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品国际价格形成与决定对国内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稳定运行和国防军工发展都离不开矿产品，具有如人体骨骼一般的稳定支撑作用。进入千禧年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这一方面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因为新兴国家持续增长需求推动了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世界经济被中国影响的能力被称为“中国因素”。
就矿产品国际贸易而言，“中国因素”没有令中国获得对应话语权。中国在矿产品国际贸易中一直面临着“贵买贱卖”的尴尬境地。矿产品定价能力的缺失给中国的资源供应安全和经济平稳增长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损失。一方面，中国对于铁矿石、铜、铝等紧缺金属资源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价格在震荡中攀升，令中国企业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据中钢协估计，近十年来中国铁矿石、铜和进口累计损失达40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钢铁行业领域更是步履维艰，在2019年，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拓钢铁三家钢铁巨臂的年利润就超过了中国钢铁行业总利润的2倍之多。
在另一方面，中国矿产品耗竭速度过快，资源禀赋优势不断削弱。近30年，抛开越南等地新兴稀土矿产的发掘，中国稀土储量因为资源开采粗放、初级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走私严重等原因从约占世界的71.1%下降到23%，却仍然以低廉的价格承担着世界上90%左右的供应。锡这类战略有色金属资源也面临着国际出口政策收紧和国内锡矿枯竭、开采难度、成本加大带来的多重供给短缺问题。剧烈且频繁的价格波动也使得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和金融结构性风险不断加剧。因此，了解当今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成因及形成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双循环”互促新模式已尤为重要。
国际矿产品价格波动剧烈、频繁化
近20年来，可从四个阶段分析国际矿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大致，2001-2008年新兴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矿产品价格加速膨胀期、2008年-2011年次贷危机下的矿产品价格断崖下跌再平复期、2011年-2018年欧债危机下的价格震荡期、2018年。疫情后以中国为代表，作为全球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和重要动力，带领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大宗商品及矿产品价格迅速拉升，价格振幅不断加大。
在“十四五计划”中，中国将进一步加速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再加上新兴经济体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制造业回流等问题，短期内世界范围内对基础矿产品的需求还将持续上涨，国际矿产品市场上供求失衡的风险将增大。在多重因素下，矿产品的国际价格将在多重因素的主导下再次飙升。
矿产品国际价格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多元化
矿产品具有资源、商品、金融三种属性，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价格为供需决定，在矿产品国际价格形成中，供需仍然是决定价格的基本属性。矿产品在期货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全球各国经济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各种投资或投机资金在期货市场上快速流动，不断地寻找获利的机会。
随着矿产品价格不断拉升，投资者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大宗矿产品领域，在观察到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对矿产品价格具有拉升作用，投机者为获利便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宗矿产品市场，然而又在价格趋于下跌时又将资金从大宗商品市场抽出，加剧了矿产品国际价格的波动。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缺乏价格影响力，存在供给风险
中国在国际矿产品贸易中存在着进口贸易依存度过高，渠道过于单一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地大物博，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中国矿产资源普遍存在着品位较低、开采成本过高、难度过大等问题。因此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矿石资源。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铁矿石对外贸易依存度为82.3%，铜精矿对外贸易依存度为90.36%，一旦价格上行，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铁矿石、铜精矿等主要金属矿产品定价能力缺失问题。
对于定价能力缺失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核心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价格的形成中缺乏合理的影响力，从而陷入被动遭受巨大损失。对此，高度重视，在新国家总体安全关中，将资源安全列为与经济安全同等地位的安全领域，在此期间，中国也采取了诸如完善期货市场、推出铁矿石价格指数、稀土限额等政策，但收效甚微。这些举措并没有达到争夺定价能力的预期目标，反而产生了一些国际争端、资源走私、价格剧烈波动等问题。长期资源短缺导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将对国家矿产品供应安全带来严重隐患。由于垄断势力的存在，传统的价值决定价格的交换理论已经完全不适用。
因此，在金属矿产品定价能力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家争取金属矿产品定价能力策略、政策及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重构。将以矿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与定价能力研究为主线，将矿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与定价能力形成的供需因素、市场势力、金融因素、计价货币及期货市场的识别相结合，构架定价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实证研究为辅助，将铜、锡两种定价能力相差较大的金属进行对比分析，将价格操纵的隐性行为显性化，从而有力揭示国际矿产品市场价格形成的机理。
了解国际市场中中国铜、锡定价能力现状，识别国际价格操纵行为，客观预测“中国因素”的未来变动趋势，将“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优势，提升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定价的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铜、锡定价能力中的影响力，具有重大价值。目前学界对矿产品国际价格形成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行的视角，学者们主要从矿产品波动成因研究、铜、锡国际进出口贸易市场势力分析、矿产品定价能力变动影响研究三个方面展开。
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原因
