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人类投机活动的浅薄视角来看，要应付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快速决策至关重要。由于我们执着于经济增长，我们拒绝任何其他做法。企业家和投机者热衷于捕捉机会，他们无疑是乐观的。正如在那个关于驾车水平的案例中一样，他们人人相信自己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因此必将成功。他们只记得那些积累了大笔财富的人，而遗忘为数众多的失败者；少数成功案例支撑着他们的希望，将微小的成功概率放大成必胜的信念。在每一轮新周期中，如果他们想重振信心、卷土重来，他们就要用千疮百孔的记忆来麻醉自我。
而要做到那一点，需要的只是时间。思虑的边界：目光短浅才华横溢的宇宙学家约翰·惠勒也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大师。[6]当有人请他对空间和时间下定义时，他说道：“时间就是避免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东西。空间就是避免所有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的东西。”他的话巧妙地概括了我们对时间长河的认知。
时间会影响人的记忆，导致各种认知偏差。我们怎样将时间概念融入决策，这对于解释金融危机的深层心理机制很重要。毕竟，这些危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的预见性和我们的事后记忆都很短浅。
从直觉上说，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时间首先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内心的时间流逝可以与外界毫不相干。这一点，任何经历过美妙假期或沉闷约会的人都知道。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也知道，我们对未来进行折现。他们一般是这样假设的：我们从理性、经济的角度，根据效用对未来进行评估，这里的效用指未来的盈利或亏损所带来的同等快乐或痛苦。因此我
们会在未来的每一个时点，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作出一以贯之的决定。
但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提出要么今天给你1000美元，要么明天给你1010美元，你将怎样选择？如果他提出要么一年后给你1000美元，要么一年零一天后给你1010美元，你将怎样选择？根据效用理论及其完美理性假设，我们在两种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你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你就会一直选择收取1000美元。否则，你就会一直选择收取1010美元。
然而事实上，即便是面对简单明了的激励，我们的有限理性也往往作出不一以贯之的反应。你更可能选择今天收取1000美元，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明天是否还在那儿。那种不确定性足以使你偏向于此时、此地。然而对于一年以后收钱，你是否多等一天并没有多大区别，在你心目中的时间框架及相关不确定性几乎一样。因此，你更可能愿意等上一年零一天，以便收取1010美元。
如果我将上面那个好心的陌生人换成你的朋友，那么你的回答将根据他在你心目中的可靠程度再次改变。你并不是非理性的。在你的世界里，环境总是决定你的理性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激励的性质有了细微变化，因此你的反应也随之变化。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环境并不重要。但与你不同，他们的行为就一以贯之。他们总会在明天告诉你，为什么昨天预测的事情今天没有发生。
在时间上，所有人都患有严重的近视症，这使得近期的较小风险与回报和远期的较大风险与回报相比，前者更有吸引力。对此，有很多证据。1972年，斯坦福大学一位名叫沃尔特·米歇尔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对象是600名4~6岁的儿童。该实验后来被称为“斯坦福棉花糖实验”。
每个孩子被带进一个房间，面前有一份零食：一块奥利奥曲奇饼、一个棉花糖或一根扭结饼棒。孩子同时被告知，可以马上吃掉零食，但如果等上15分钟，就可以获得双份零食。然后研究人员走出房间，15分钟后才回来，但如果孩子因等不下去而摇铃，研究人员就会提早回来。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对象都进行了摄像。
结果显示，有些孩子立即吃掉了食物，另一些则在痛苦等待数分钟后也吃掉了食物。有些机灵的孩子轻轻地咬了棉花糖的一侧，然后将棉花糖那面朝下放回；有些则将奥利奥曲奇饼掰开，舔掉里面的奶油夹心，然后依原样放回。只有约1/3的孩子成功抵制了诱惑，获得了双份食物，但其中一些孩子为达到这点采取了极端的做法。据说有一个孩子围着棉花糖舔桌面，还有一些闭上眼睛不看食物。
该实验的目的，是研究我们多大时才懂得需要推迟自我满足。而结果大部分孩子未能克制自己，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天性。它解释了节食或戒烟为何那么难。这两种行为的长远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汉堡包或香烟能带来近在眼前的快乐，这种快乐对我们的诱惑力远远超过节食或戒烟的长远益处。
后来，米歇尔及其他研究者将该实验的结果与那些孩子长大后的成就对照，发现在实验中成功地自我克制的孩子一般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得分更高，更少发生药物滥用的问题，长大后更为成功。这项实验的结果促进了“励志产业”的发展，该产业援引这些结果，指出人自身的“非理性”威胁我们的未来，高呼人必须设定目标、自我控制、坚决克服“非理性”的不良倾向。谁还记得过去十年多如牛毛的关于情商、道、禅、瑜伽、东方冥想法的书籍？
然而这样简单地将二者关联起来，并未揭示事物的全貌，反而会导致许多人误以为，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童年时就已大体确定。真相总是更微妙。非理性的结论也许正源于理性的决策过程，尽管该过程受我们的环境及各种激励因素影响。
2012年，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重做了棉花糖实验，但这次实验与上次相比有一个重要区别。他们先给了28名3~5岁的孩子每人一张白纸，作为一套自制茶杯工具中的装饰品，以及一盒用过的蜡笔。孩子们被告知，如果他们能等上数分钟，那么研究人员会很快回来，给他们一套更大、更好的新美术用品。
接下来，这个实验分成两条路径。对于其中一半孩子，研究人员在两分半钟后返回，向他们道歉说没有更好的，然后帮他们打开已有的蜡笔盒。对于另一半孩子，满满一盘美术用品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然后研究人员往桌上放了一张用于装饰的小贴纸。孩子们被再次告知，如果他们能等待，那么研究人员将很快回来，给他们更好的。两分半钟后，又有一半孩子等来了同样的道歉。另一半则获得了一套彩色大贴纸。
