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融资,其优势在于利息可以税前抵扣,因此减少了融资成本

核心提示静态权衡理论。静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且它的决定在于负债带来的节税效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负债融资的优势在于利息可以税前抵扣,因此减少了融资成本:而股权融资不仅不存在这样的优势,还因为二次缴税问题使得其融资成本大大增加。因此,

静态权衡理论。静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存在最优资本结构,且它的决定在于负债带来的节税效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负债融资的优势在于利息可以税前抵扣,因此减少了融资成本:而股权融资不仅不存在这样的优势,还因为二次缴税问题使得其融资成本大大增加。

因此,如果可以不考虑风险问题,企业将愿意使用更多的负债,以充分享受负债带来的优惠。但是随着负债比例的上升,一方面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由此带来财务拮据成本,另一方面股东和债权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将更加严重,由此带来代理成本。因此,确定合适的负债比例对企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财务拮据成本,是随着企业风险的加大而逐渐增加的预防或抵挡费用。它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组成。当企业因为使用过多负债导致破产时,势必会产生相应的监管费用、律师费用等,这些即是直接成本。再比如,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纠纷往往会使资产的归还期推后,在这期间会导致资产在物质上的毁坏或性能上的过时,如大机器或一些存货等,这些都是潜在的成本。

一旦企业进入法律程序,与之相关的费用往往是巨大的,对企业价值的侵蚀也是不可避免的。间接成本,是企业防止破产采取相应措施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比如,.管理层为了预防破产会釆取一些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由此而形成对企业价值的损害。

比如为节省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为获取现金而拍卖有价值的资产、推迟机器的大修等等,所有这些短期行为都会损害企业的企业价值。财务拮据成本与企业的负债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负债率越高,财务危机成本的支付也就越多,对企业价值的抵消也越严重。

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使得管理者作为股东的委托人,代理股东管理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管理者也会因为为股东谋福利而损害企业债权人的利益,这些即是代理问题。为了避免代理问题的发生,在企业内部会制定一些条款以限制管理者的行为。

对于债权人而言,在向企业提供资金时,为防止管理者利用他们投入的资金为股东谋福利,债权人会要求企业签订一些限制性条款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比如,规定一个最低的资产负债率或最低的现金余额,以保障企业能够有能力归还债权人的借款;签订限制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协议,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不被股东侵占;

另外,对企业融资也加以条件限制,保障企业的财务风险,不至于企业破产,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而这些条款的签订无疑会削弱管理者实现经营目标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另外,条款的实施还必须予以相应的监督,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而这个费用无疑也应由股东来承担。这些用一个词来概括,即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产生提高了债务融资的成本,从而降低了负债融资的收益。

抵税收益大于两个成本之和时,说明企业的负债比例较低,应提高负债比率以充分享受负债带来的优惠,直到企业的资本结构达到最优;抵税收益小于两个成本之和时,说明此时负债带来的成本已经大于负债带来的好处,负债比率过高,企业应减少负债融资,降低资产负债率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直至最优资本结构;

抵税收益等于两个成本之和时,说明企业目前的资本结构已达到最优,任何增加负债或减少负债的行为均会造成企业价值的损失。

市场时机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时机资本结构理论诞生。与以往研究不同,国外学者从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角度来研究公司的融资行为。市场时机理论突破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理性假设,认为企业基于股票市场上临时的低成本融资机会选择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企业整体价值。

并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各个时点上对资本结构的选择则构成了企业的长期资本结构。Stein提出了市场时机的概念,认为在非理性的股票市场上,理性的管理者会在股价被高估时发行股票,在股价被低估时回购股票,以实现现有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Graham和Harvey在对300家美国公司财务总监的匿名调查问卷中,有约三分之二的财务总监认为公司发行普通股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判断公司股票价格是否被高估了,这支持了Stein的说法。

Baker和Wurgler在其研究中表明,股票市场时机选择是公司资本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且这种重要性不低于其他决定因素,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持久性。他们认为企业目前的资本结构是管理当局过去根据市场时机进行融资活动的总和。总而言之,市场时机理论认为公司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其对资本结构的选择具有随机性。

关于市场时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股票错误定价市场时机模式,另一种是信息动态不对称市场时机模式。股票错误定价市场时机认为管理者是理性的,而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并存在错误估值。当经理人觉察到股票被错误定价,并且股票被高估时,选择发行股票;反之低估时,他们选择回购股票。

信息动态不对称市场时机基于理性经理人假设、理性投资者假设和逆向选择假设,认为管理者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投资项目的真实价值,每个公司的管理层乐于发布有利的信息以此来推高股价,但是投资者也是理性的,投资者不会相信管理者披露的信息,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投资者对新发行股票的估价偏低。

为了谜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股价被低估的现象,管理当局通常在信息透明度较高时发行股票。Baker和Wurgler对择机行为发生的原因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即市场择机行为发生的原因是经理人能够正确地在市场上选择时机利用错误估值获得收益。

尽管市场时机理论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但对该理论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主要质疑实证结果可能是“伪市场时机选择"等方面、市场时机效应的持续时间较短和市场时机的代理变量不科学。市场时机理论与要探讨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融资方式的选择就与股价是否被高估相关,且何时进行调整也是一个市场时机选择问题。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

目标资本结构。目标资本结构,即最优资本结构,是指在适度财务风险的情况下,使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与静态权衡理论相似,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同样在于企业负债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之间的权衡,虽然不可观测,但是由企业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

并且在其研究中认为资本结构理论是用来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目标资本结构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用来说明实际资本结构之间的差异。

所以,研究实际资本结构之间的差异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目标资本结构本身就存在差异;另一类是企业自身的实际资本结构和其目标资本结构之间的偏离,而这是由于市场缺陷所造成的。正是因为如此,实际资本结构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以及向其进行动态调整的相关问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目标资本结构不可观测,但已有学者检验了它的存在性。Bowen通过检验资本结构的行业差异,证实了目标资本结构的存在性。其研究发现,处于不同行业的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并且各个行业内各公司的资本结构表现出趋同性,且向该行业均值收敛。

国内学者郭鹏飞和孙培源、连玉君和李丹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并且个别公司倾向于向其所在行业的资本结构均值进行调整,这进一步证实了目标资本结构的存在。Heshmati等和Hovakimian等等学者认为目标资本结构可以被合理地拟合出来,只要能够充分选取影响目标资本结构正负方面的相关变量。

Hovakimian等证明了该方法的稳健性,将目标资本结构设定为一系列变量的线性函数。刘光辉认为虽然宏观经济变量也是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但是它们最终还是通过公司特征变量表现出来。

结语

并且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资本结构决定因素还是企业自身的特征因素,因此,在实证部分将选用一系列公司特征变量来拟合最优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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