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是东北投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东北的投资问题自然绕不开投资体制和投资主体的根本性探讨，一定地区的投资特点都是在投资体制框架下形成的。
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后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机制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但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依然无法忽视作为投资主体之一的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政府投资的溢出效应
政府投资的领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如
交通运输、港口、路桥、通信、给排水工程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等基础产业，其提供的产品具有准公共品的特性。
基础产业是支撑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不但占有较大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不能仅仅通过短期效益衡量。基础产业投资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不但支撑了经济增长，弥补了民间投资不足的问题，同时缓解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加快当地存量资本的形成。
另外，
投资基础产业带来的外部性降低了民间投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资本趋利性促使民间资本增加投资，从而进一步扩张总需求提高经济活动水平。
同时投资的过程伴随着资源整合的过程，资本形成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中多要素共振，生产要素得以进一步优化整合。基础产业投资的外溢性不仅仅局限于当地，更有空间效应，对其他地区同样具有溢出效应。
投资具有关联性，区域发展依靠支柱产业，而对支柱产业的投资并不局限于该产业本身，还有对其上下游产业的联动投资。在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的过程中，区域间的投资关联效应愈加明显。
从当地产业投资关联向区域产业投资关联延伸的趋势中更容易形成产业区和产业集群，产业分工逐渐拓展到区域间的协作，强化了产业分工的专业性，放大区域结构的调整效应，这一过程往往还伴随着更广泛的信息传播，形成技术外溢，强化了空间溢出效应。
不但如此，投资关联性增强形成的区域间产业集聚更利于资本集聚及劳动力流动，在地区便利化条件下更容易形成生产规模。
另外，从地方政府支出水平外溢角度看，
地方政府投资基于非零和博弈策略，增加当地投资支出时还可以影响到相邻地区的政府支出水平，从而在区域发展一体化实现过程中实现共赢的局面，促进区域内及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实现地区经济总量水平整体提升。
政府投资有助于带来资本边际改善
政府通过财政投资、财政补助、政策性金融等投资方式扩张支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产业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优势，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扩大边际收益，从而带来经济水平增量提高。
其发生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其一，微观经济个体生产规模扩大，规模的变化引起微观企业外在生产条件和内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在尚未超过临界点前，生产规模优化的指向为单位产品生产成本降低，从而平均收益扩大使经济总水平得以提高。
对于微观企业而言，
投资扩张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张可能伴随着生产专业化的优化调整，或者更新先进设备使生产更加高效等有利因素。
其二，行业生产规模扩大使外部条件发生变化，行业的发展为单个企业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包括技术性和金融性便利条件，即使单个企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外部便利性得以改善也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从而带来边际产出的改善和效益的提高。
从东北地区的情况来看，
政府投资在助益形成产业规模经济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自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经济水平虽然有了一定进步，但对全国GDP增长贡献份额却在减少。
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平均值作比较，2003-2012年东北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9%，第二产业贡献率为4.9%，而前值分别为9.6%、10.3%，虽然以此说明投资驱动力失效并不充分也不客观，但至少能够说明投资存在问题。
在东北振兴期间，各区域均在不同程度扩张投资，动员各经济增长结构要素发展本地区经济，地区要素流动加快，在东北地区相对比较优势已然丧失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科技支撑、凝聚重工业要素强度的产品缺乏相对优势，在市场交换中很难获益。
低水平重复投资，强化要素集聚是违背规模经济要求的，中低端产能持续投资只会降低资本边际产出水平导致距离规模经济越来越远，显然在这一点上地方政府投资论证不足。
在投资强调补短板的语境中，所谓的补短板并不是欠发达地区的同质短板。
不可否认，欠发达地区本身是同类项，但这个同类项仅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定性，不代表其技术形态的同类项，对于短板产业，各个地方是不同质的。
政府投资要找到地区的独特性，中央政府的专项资金转移支付也要科学规划进行差异化的重点投资，
真正做到强化优势补短板，提升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行业规模经济。然而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实际运用看，用于“创造性破坏”的差异化投资论证不足，资本运用效果呈现差异性。
从地区异质性而言，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云集，2000年以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推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计划经济体制成本凸显，同时东北地区还集中大量的枯竭型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同样凸显了历史遗产成本和转型成本。
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资源型城市转型都需要弥补改革成本，
虽然这不是东北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根本不同点，但这也是东北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典型特点。
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在西部地区可以充分调动劳动力因素，而在东北地区却是用于安置从生产性劳动中转移出来的非生产性劳动力，尽管部分解决了国有企业人员冗余的问题，但巨大的安置成本也不能不说是效率的损失。
东北振兴以来，尽管政府主导投资不尽如预期，但现阶段东北地区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稳住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使其踏上长期稳定增长的路径，政府投资不但不能减少，还应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
但扩张并不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张，而应该是遵循经济规律，科学筹划，重点发力，不仅使微观企业可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还能促使全行业形成规模经济，改变其粗放的生产方式进行集约高效生产。
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发达地区的高级经济形态及创新成果，
提高产业专业化，以市场均衡为基础实现与发达地区趋同，是现阶段东北地区政府主导投资的根本要务所在。
政府利用投资工具调节总需求
政府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投资规模扩张，在政府支出乘数的作用下，
伴随总需求多倍扩张带来就业的边际改善，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消费水平提高，最终提升经济活动水平。
其前置要件是经济体中具有闲置资源，生产要素尚未实现充分利用，显然无论基于全国角度、区域角度还是城市角度，经济资源的配置尚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生产要素也谈不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充分就业。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充要条件是充分就业下实现市场出清。
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失衡的状态就一定意味着经济波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利用政府投资工具对经济进行调节，由于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政府还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供需水平进行调节。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当经济体处于凯恩斯陷阱中，货币政策失效，只有通过财政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
在市场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下，政府通过扩张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均衡。
政府利用投资工具实现经济水平扩张的方式既可以依靠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间接投资实现调控的目的。通过投资拨款、资本金注入的方式给国有企业，以此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方式虽然都是扩张投资，但不同之处在于资本金注入的方式可以为政府获得持续的现金流。
间接投资的对象为社会资本，
通过采用财政补助、政策性贷款及税务杠杆扩张社会资本，从而达到扩张投资，增加总需求的目的。
目前来看东北地区获益较多的投资方式为政府直接投资。
其作用较为显著的阶段可以东北振兴初期为例，伴随政府直接投资扩张，东北地区三次产业产值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后伴随政府投资的萎缩，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下滑不但佐证了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也说明了在民间资本不活跃的条件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
政府投资在面对经济受到外在因素冲击下也同样显示出了其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如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
东北地区虽然远离震中，但全球化下仍然难以独善其身，经济不能形成内循环，依赖外界需求，特殊时期政府扩张投资有效对冲了随机因素对东北经济的冲击。
扩张性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领域为基础产业，
在此期间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快推进，为跨时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国债筹集资金布局“三农”及西部大开发，并同时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倾斜，与地方财政合力使东北地区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增速。尽管如此，政府投资取得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
从财政数据上来看，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支出占有较大比重，但农业基金补助相对占比较小，对集体所有单位支持力度不足，用于普惠金融的财政补助份额不大，科研投入相对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虽然基金有所覆盖，但仍显比重过小。
加速折旧、税收减免以及税前扣除研发费用等税收优惠政策在东北地区的作用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比如为加速东北振兴，加速工业企业设备折旧的办法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东北地区工业企业长期缺乏积累，设备更新不足，诸多资产超期服役，折旧办法虽好但实践空间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