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直接投资源自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资本过剩，
在此之前，零星发生的境外投资活动被视为满足贸易所需的商业服务。
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追求财富积累成为社会潮流，彼时，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获取更多金银财富。
受此激励，为使商品运抵目的地后尽快交付给客户，并换成金银运回国内，生产者在东道国投资开设售后分支机构就十分必要，
由此诞生了最早的对外投资活动及资本跨国流动。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过剩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为平衡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大量剩余资本流向殖民地。这一时期对外投资的目的与此前的出口截然不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认为各国资本丰裕程度存在的差异导致资本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至于利率高低与否取决于资本供求关系，即社会公众对物品的时间偏好及投资机会共同决定，因此国际资本流动既可看成资本所有者在生产现时产品与未来产品的时间筹划，
又可当作在不同国家配置生产要素的空间规划。
长期看来，资本的需求侧变化对利率走向影响更大，因为产业发展，
尤其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吸引资本更多地流入此类国家或产业。
除资本而外，土地和劳动亦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要素，不过三者的比例在不同国家、不同商品上存在差异，因而资本丰裕型国家既可以在国内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可在劳动或土地要素丰裕的国家投资生产劳动或土地密集型产品，并出口至本国。
甚至当贸易受阻时，为绕开关税壁垒，投资国也有可能将本国比较优势商品转移至东道国生产，以争夺当地市场份额。
马克思认为，资本过剩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但资本过剩并非是社会生产对资本已无需求的绝对过剩，
而是“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相对过剩。
对此，资本家会将过剩资本输出国外，尤其是“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的殖民地国家。可见，追求高利润是资本跨国流动的根本原因。
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以致消费不足，储蓄过剩，在国内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跨国投资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便不考虑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最终也会踏出国门，因为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永远少于工人的实际劳动付出，由剩余劳动凝结成的剩余价值会因工人消费能力的不足而无法完全资本化，必需借助“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阶级”完成资本循环，实现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与国际化先后注意到。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
金融资本加速了产业资本集聚与生产集中，促使经济中的垄断力量快速发展，尤其银行借助资本优势向产业领域渗透，促进了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结合，进而形成金融寡头垄断，将“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
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
由于金融寡头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主导力量，以致垄断组织间竞争代替自由竞争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
纵观这一时期，呈现如下特点：首先，无论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国际投资的理论解释均脱胎于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并分别将其置于宏观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之下，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从利差角度解释一切资本流动的原因，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不足，且因未严格区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以致无法有效解释投资者对资本的控制偏好，“假如国外利率更高，投资者将考虑在国外贷出资金，
但是投资者没有逻辑上的必要去控制借了他或她的钱的企业”。
最后，相较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到垄断组织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但由于理论价值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批判的基础上，虽较好地解释了特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对外投资活动的原因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但也因此不能在微观层次上解释企业投资行为存在的多样性与异质性。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虽有宏观、微观之别，但总体看来，当代FDI理论始终在回应作为跨国投资主体的企业在对外投资实践中遭遇的三个基本问题：
其一，企业为何开展跨国直接投资？
其二，企业国际化动机实现的条件是什么？
其三，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会产生何种宏观经济效应？
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模式、投资时机及影响因素等，均暗含在前两个问题的讨论中。对外直接投资源于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得到快速发展。美国凭借两次大战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与债权国，尤其1946～1955年间的资本输出超过了1919～1928年的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外贷款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间接借贷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年内超过了直接投资的两倍；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个10年中，间接借贷投资却低于直接投资的1/4”。IMF将外商直接投资描述为，“为了从投资者所处之外的经济体中运营的企业中获取一个持久的利润而进行的投资，
而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拥有对企业管理的有效的话语权”。
相较一战后，为何二战后的美国资本输出会逐渐转为以直接投资为主？为何美国企业对西欧、日本的投资不仅试图获得资本收益，而且还要取得经营控制权？这些是理论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最初的FDI理论给出的解释是战后世界最发达的西欧地区因战争变成一片废墟，急需大量资金重建战后经济，导致资本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美国流向较高的西欧与日本，
如此能给美国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回报。
然而，支撑这一结论的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因而在经济系统处于一般均衡状态时，资本价格必定等价于资本边际生产率。
如此一来，该理论还是没能解释美国企业何以偏爱东道国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从现实情况看，投资者执意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获得超额利润，即取得相较间接投资更大的利益，或是比国内生产更能减少成本支出，又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无论增收抑或节支，均是跨国公司以自身支配市场的能力通过影响价格机制得以实现的，并以此克服“外来者劣势”，获得超过东道国企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构成跨国公司市场力的来源是属于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称之为“独占优势”或“垄断优势”。显然，基于企业特定优势的市场力量不可能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取得，
“一定要有某种形式的扭曲，才能实现直接投资”。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完全竞争市场由此受到质疑，对FDI的理论研究遂转入到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企业通过跨国直接投资获取超额利润所凭借的“优势”是什么？
这种所有权优势的来源有哪些，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是跨国公司基于资本优势与规模经济优势所形成的垄断势力，
使其对产品及生产要素具有某种程度的定价权，并由此构筑市场进入壁垒；
第二种是跨国公司拥有的稀有甚至是唯一的资源，可能是对特定知识资产的独占，或是较强的产品差异化能力，又或是成本比较优势，反映了企业相对于东道国竞争对手优越的技术和效率；
第三种是先进的组织结构与高水平的管理、营销及公关能力，这些能力既包括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市场、评估风险、开发客户、取得东道国政府支持的外部能力及整合子公司的内部化能力。
在垄断优势论看来，基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度才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且其投资目的也是通过充分利用垄断优势使市场环境更有利于自身发展，
借此获得直接控制所能提供的全部租金。
垄断利润越多，取得的机会越大，对企业直接投资的激励就越高。但该多数人不赞成。
首先，拥有独占优势的企业可以选择直接出口商品、出售生产许可证或转让专利技术等方式将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而非一定要开展境外投资。
其次，垄断优势论一再强调的跨国公司的特有优势只有被东道国的政策准许，才能被其利用，然而东道国政府常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资企业的市场操作。
最后虽推动了FDI理论从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转向产业组织理论，但其并没有解释FDI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因而他的理论并没有为FDI建构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
尤其Hymer最为看重的核心技术，因为担心境外投资会增加其被竞争对手窃取的可能性而削弱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
鉴于垄断优势论的解释力不足，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生产内部化理论都尝试过回答上述问题。
事实上，包括东道国政治环境、市场条件、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竞争对手反应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跨国投资决策，因而FDI理论需要一个综合解释框架，
对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整合。
在吸收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及合约理论的基础上，
将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优势归纳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整合为一体。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
上世纪60～70年代，能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的企业早已成长为行业翘楚，无论技术研发、产品差异化能力、品管管理水平，还是投资经验、市场影响力、组织管理效率均已遥遥领先海外同行。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普遍从垄断优势的利用角度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然而这种逻辑却无法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