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4亿人口已经在由温饱向小康稳步升级，百姓穿衣不再只为避寒，吃饭也非但求果腹；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质”的飞跃，鼓了百姓的钱袋子，也带来消费上的悄然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显示，我国年人均GDP已经从1952年的119元一跃到2018年的64644元，增加了五百多倍，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大家的钱袋子除了为生计买单，还有盈余财富管理。
新中国成立伊始：“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无财可理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人均储蓄存款不到1.5元，这就相当于现在很多人的一顿外卖钱可能就够当年一家子吃一年。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大家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那个时候，凭票供应，几尺花布或许是妈妈精打细算一年省出来的。
对于那个时期的长辈们来说，计划经济，凭票供应。计划之外的需求怎么办？那时的人们想出了以物换物的好法子，家里的鸡生出的蛋拿到大队供销社去，就能换取甜咸滋味。“理财”是一个陌生的词，人们更多地是靠“省”来积累财富，也就是一分钱掰八瓣使，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期：银行储蓄进入大众视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人们的腰包也渐渐鼓起来了，出现了很多“万元户”。那时在维持基本的吃穿需求之外，大家都尽力存钱。
很多人都直接用手绢包起来塞在床下、柜子里，而有理财储蓄概念的家庭会去银行开个存折，把日常攒下的钱存进去，当时1年期的存款利息高达6%。此外，也出现了其他的金融产品——国库券，1981年，国家首次发行国库券，那时的单位每月都会从工资里扣一些钱买国库券。但是，把钱存进银行依然是很多家庭理财的首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储蓄理财开始向投资理财转变
90年代初，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出现了。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锣响，8家公司携手上市，称为“老八股”。从此，中国证券市场大幕拉开，浩浩荡荡，奔腾向前，这时股票开始成为一种理财方式，很多人涌入股票的浪潮中。
时间来到1998年3月，南方基金和国泰基金分别在深圳和上海成立，这宣告公募基金正式诞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公募基金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130家，基金产品高达6000只，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3.7万亿元；公募基金持有人总户数也超过了11亿户，基金理财不再是口号，而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新世纪互联网时代：理财选择和方式日益多元化
21世纪初，在经历多轮市场起伏之后，很多人学会了“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投资范围更广，渠道也更多，越来越多人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接触到各种理财产品，大大提高了购买理财产品的便利度。这催生了余额宝、P2P等投资方式的出现，越来越多人懂得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道理。
但随着政策合规的不断进步，P2P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受疫情影响，投资环境导致理财收益在普遍下降，但政信私募债收益率在低风险投资品种已经是“一枝独秀”。首先，“砸刚”背景下，“城投信仰”经历了一年的“大考”。据统计，近年来信用债违约量较去年同期增220%。
从违约债券发行人的公司属性来看，民营企业发行人占比超过90%，国有企业违约不到10%，在国有企业中，城投公司的违约率仅占0.02%，属于延期兑付情况，没有实质性违约情况发生。
第二，穿透底层资产，降杠杆，是政信产品符合资管新规最大的特点。目前市场上通过各地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的债权类定向融资计划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穿透底层和降低杠杆。从债权类定向融资产品交易结构可以看出，投资人直接将资金投向地方国有融资平台的项目专款账户，受管理人、银行和交易所三方监管，作为融资主体将募集资金直接用于项目建设，并以平台公司的运营收益、政府购买服务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还款来源，整个过程不涉及产品多层嵌套，期限错配和资金池操作，规避了黑箱中资产的运作情况，精准有效地将社会资本运用到支持实体经济建设中，因此在政策层面上，这种市场化的融资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
第三，去通道化，金交所成政信债权产品发行合规渠道。市场上主流的政信类债权产品通过各省政府金融办监管的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备案，明确产品风控标准，明确合格投资者筛选，给投资人明确的投资标的和投资范围，规避了之前因产品通过复杂的交易结构隐蔽资金来源，规避监管指标的问题。通道扁平化，也是降低各类管理费，使得产品本身更具有定价竞争力，更好地让利于投资者。
可以想象，疫情过后，各地地方政府将会更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信债作为城投融资工具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投资人不妨可以考虑政信项目投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利国利民，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为闲置资金找到了一个稳健增值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