对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成因的准确识别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内矿企参与国定价的能力，更能增强中国在国际矿产品定价能力中的影响力，因此学界对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成因的研究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影响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的因素日益趋于复杂多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于金属矿产品的经济需求成为焦点，“中国因素”被认为是矿产品价格上涨的有力因素；又因为矿产品的金融属性，金融投机资本为获利在期货市场上大量流入流出，导致矿产品价格波动的幅度加大。贸易政策因素也会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影响到矿产品价格。所以如上所述，矿产品价格波动的成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实体经济需求和矿产品价格波动的关系
一种是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等对世界经济可产生较大影响的经济体的实体经济需求方面讨论实体经济发展与矿产品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韩立岩和尹力博年通过因素增强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实体经济需求、金融需求、投机行为、联动因素四个方面选取了532个指标讨论了影响大宗商品需求的因素，进而得出结论：长期内大宗商品国际价格波动的最直接因素为实体经济需求，是其它影响因素无法比拟的。
卢峰、李远芳等年通过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研究发现需求快速增长时，其价格的走势将取决于供给层面，他认为是短期需求消化不了短期供给能力的扩张，导致了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在价格居高不下和供给不足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上全球经济的紧缩和衰退，大宗商品需求将崩溃，其价格也随即一落千里，所以他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Jaramillo通过VECM模型对大宗商品价格于中国工业产出研究发现，二者存在明显正相关。
李靓、穆月英通过PVAR模型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视角发现，实体经济层面对大宗商品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层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贡献度要大于发展中国家。Lalondeetal在新兴亚洲两个增长前景假说下，通过加拿大全球经济模型模拟了2008年后5年的大宗商品价格路径，发现大宗商品受新兴市场的不同表现影响较大。
谭小芬等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及中国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发现总需求是驱动国际商品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庄赟、曾五一等通过VAR模型对9种国际大宗商品1992-2015年的14年月度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因素”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因素对金属和化工类的大宗商品价格有显著影响。
商品日益金融化、投资、投机需求对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
这类研究主要从金融投机、期货市场、货币政策方面探讨国际矿产品价格波动。朱学红等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投机、广义美元指数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等多种因素对国际铜价的动态影响，并将影响价格最基础的供需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对比了分析，通过实证结果发现:对国际期铜价格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广义美元指数；从2004年至今，供需因素对国际期铜价格波动的基础地位逐渐被金融因素代替，市场投机的影响逐渐升高，这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因素对国际期铜价格波动有明显影响。
钟美瑞、黄健柏等基于MSVAR模型对国际铜价波动成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将国际期货铜价格分为膨胀期、平稳期和低迷期，发现金融因素对不同区制下的国际期铜价格波动有很强的解释作用。况秋华、刘春学和尹昊基于区制转换的MSVAR模型从供需、金融、期货、联动四个层面分析了2000年1月-2020年12月铜、锡国际价格波动成因，结果也证实了金融、投机因素在铜、锡资源国际价格波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Frankel认为，从市场流动性上看，当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时，世界上各经济体为了提振本国经济一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上流动性增加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Akram通过对英美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政策的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增加国际市场流动性，市场流动性增加导致更多的资金进入大宗商品市场，从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Krichene＆Anzuinieetal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般是相对较低的利率和美元价值的贬值有关。Landgrafetal发现在经合组织纳入“金砖国家”后，大宗商品价格受货币金融因素影响显著增强。Masters认为投机炒作是商品价格波动剧烈的主要根源，应该加强对投机炒作行为的监管。吕云龙认为发达国家凭借美元建立的特殊金融体系获得了不一般的金融权力，并且在国际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权力。彭承亮、马威和马理认为美元利率的频繁调整会通过汇率传导机制影响中国的大宗商品价格。
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联动影响
这一类研究主要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之间存在着一定共性，所以可能存在一种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会引起其它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的联动效应。Ewing&Harter认为原油价格上涨会拉动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上涨。Yuetal;Baffes;Gohin认为石油等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高价格将增加农产品对生物能源的需求，这将继续推高农产品价格。Hammoudehetal.;Soytasetal.;Sarietal.认为能源价格的上涨是导致金属资源上涨的原因之一，并采用了协整、向量自回归等模型进行了验证。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现有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国际矿产品价格波动成因进行研究。一是从实体经济供需层面研究矿产品价格的波动；二是研究商品金融投机等金融因素对矿产品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三是研究能源、石油等基础大宗商品与矿产品价格之间的联动影响。但是现有文献的研究大多是从某一因素展开研究，从结合其它因素的多视角研究尚少，并且多是对铜、铁、铝等交易量大且缺乏定价能力的金属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