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经历与机构投资者的风险特征。不可否认的是，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投资管理专业化、投资结构组合化、投资行为规范化等诸多方面。例如，机构投资者在信息解读上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备更加专业的知识体系和投资能力，而且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方面也有更多便利。
其一，机构投资者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人脉资源丰富，可能拥有一些不为个人投资者所具备的信息来源渠道；其二，机构投资者更有财力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处理设备，乃至直接购买信息资料；其三，机构投资者能够规模利用信息，从而降低单位信息获取成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但是，这种信息解读优势也是相对的，它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例如委托代理问题。由于作为代理人的基金经理和作为委托人的基金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基金经理面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抉择。
倘若基金经理选择个体理性，在投资决策中考虑的是个人效益最大化，更重视自己在社会上的声誉，有时会放弃自己基于信息的理性判断而采取从众行为，即机构投资者可能会放弃自己的信息解读优势。
总之，机构投资者受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具有更专业的投资技能与更丰富的投资经验，掌握了很多来自投资公司以及积累的人脉等信息来源，具有较低的搜寻及信息处理成本，可能会较好地避免个体投资者中常见的心理及行为偏差。
但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又会因为委托代理问题、职业生涯顾虑等新因素而出现一些其他心理及行为偏差。基于机构投资者的这些特点，学者们针对风险经历对机构投资者风险特征的影响，提出了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第一，来自委托代理问题的视角。基金经理在遭遇风险事件冲击时，如果代理冲突问题完全不存在，那么即使财富冲击影响了基金经理的风险偏好，也不应该影响其专业化决策，因为基金经理受雇投资是为了客户的利益。
但鉴于共同基金行业存在大量代理冲突的证据，所以基金经理风险偏好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进行专业化决策时的风险承担水平。例如，Pooletal利用房地产市场崩溃带来的外部财富冲击对股票型基金经理研究时发现，那些房产价值遭受重大损失的基金经理，随后会降低所管理的基金的投资风险水平。
当基金经理拥有所管理的基金的所有权时，他们可能仅仅把这些基金看作是个人投资的延伸，在个人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后会减少共同基金的风险承担水平，相当于变相地降低个人投资组合的风险。
第二，来自职业生涯顾虑的视角。在遭遇负面的事件冲击后，基金经理可能会出于职业顾虑从而改变所管理基金的风险承担水平。一方面，遭受财富冲击的基金经理可能会试图降低人力资本回报的风险。
Pooletal在研究中找到了这一机制的证据，股票型基金经理在风险事件冲击后显著降低了持仓组合的特质风险和跟踪误差，这为雇佣风险理论提供了支持，因为减少这些风险来源可以降低基金经理相对于基准表现不佳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负面的财富冲击下，基金经理可能不愿意出售那些已经贬值的资产，从而限制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在BrownandMatsa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房产市场行情低迷地区的求职者申请的需要搬迁的工作较少，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求职者将搜索范围扩大到附近的较低级别职位，住房市场的困境通过阻碍家庭流动性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同样如此，他们的房产价格下降就会更不愿意卖出房屋，受限于地理位置，可选择的工作范围大大缩小，寻找合适的下家可能更为困难，所以对于目前的工作更为小心谨慎，风险承担水平大幅下降。
第三，来自管理技能的视角。Huangetal认为基金经理在灾难后表现出的风险承担降低可能反映了管理技能的提高。特别是，经历一场灾难可能会提升基金经理对所投资股票的极端事件概率的评估，即使他们投资的公司没有受到灾难的影响。
这种信息优势可能会提高基金经理的选股或择时能力，从而产生更高的风险调整绩效。这种技能解释的核心预测是经历灾难的基金随后的业绩表现应该会更好。但是在Bernileetal的研究中并不支持这一假说。
第四，来自有限注意力偏差的视角。有限注意力指的是个体在处理信息或执行多任务时的能力是有限的，对某一事件投入更多的关注势必意味着在另一个事件上关注力的下降。
例如Luetal对经历离婚事件后的对冲基金经理展开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离婚过程中由于被婚姻事件所分心，从而降低了投资交易的活跃程度，更容易采取从众的投资风格，增加持有指数类股票，减少投资组合的特质风险，并且这种趋势在那些管理多只基金或是孤军奋战的基金经理身上表现的更加明显。
上述结论证实了有限注意假说。第五，来自显著性偏差的视角。关于前文所提到的显著性选择理论，实证发现机构投资者也难逃此规律。例如DessaintandMatray研究了当管理者所在的公司位于飓风灾区附近时，他们如何应对这种自然灾害。
研究发现这种对流动性风险感知的冲击促使管理者增加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并对自然灾害表现出过度担忧，感知风险与实际风险之间存在较大的扭曲，即管理者对灾害的反应与显著性选择理论一致。
后来,Aloketal拓展到了十六种重大自然灾害，研究股票型基金经理是否对重大气候灾难存在反应过度的现象，结果发现重灾区内的基金经理会大幅度减少对灾区内公司的股票的持有。
