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创新的一般关系。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主要源于两种动机：一个是资本套利动机，主要是通过配置流动性相对较低但具有高额回报的金融资产来获得超额回报率；另一个则是资金储备动机，主要是通过配置流动性相对较高、变现能力强的金融资产来平滑企业资金需求，缓解融资约束不足。
而当我们对两种动机进行甄别时则会发现，部分企业可能表现为资本套利，部分企业可能表现为资金储备，而也有部分企业则可能二者兼有，共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的真实动机进行甄别进而对其进行调控则显得颇有难度。
已有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甚至国别的不同也会导致其影响机制发生变化，而企业金融化对于创新的影响也并不稳定，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在助推效应与挤出效应间产生动态变化。造成企业中金融化与创新关系的不稳定，可能源于其金融化适度性的差异。
由于金融化对于创新的影响机制在适度金融化与过度金融化的情形中并不相同，进而导致二者间的关系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势。因此，在对金融化与创新二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以适度性差异作为分析基础可能更为合理和可行。
金融化适度性模型的构建思想借鉴了Richardson的残差度量模型。该模型选择了对企业投资影响稳定且重要的变量作为拟合目标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投资机会、资产负债率、现金存量、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股票收益率以及上期新增投资等。
目前我国学者在对Richardson模型的应用过程中，有学者直接利用该模型对非效率投资进行了度量，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如有学者替换了该模型中的企业增长机会、现金存量、股票收益率等变量；有学者删减了该模型中的上市年限、股票收益或上期新增投资等变量；
也有学者增加了销售收入等新的变量。因此，在对金融化适度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时，参考Richardson及我国相关学者的变量设计，应以选择对企业金融化水平影响稳定且重要的变量为目的。
根据上述筛选原则，选取以下变量作为甄别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由于企业规模和上市年龄能够侧面反映出企业成熟度、投融资水平和公司治理等多方面的特征，选择企业规模和上市年龄的企业固有特征变量作为甄别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为了控制企业的经营状况，选择资产收益率来控制企业的当期盈利能力，并选择托宾Q值控制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和未来的成长性。
再者，为了控制企业的财务状况，在控制新增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基础上，一方面，从企业的资产配置方向角度引入企业资本密集度以控制实体投资对金融投资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从融资约束角度分别选用现金持有量控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内源融资渠道和财务杠杆控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外源融资渠道。
最后，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选择的以上因素也基本涵盖了能够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实现的诸因素。其中，企业资本密集度和托宾Q值可以反映企业金融化的资本成本，由于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间具有替代效应，因此前者可以用来反映金融投资的替代成本；
托宾Q值能够反映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因此后者可以用来反映金融投资的机会成本。现金持有量和财务杠杆可以反映企业金融化的风险，在预防动机假说下，企业持有现金是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前者可以用来反映企业应对金融投资风险的能力；已有学者证实了企业金融化过程中的借钱投资行为，因此财务杠杆部分反映了企业金融化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
资产收益率可以反映企业金融化的当期盈利能力。企业规模和上市年龄是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固有特征变量，能够综合反映企业成熟度以及企业的融资、盈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映射在企业金融化行为的资本成本、盈利水平和变现能力以及风险等诸因素上。
企业适度金融化与创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普遍经历了金融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并使得技术创新从中受益。Panitch&Gindin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主要体现为资本过度集中于金融领域。他们认为金融利润增长通常同时伴随着总利润的增加，这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多的资本进行再投资。
Tadesse认为创新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而良好的金融体系恰好可以为其提供融资支持，资本市场通过长期激励、风险分散和机会共享促进长期、稳定和持续的创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积累和技术进步，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本质决定了它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变量，可以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及融资能力，从而增加企业创新的资金供给，发挥助推效应。
同时，金融化能促进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金融发展有利于打破融资约束的瓶颈，这无疑会提高企业的实体投资水平，增加企业创新投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当企业适度金融化时，其金融资产规模能够与企业现有资源相匹配、金融投资项目变现能力较强、面临的金融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这可以为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尤其是为常常面临融资约束的创新项目投资提供融资保障。
