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尽管深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但雷锋精神并没有从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消失。尽管广受社会质疑，但富豪们对于各种慈善事业的热衷却始终没有停歇，很多富豪选择裸捐。把辛苦一生赚来的家产全部捐给穷人或者非营利组织，已成为很多富豪的自然选择。
尽管在很多段子中
,扶老人已经成为一种高危举动,但总有人在见到老人处于危难时,丝毫不考虑被讹诈的风险,而是选择伸出援手。然而,在传统的经济学思维中,助人与慈善似乎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在传统的博弈思想中,人们总会将自己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并据此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
可是,
为什么仍有人愿意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 这难道不是种奇妙的大众非理性行为选择吗 在博弈论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曾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实它恰理释了这神助人为乐行为选择的缘由实验主持人随机选择了7名实验对象，并在这次实验中每人可以分到5美元的初始资金，他们可以自诉了他们具体的实验决定是持有这5美元，还是把它完全投入公共投资。
如果有足够的人参与公共投资，比如3个人，那么无论你是否参与公共投资，这7名实验者都可以获得额外的10美元奖励。可是，如果投资人数不足3人，那么所有投资人都将失去他所投入的5美元。为了保证实验条件的公正，在实验过程中，所有实验者相互都不认识，而且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交流。
在这次实验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点核心的规则：首先，如果有足够的人进行公共投资，那么投资的人将拥有10美元，而没有进行公共投资的实验者，不仅可以保留自己所得的5美元，还可以额外得到10美元，因此他将拥有15美元。显然，公共投资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其次，如果没有足够的人进行公共投资
，那么投资的人将失去他们仅有的5美元，而没有做出公共投资的人仍然保留自已所拥有的5美元，因此不进行公共投资是一项理性的选择。如果纯粹根据博弈论的利益标准进行评判，那么所有人都保留自己的5美元，并且不进行公共投资显然是一项最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
可是，如果真的有3名甚至更多的傻子愿意进行公共投资，那么大家将拥有10美元或者15美元，显然会比最理性的选择要好得多。那么，实验对象会如何选择呢？实际上，在多轮实验后，经济学家发现：尽管从理性上说，进行公共投资并不理性，但仍有51%的实验者会选择公共投资
正是得益于这些不考虑自己利益得失，而愿意为他人贡献的人的存在，所有投资人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一个明显的非理性选择却得到了个绝对理性的结果，完全是一个美好的结局。经济学家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其他49%的人不愿意进行公共投资呢？理由还是前面在分析金融投资中大众非理性时得出的结论，即怕失去和想得到。
第一个理由是担心或者说怕失去，
他们担心愿意进行公共投资的人达不到实验的最低规模，进而丧失自己的投资资金。第二个理由是贪婪，自然就是想得到了。显然，实验主持人所要求的3个人与参与实验的7个人相比要少得多，即使决策者自己不投资，但只要其他实验者中有足够的人愿意投资，那么实验者就可以搭便车，一分钱不用拿出来，也不用承担投资风险，却可以共享每人10美元的投资所得。
显然，这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
因此，实验主持人对实验的规则进行了一些调整。首先，如果实验者不再担心，是不是实验结果会好一些呢？随后，实验规则调整为：如果投资人数达不到3个人的最低标准，那么所有投资人都可以收回自己已投入的资金。
显然，这样的退款保证足以打消所有投资人对于丧失投资本金的担心，
但它无法打消搭便车现象诞生的土壤，也就无法克制人性中的贪梦。在这种不担心的机制下，愿意投资的人数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出现大幅增长，仅仅小幅增长到58%。也就是说，除了以前就愿意投资的51%的投资者之外，在消除了投资损失风险的情况下，愿意为他人做出贡献、选择公共投资的人数并不多。
此外，
在不担心的实验环境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实验者普遍认为：在这样没有投资风险的实验环境下，愿意进行共共投资的人必然会增长，那么自己投资或不投资，很可能对于能否这到最低规模影响不大。
因此，
实验规则的调整反而鼓励了投资者的搭便车心理。实际上，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最终的结果将是所有人都无法得到额外的奖励。第二种情况是不贪婪。这次实验主持人规定，如果达到了最低投资人数，只有参与投资的人オ可以获得10美元的奖励，没有投资的人将无法从中获得收益。
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搭便车现象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机制下，如果实验者想要得到额外的奖励，就只能参与公共投资了。
因此，参与公共投资的人数有了迅猛的增长，其比例达到了87%6。更有意思的规则修改则是允许所有的实验者在作出选择之前充分沟通，这样他们自然就可以通过深入的交流，明确自己所在小组的投资策略，通过一种自我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规定投资公共产品的人数和具体的人员，从而保证所在小组的投资收益。
在具体的实验中，所有允许沟通的小组全部实现了最低要求的公共产品投资规模，进而保证了所有小组成员都能获得相应的经济激励。当然，在没有强制约束力的情况下，并不排除口是心非者的出现。
可能某些小组成员在沟通时答应进行公共投资，而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从而出现了损害小组整体利益的情况。但是，充分的沟通对于整体利益的保证通常是更有效的。
其实，在连续几轮的实验中
，我们发现：无论是否提供不担心或者不贪婪的制度约束，或者是否拥有充分的沟通，总会有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整体利益提供支持，这似乎支持了集体主义精神。对于很多在任何制度约束下都愿意拿出自有资金用于公共投资，以促进整体利益的人而言，支配其行为选择的往往是做好事的想法，或者说纯粹的利他主义。
然而，在笔者看来，
如果调整实验中给予每名实验者的资金规模，比如给予每个人的不是5美元，而是5万美元，相信在同样的制度设置下，愿意全部拿出来进行公共投资的实验者比重将会明显减少。当然，由于实验经费的限制，并没有经济学家尝试过以上实验条件、但可以想象，尽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有着利他的思想但同时也会存在对于自己利益的评判。
在利已和利他的斗争中，
两者的比较就成为很多人做出最终决策的关键。对于很多人来说，5美元并不算很多，即使失去，也不会因此痛苦万分，因此拿出来换取自己内心的安宁和平静，简单地出于做好事的想法进行利他的选择并不困难。可是，如果让实验者冒着损失5万美元的巨大风险去做项利他的公共投资，对于很多人而言，则是极大的考验。
尽管仍有人愿意利他，但由于其代价极大，相信会有很多以往的利他主义者由于注意到自身的利益变化而转向利己。
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在马路上和地铁中遇到可怜的乞讨者，我们也许愿意拿出一两元钱施舍给他们，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做好事的快乐。尽管从金钱上说，我们的利益受损了，但考虑到内心的愉悦，很多人仍愿意伸出援手。
可是，如果让您一下子把整个钱包里的钱都送给乞讨者，这就是强人所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从某种程度上说，同样的施舍与利他，规模的变化本不应该对实验结果产生本质的影响。
然而，规模的变化实际上会改变行为对于实施者内心的感受，引发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结语
那么，如何判断那一种选择才是理性的？出于博弈的考虑，似乎每个人的决策行为都会经过非常细致的利益比较，都是极度理性的选择。
但是，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人，我们的行为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受理智驱使，情感与心灵在很多时候也会成为决定个人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在冲动与仁慈的驱使下，人总会做出一些并不符合理性，却很符合行为人内心理念的选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生活中到处看到大众非理性行为的原因所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