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适度性甄别的理论基础。目前，对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行为解释最为充分的理论即股东价值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股东价值最大化”已经成为一种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公司治理思想，尤其是企业从“留存再投资”向“裁员高分红”的策略转变与其股东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因此，当企业存在金融化行为并由此对企业产生影响时，对于其金融化适度与否的判断应来自于股东价值的实现程度。
当企业的金融资产规模能够与企业现有资源相匹配、金融投资项目变现能力较强、面临的金融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这可以为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尤其是为常常面临融资约束的创新项目投资提供融资保障，进而有利于股东价值的提升，此时的金融化水平有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该行为是适度的；
而当相对于企业目前情况而言，其金融资产规模过大、金融投资项目周期过长、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过大时，其金融化水平不仅不会提升股东价值反而易导致股东价值降低，此时的金融化违背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初衷，则该行为是过度的。因此，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金融化的最终目标对其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
企业金融化适度性影响因素的梳理。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适度性进行甄别，首先需要明确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涵义与动因，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对企业合理、适度的金融化水平进行模拟，通过最优金融化水平与实际金融化水平的对比，判断适度性的具体情况。
因此，在前文对金融化适度性涵义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构建甄别模型之前，首先应对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影响因素等进行梳理，找到企业金融化的决定性因素集，构建因素集与企业金融化和股东价值实现之间的逻辑传导关系，通过对因素集的调整来实现企业金融化水平最优，最终实现企业的股东价值最大化。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分析。有学者从公司金融现金持有理论的角度对企业金融化进行了阐释，认为持有金融资产可视为公司现金储备行为，是公司基于交易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的需求，也称之为资金储备动机。与实体投资相比，金融投资的变现能力较强。
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或宏观经济不确定时，企业通过持有金融资产进行流动性储备，以防止现金流冲击带来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因此，在金融现金持有理论假说下，企业金融化更多地体现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缓解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从而有助于企业缓解财务困境，有益实体经济的发展。
也有学者从企业资产配置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认为与实体投资相比金融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在资本逐利规律的驱使下，当企业面临具有高额回报的金融资产投资机会时，会选择扩大投资规模以获得超额回报率，从而使金融投资逐渐替代了实体投资，表现为资本套利动机。
因此，从资产配置理论假说下，企业金融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短期套利行为，不断激增的金融投资会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加剧投资回报差，恶化实体经济发展。
已有学者对上述两方面的金融化动因进行了检验发现，资金储备动机下实体经济投资与金融资产投资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实体企业通过金融资产配置来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本套利动机。因此，获得超额回报可能是我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而缓解融资困境是相对次要的动机。
企业金融化的内生影响因素。首先，企业金融化受其个体固有特征的钳制。如金融衍生资产持有规模存在较强的规模效应，同时，相关研究也控制了企业上市年龄、企业所处行业及年度对企业现金持有、金融资产配置等的影响。
其次，企业金融化受到公司经营理念、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特征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且在经营环境恶劣、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集团公司更易为了获得金融行业的超额回报而增加相应投资。从总体来看企业盈利能力与其金融化水平正相关。
而将主业经营状况从中剥离进行研究，则发现主业经营状况对公司投资金融资产的配置的影响存在两个相反的效应。宋军和陆旸以及邓超等等学者综合两种情况认为金融资产占比与企业的经营资产收益率呈U型关系，经营业绩较差和较好的企业都倾向于购置更多的金融资产，只是动因由资本套利转变成了资金储备。从长期来看，企业的成长机遇和发展能力也是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
再者，企业金融化与其财务状况紧密相关。一是企业的资产配置方向。公司持有金融资产是相对持有实业投资的替代投资，资本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处在价值链前端的企业更偏好金融化投资，因此有形资产抵押率能够部分解释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现象。二是企业融资约束。
我国金融结构两个特征一一银行主导和政府主导，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受到内外部融资的双重影响。其中，内源融资对企业金融投资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外源融资中有息流动负债率的提高推动了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证实了企业借钱投资的可能，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倾向于持有的较多的金融资产，企业财务杠杆越高金融投资规模越小，则说明了高财务杠杆导致的外源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金融化。
此外，企业金融化受到公司治理观念和治理水平的影响。诸多学者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是推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此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管理层过度自信、股权结构特征等驱动和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且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也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
企业金融化的外生影响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投融资决策产生诸多影响，已有学者对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有学者认为，企业为了应对外部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可能选择与固定资产相比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
其原因有二，一是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时相比，宏观经济波动较大时期金融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超额回报率，企业会出于资本套利目的持有金融资产；二是为了预防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与资金困境，企业将出于资金储备动机增持金融资产。
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Demir发现，在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使金融投资回报率不断上升，同时考虑到金融资产具有可逆性，退出投资的现金成本相对较低，促使企业相应增持金融资产。
彭俞超等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投资呈负相关，且该抑制效应随着激烈的行业竞争会越显著。其传导机制有二，一是不确定的经济政策环境会减少企业的资本套利机会，使企业相应地减少投资，进而抑制了企业金融投资；
二是宏观流动性水平越高、资本市场越繁荣，企业所持金融资产规模也越大。这就是说，宏观变量通过影响金融资产收益率和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所持金融资产规模。此外，会计计量属性的变更也会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
企业金融化适度性影响因素的筛选。首先，企业进行金融化主要源于资本逐利或缓解融资约束两方面的需求，经营状况较差或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其金融化动机会相对较强，因此除了企业的固有特征外，企业金融化主要会受到自身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对于企业决定性因素集的筛选应主要集中于企业固有特征、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三个方面。
在股份经济条件下，股票价格和股票数量共同决定股东价值。其中，股票价格代表投资群体对企业价值的客观评价，并通过每股价格来反映资本成本与获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其获利能力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是盈余的大小及获得盈余的时间；二是企业风险的大小。
结语
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主要会由于企业的资本成本、盈利水平和变现能力以及风险等因素影响到企业股价，进而影响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在以股东价值实现作为企业金融化的最终目标对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时，主要应从企业的资本成本、盈利水平和变现能力以及风险等角度综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