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新冠病毒的进程已经过去一段时日，全球疫情目前受到了有效控制，但尽管各国政府在经济、医疗上下足了功夫，此次疫情的扩散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因此本文着眼于疫情过后，对全球经济将受到的影响和发展趋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危机后的世界将产生更多负债，全球化程度下降，数字化程度更高。投资者将需要应对更高的税收、金融压制和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同时将应对供应链从全球到本地、商业从实体到数字的过渡。
更高的负债
在当前危机结束时，债务水平将更高。虽然各国的财政支出情况未完整公布，但是根据UBS目前的估计，到2021年底，欧洲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比2019年底高15-25个百分点，这与2007年至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增长规模几乎可以相比。
一旦危机结束，紧急支出措施将结束，预算赤字将减少。但是，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时期不同，鉴于欧元区危机期间紧缩政策的负面经验，较低的债务成本以及可能增加的政治需求，政府大幅削减公共支出以节省资金、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服务支出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从历史看来，到2020年以后，财政支出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然而各国政府如何为这种债务筹集资金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从广义上讲，政府使用三种方式：
财务压制。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采用，并且发生在监管迫使诸如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之类的机构投资者拥有政府债券的情况下，这些债券的收益率因强迫购买以及央行的量化宽松和收益率曲线而降低控制程序。最后，机构将这些较低的收益转移给保守的储蓄者，储蓄者最终与纳税人分担了更高债务水平的负担。不利的一面是，股票和信贷等高风险资产的所有者可能会获利。值得注意的是，支持风险资产不仅是金融抑制的副作用，而且这是央行战略的一部分。日本银行已经拥有整个日本ETF市场的约三分之二，而美联储现在正在购买公司债券，包括最近从投资等级被降级的垃圾债券。鉴于美国家庭拥有股票的水平很高，在未来任何衰退中都可以扩大此类措施。当然，如果这些行动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则可能会增加一些国家要求进一步提高税收的政治呼声。
更高的税收。各国政府还可以寻求通过提高税收来为债务融资。特别是，我们希望看到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技术公司的税率提高。很多国家其实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已经计划了这一步骤，而危机后政府对金融的需求很可能使这成为当务之急。在收入来源处征税可能会吸引一种公平感，并且通过瞄准外国公司也与去全球化的趋势保持一致。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某些政府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款，以帮助债务融资。尽管尚无司法管辖区发布具体公告，但此类税收措施可能包括对资本利得，收入或赠与/遗产进行更高的税收，或引入或增加财产税或金融交易税。结果是，长期财务计划和考虑税后业绩将变得更加重要。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使用节税型投资/撤资策略，例如净损益净额，以及递延税款策略。选择税收优惠的资产类别或投资工具，也将有更多的激励措施。考虑税后表现的工具选择。在不确定哪些税率可能提高的不确定性中，投资者还应考虑是否可以使资产的税收状况多样化。
通货膨胀率调整。降低债务水平的另一种广为人知的手段是通货膨胀。但是，膨胀政府债务并不像它最初看起来那样简单，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产生通货膨胀并不一定是直截了当的，还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增加赤字。政府支出的大部分与通货膨胀直接相关，在存在大量与通货膨胀相关的债券发行的情况下，债务成本可能会上升，并且投资者可能要求购买保险，如果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很高，则为溢价。因此，鉴于增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潜在成本，我们认为通货膨胀不太可能长期偏离目标利率。话虽如此，中央银行可能准备在一年或两年之内容忍通货膨胀率高于2％的目标利率。2％至5％的通货膨胀可能不会增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且可以帮助适度减轻债务负担。与金融抑制一样，该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可以视为对保守储户的一种征税。
全球化逆势发展
COVID-19给全球带来的“闭关锁国”在是前所未有的操作，许多个人甚至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家。虽然这些措施明显不会长期持续下去，但仍有理由认为，这场危机将在结构上使世界变得不那么全球化。全球化的逆势发展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种形式。
民粹主义。历史上大流行病的习惯是对外部人士和少数群体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关于大流行病起因和名称的政治争论是这种趋势不断重复的明显例子。如果对旅行的限制持续存在，最近的出口禁令和医疗设备的扣押趋势持续，经济结果分歧导致未来移民流动增加，或者债务负担分担形成冲突等相关国际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元区内的矛盾。
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可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这可能意味着各国政府将通过对海外进口产品的补贴或关税，重新将重点放在发展或支持国家冠军上。对于涉及对公共卫生，国家安全或国内繁荣至关重要的商品的公司，包括制药，医疗设备，食品库存，信息技术，基本制造，国防承包商，金融服务，能源供应商和安全，尤其如此服务。各国政府也可能再次将重点放在国际技术转让的风险上。许多国家可能会通过移动设备扩大对公民的监控，以帮助降低COVID-19或其他传染病的风险，从而模糊数据的私有和公共所有权之间的界限。因此，有关使用海外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安全隐患的讨论可能会增加。
生产本土化。全球化程度较低的一个方面可能是提高供应链安全性。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直接提升了各国本地化生产的能力。尽管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建设本地基础设施的成本，采用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发生了COVID-19危机，这将使成本效益分析进一步转移到对本地生产的投资上，这对于应对全球贸易和运输的不安全状况更为稳健，并且提供减少浪费的额外好处。
但是本土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作为一项临时本地化措施，跨国公司可能会增加库存。鉴于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好处，公共实体甚至可以赞助私人公司以加速供应链的重组。例如，在日本，日本开发银行正为此目的向公司提供资金。
数字化程度加深
封锁措施迫使许多消费者和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买卖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尽管随着锁定措施的取消，大多数个人和企业将大多恢复以前的工作方式，但仍会发生一些持久的变化。
更大程度地采用数字技术。危机结束后，在锁定期间被迫在线购物的消费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使用实体店，这对接触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的公司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学生可能会推动电子学习成为学校或大学教育中更为普遍的组成部分。而且在锁定期间被迫使用远程工作和视频会议的企业可能会看到一个长期机会来减少差旅和办公空间的支出。
减少共享。近几十年来最强劲的趋势之一是共享经济的兴起。在早期阶段，共享经济相对简单，其基础是具有可扩展的，企业赞助的资产基础的行业。但是，共享经济的民主化导致服务业的激增，并且围绕几个主要参与者创建了整个新兴产业。尚不清楚消费者和监管机构将如何迅速恢复对共享经济安全的信心，特别是如果当前的社会疏离措施在公众意识上留下了永久性烙印的话。例如，从一个上一张乘客未曾被彻底清洁过的餐桌上用餐时，人们坐在几打有传染力的同胞传单的几英尺内，会感到多快呢？我们与他人和环境互动方式的这种潜在转变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影响。例如，如果人们开始再次需求自己的汽车，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汽车需求大幅下降的估计。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每天都要上班，然后在先到先得的基础上在随机工作站上“热桌”的想法。如果消费者或监管机构要求，航空公司可能会面临较低的利用率上限，例如，座椅之间的空隙更大或周转时间更长，以便有更多的清洁时间。对于投资者而言，围绕这一趋势的巨大不确定性及其在各个行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凸显了行业和单一证券多元化的重要性。
医疗科技改善。另一个可能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是技术如何支持改善和更有效的医疗保健提供，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可能面临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债务水平上升的压力。我们认为，这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加关注HealthTech，尤其是在医疗保健IT，远程医疗和人口保健软件等前沿创新以及基因疗法和肿瘤学等领域的治疗方面，将推动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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