首先,企业根据自身状况适度配置金融资产虽然会耗用企业资源，但由于其金融资产规模能够与企业现有资源相匹配，将相应的规模和风险控制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因此并不会挤占创新等其他方面的资源；而且，企业金融化使各企业之间的资本流通更加便捷，能够极大地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融资能力，提高融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创新提供灵活的资金供给环境，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相对于现金资产，企业配置具有高额回报的金融资产具有资本成本效应，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一方面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使得企业获得更多资金，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储备，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其超额收益能够改善企业经营业绩，从而通过收入效应平滑企业其他方面的投入，促进企业创新。
此外，有学者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会通过变现部分资产来维持企业创新。因此必要时企业会通过出售短周期、强变现的金融资产使企业内部现金流增多，从而为主要靠内源融资的创新项目提供融资保障。因此，当企业适度金融化时，随着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表现为助推效应。
企业过度金融化与创新。金融是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金联系的桥梁，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资金循环为高收益部门配置更多资源，从而提高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然而，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协调实体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以防本末倒置。
在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地强化与深化之后，其有序扩张的均衡将逐渐被打破，从而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特征。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经济体，在经历了工业化与金融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阶段，便开始显现出实体利润率开始下滑，实体资本加速流入金融产业，使得发达经济体表现出高度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特征,进而不可避免地陷入金融危机，弱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事实上早在金融化概念出现之前,Tobin就发现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他认为如果金融资产回报高于实体资产，则金融投资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使更多的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从而导致实体资产投资的减少。
金融投资不断扩大、金融资产持续增加所导致的金融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迫使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经营重心从实体生产部门转向金融投资领域也认为，企业金融化导致金融投资挤占了实体投资，实体生产不断萎缩，经济的重心从实体转向金融部门。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企业的投资和套利机会，从而促使企业增加金融领域的投资，致使实体投资空间被挤占；二是企业资金不断流向金融市场，致使企业内部资金十分有限，降低企业进行长远规划的能力，进而阻碍了企业的实体投资。因此，企业的过度金融化势必会导致企业为了短期收益的提高而忽视自身的长久持续发展，挤出创新投资，削弱企业内部的创新基础。
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持续加深，其将不断暴露出过度金融化的弊端，表现为相对于企业目前情况而言，其金融资产规模过大、金融投资项目周期过长、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过大等形式。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会对企业的固定资产、金融资产、研发创新以及其他项目进行不同程度的投资。
由于金融投资项目与其他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周期短、回报快等特点，而创新投资项目与其他项目相比则投资周期较长，且风险较大、回报不确定，当企业为了获得较高的超额回报将资源持续地、过多地配置于金融资产中时，企业易过度金融化，从而对创新产生影响。其对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当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便需要在金融资产配置与固定资本投资间进行权衡。
企业金融资产规模过大、金融投资项目周期过长意味着企业的金融投资占用了企业过多的资源，并且短期内无法变现，这将导致其可用资本有限，并进一步加重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是创新融资约束程度，挤占本应用于创新的资源，挤出创新；
其次，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有稳定的、持续的投入作为支撑，而企业过度金融化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从而导致企业的获利能力不稳定，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
再者，随着我国金融化的不断发展，企业决策者会不断受到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其他投资人等外部团体偏好的影响，牺牲生产性资本的自主性原则，使投资决策越来越服从于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在过度金融化的情形下，企业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可能会减缩其他对于流动性要求较高的项目如研发创新，来满足金融化过程中对资产流动性的需求，从而挤出创新。
结语
此外，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为企业偏好于金融投资，利润来源渠道中金融收益的占比不断提高。过度金融化则会倾向于使企业更加依赖资本市场投资，过于注重从金融市场获得回报。当企业金融化获得高收益时，增加的金融投资和利润机会通过影响经理人的激励促使企业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削弱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