随后，研究人员对所有孩子重做了棉花糖实验。第一组孩子，经历过持续失望后，在棉花糖实验中平均只等待了约3分钟，只有1名孩子等满了15分钟。相比之下，第二组孩子在看到每个承诺都实现后，平均等待了12分钟，大部分获得了第二个棉花糖。
显然，信任度和确定性起了重要影响。第一组孩子完全有理由怀疑，研究人员不会在15分钟后回来给他们第二个棉花糖。因此他们在环境的限制下，理性地决定吃掉眼前的食物，而不是坚持等待一个希望渺茫的奖励。第二组则没有这种怀疑。两组孩子都暴露出了目光短浅的特点，但他们对环境及激励机制的认知强化或弱化了这一特点。
时间是不确定性的根源。我们鄙夷的“目光短浅”之举其实是对真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然反应。从经济的角度看，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今天买房的兴趣大于为退休后养老而积蓄。我们能否活到老年？我们的钱到那时还值多少？政府或未来的经济灾难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小小积蓄？我们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赚钱吧？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天生倾向于关注在我们看来也能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近期需求。
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靠信用卡透支购买电视机、汽车、整体厨房等大件，将还款期拖得很长。我们喜欢今天就享受起来。我们预期信贷总是可获得、可承受的，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短视受到经济环境的强化。如果我们选择积蓄多年再购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可能活不到享受它们的那一天。
我们预测自己的未来收入潜力和趋势将呈指数型增长。我们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总能在eBay或Craigslist上将我们为即时享受而购买的商品变现；有些人似乎的确通过这么做成功谋生。基于我们的有限信息和积极情感偏差，这些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和GDP增长主要依赖这种短视型消费，它推动了对按揭、贷款及信用卡的需求。
这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和金融机构那么关注短期回报；正是短期回报推动今明两年股价上涨。那些公司和银行的决策者们知道，几乎每一个投资者都实际面临着一个投资期限，那通常是从今天开始，到季末或年末结束，具体取决于报告周期。他们还知道，当前的员工薪酬模式偏重于考核净资产收益率，即短期回报率。通过监管套利使净资产降到最低，并向大众提供其要求的短期回报，这是明智的选择，能让你最大限度地提高净资产回报率，并提升你现在的生活质量和财富水平。如果你的业绩不够好，你就可能丢掉工作，从激烈的竞争中出局。等待的不确定性看来太高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今天花钱求明天的增长。政府的短视行为略有不同，是由竞选周期驱动的。然而对于政府来说，今天花钱永远更合理。在繁荣时期，公共开支迎合了主要的选民群体，可向支持者展示社会与政治方面的进步。而在萧条时期，政府通过刺激经济，可增加短期内经济成功的概率，同时给人以积极主动的印象。两者都有助于竞选。
政客们若着眼于长远，则可能毁掉自己的仕途，特别是在选民目光短浅时。这也说明了，政客之所以言行不一致，是因为他们发现对预期的管理远比实际达成重要。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主张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是有缺陷的。政府总是愿意增加开支来对抗经济的下滑，而不愿在繁荣时期控制开支。本性使然。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往往只关注眼前的危机，而不考虑将来严重得多的危机。例如，过去几年，为了对抗信贷紧缩，各国政府向全球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这样做的同时，政府加大了未来高通胀、高财政赤字、高养老成本的风险，这些风险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在他们眼里，首要任务是维持当前的金融体系。
所以政府今天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像你依靠信用卡奢侈度假一样，而对明天将付出更多这一事实置若罔闻。此外，政府还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刺激手段奏效，那么经济将重回正轨，从而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更大负担。为了支撑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开支以及维持社会结构，政府需要进行深层的结构性改革，但政府总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去规划明天的此类改革。
不幸的是，未来还会发生危机，而我们的修修补补只会推迟而不能避免深层问题的爆发。那些今天决定推迟解决深层问题、以为还有至少十几二十年时间可考虑的人，十几二十年后也可能不在那个位子上了。事情往往这样虎头蛇尾。所以我们看到，发达国家政府未来需要偿还的负债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亿美元，数倍于其国内生产总值。也正因如此，结构性的问题持续存在，导致危机反复上演。
然而大部分时候，这么做是有利于所有人的。毕竟，我们的积极错觉和由此产生的决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人生似乎一帆风顺。之所以会遇到挫折，那是因为我们在预测未来时，过度依赖那纯属幻想、本不存在的确定性。过去即未来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片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汪洋大海，我们在其中努力寻找确定因素的岛屿，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塑造了我们的心理。此外，我们倔强地相信，只要充分规划，就能将确定因素的岛屿扩展到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
理解了这一持续不断的努力，就能理解许多我们前面讲过的偏差。我们的自视甚高、盲目乐观、按自己的想法解读模糊信息、事后自称有先见之明，都是为了支持一种对我们所处环境的控制感。其他偏差，如我们的目光短浅和记忆重塑，将不确定因素推到我们的视线以外，不予考虑。
结语
结果，我们不断寻找预测未来的模型和规律。它们代表着可用来理解和应对周边世界的确定因素与可靠工具。这种外推偏差无处不在，深深地根植于归纳法中。在外推偏差和记忆偏差的共同影响下，我们不仅根据过去预测未来，还在往前看时侧重于参考最近发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