这种对灾区股票的厌恶主要来自显著性偏差，会随着距离灾区越远而越小，同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逝。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排除了信息假说，证实了基金经理并非是因为获得了关于灾区股票的利空信息才减少对这些股票的持有，而只是由于显著性偏差引起的行为偏差。
第六，来自投资者情绪的视角。已有研究发现情绪对机构投资者也会产生影响。如Cohnetal设计行为金融实验，发现经济萧条或是金融危机时期的投资者更加厌恶风险，风险承担水平大幅下降。而这很可能是恐惧情绪造成的，即使恐惧情绪本身与经济事件完全无关，也会直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意愿。
前述的研究是基于行为金融实验的研究结果，Bernileetal采用真实的数据，研究股票型基金经理在自身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经历后的风险态度变化。他们发现即使这些灾难没有对这些机构投资者或其所属的投资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其风险态度依然会变得更加保守，风险承担水平下降。
在排除了财富效应、委托代理问题、基金经理能力、迎合客户偏好等几方面的潜在机制后，学者认为基金经理在经历重大灾难后，主要是在情绪的作用下出现风险偏好的变化，这再次验证了Loewensteinetal的理论。
此外，Liuetal发现股票型基金经理遭受丧亲之痛后会出现风险承担水平下降的趋势，其旗下管理的共同基金在事后的跟踪误差变小、主动性投资水平下降，再次验证了情绪对于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针对个体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目前都已有大量学者在“风险经历与投资者的风险特征”这一主题上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通过行为实验设计、问卷调查研究或是真实交易数据，找到了支持不同假说的证据。但是这些文献大多是来自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还是比较稀缺。
在不同的国情下，针对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能自动推广到中国。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推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实现稳定发展资本市场的目标，不仅需要有宏观的视角，更需要对微观主体行为特征进行思考。
因此探究我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行为特征就显得更为迫切。由于投资者的交易账户数据往往无法观测，所以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无法在投资者层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国内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机构进行家庭金融相关调查，可以了解家庭资产配置的信息，但是往往涉及不到更为精细的资产组合持仓或是交易数据，无法刻画投资损失这种风险事件经历。因此的研究恰好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研究投资者损失经历对风险承担影响的交易层面的场景。
其次，由于学者们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才爆发式增长的，因而大量风险经历的研究都是基于宏观经济萧条或是金融危机背景。
研究的风险经历是在投资者层面，运用其真实交易账户中的直接财富损失经历作为风险事件，对于投资者来说更为直观、且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更容易对今后的投资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再次，以往研究中往往没有区分风险经历中账面损失与实际损失的区别。但已有学者发现这两种类型的损失经历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会出现显著性差异。因此在的研究中，将会具体区分风险经历是否造成真实的财富损失。
在经典的实现效应相关研究中，Imas尽管区分了账面损失和实际损失对投资者风险决策的影响，但他是通过设计行为金融实验加以验证的，具体地实施了三轮实验，每次实验涉及一两百人的大学生或是普通群众，样本规模较小，且虚拟场景与真实的金融市场环境差异较大；
而运用的是超过4000人的投资者真实交易数据，检验结果更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最后，已有文献多是对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者的行为特征展开研究，而债券型基金的十分少见。由于债券资产不仅蕴含了市场风险，还有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因而债券型基金的研究更为复杂。
已有研究中，BodnarukandSimonov虽然是对所有类型的基金经理展开研究，但他们是通过设计行为实验来验证的，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真实的金融市场。而采用公开披露的基金持仓信息加以检验，与现实世界更加贴切，同时也丰富了国内债券型基金的相关研究。
基于此，以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为研究对象，并考虑到股权资产与债权资产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又将基金经理具体区分为股票型基金经理与债券型基金经理两大类，分别加以研究。
结语
通过个体投资者的真实交易账户数据与基金的持仓组合数据，识别风险事件发生后投资者的风险特征变化。该研究有助于政府和监管部门认清投资者过往风险经历与其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等战略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