32170.07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17.57%，非国有企业有1876家，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累积40135.85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15.8%；在中部地区上市融资的国有企业有190家，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累积6446.67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22.37%，上市的非国有企业有292家，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累积7415.71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28.16%。
在西部地区上市融资的国有企业有200家，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累积6332.24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19.35%，
上市非国有企业有270家，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累积6279.78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10.14%。
东部地区上市融资企业获得资金是中部地区的5.22倍，是西部地区的8.28倍。说明东部地区资本市场的活力远超过东西部地区。
比起2009年国有企业融资占有绝对优势而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非国有企业上市及融资在近两年均有所上升，
特别是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的上市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
但是从融资金额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国有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仅略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平均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的融资仍然远超出非国有企业，不过中部地区非国有企业2017年增长活力较大，较2016年增长率高于国有企业，部分中部地区经济活力开始崛起。
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整体获得融资绝对值也高于非国有企业，并且以高于非国有企业2倍的增长率在持续发展，说明
西部地区的经济与金融活力主要依靠大型国有企业带动，经济金融潜在增长力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03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金融业体量规模来看，我国金融业已经非常庞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1979年到2017年改革开放近40年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2.2%，高出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1.7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1%提高到2017年的7.9%，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于2013年超过美国，2015年超过英国。
2015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为8.4%，而美国、日本、英国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2%、4.4%、7.2%，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已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但是我国金融业存在规模庞大而不够发达的问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扶持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发展能力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金融机构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属性职责，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资源投放偏向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上市企业，
带有导向的信贷投放使得民营企业与新兴产业较难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
资本市场特别是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的落后，使得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纽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融资资金支持仍然主要依靠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偏向政府支持的产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很难从信贷市场上得到有效解决。
存在一部分企业信贷资金充足甚至过量，而剩下的企业获得信贷资金不足。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而金融与经济配合不顺畅，例如投资和融资渠道不通畅，中央政府、金融部门的债券融资渠道是通畅的，但是地方政府、非金融企业的债券融资渠道明显不畅。
监管与金融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配套同步，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无法跟上金融创新背景下的混业发展模式，金融监管要求繁复而僵化，无法支持金融业充分发展的同时又有效规避风险。
区域间也存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
金融资源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关系，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得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吸引了资本大量流入。
而充足的金融资源有进一步吸引了企业和人才的落地，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金融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而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和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使得资本在该地区投资收益率低下，资本大量流出，
中西部地区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又进一步制约了其经济增长。无论是银行布局、新金融机构的设立或是信贷资金的区域配置，都反映了商业利润追逐决定了资金和金融机构集中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地区中去，形成金融资源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循环，使得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拉大，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不平衡。
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化的金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以统一的调控手段与调控力度调控金融运行，例如统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中央银行扩大或缩小存款准备金率，对中西部地区的乘数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使西部地区的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小于东部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