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设计金融市场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企业进行有形资产投资的需求，因而未能照顾到企业进行无形资产投资的需求。
尽管改变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并不容易，但是多国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改变，包括政府为贷款提供担保，为风险投资等融资模式提供税收优惠，以及最具显著意义的允许债务利息税前扣除。
政府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帮助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资本？首先，政府部门应鼓励发展新型的债务融资模式、推动知识产权担保借贷的便利化。尽管政府部门并不是金融创新的主体，但是其能够为金融创新提供便利条件。
如前文所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均已出台了旨在鼓励无形资产担保贷款的计划，措施包括提供贷款补贴，指示政府知识产权机构同银行合作，共同破除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障碍。从长期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应当创造条件推动融资模式从债务融资向股权融资转变。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无形资产投资往往会沦为沉没成本，因此通常很难将其作为债务融资的担保物。针对厢货车队和办公用房等有形资产，银行可通过获得的押记权或留置权应对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但此举无法用于企业的专有流程和品牌等无形资产。由于企业的债务利息支出可申报减税，而股权融资成本无法申报减税，因此在风险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债务融资的成本会低于股权融资成本。
随着无形资产投资的重要性日渐提升，这一扭曲问题将会对投资构成越来越大的阻碍。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是为股权融资模式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即降低企业的应纳税额，并且降税幅度应当能够反映股权融资的成本；另一种途径则是对企业缴付的债务利息征税，并降低总体税率加以补偿。
这一建议可谓广受推崇：比利时已出台税收抵减政策，而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于2011年出版了一部权威的英国税制评论，分析并推荐了这一政策的各种版本。但推行此类计划困难重重，各国政府不应抱有任何幻想：由于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公司税制核心内容，因此其势必遭到商业模式依赖于低成本债务融资的既得利益方的反对。
这一计划还需要创建新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而其出现也尚需时日。但是随着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渐提升，推动变革将会带来投资规模和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可以预见，机构将会成为公募股权投资的主导。
部分机构能够长期持股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这有利于企业投资规模的提高。政府部门则可发挥若干作用。首先，政府可废除不利于大额持股的规定。其次，政府可重新审议财务会计标准，从而甄别出能够更好地反映无形资产投资的模式。
如果政府有幸执掌主权财富基金，或资金充足的大型国家养老金基金，那么对于它而言还有另一种策略可供选择。如前文所述，大型机构投资者可以全方位地投资于产业生态，即便无形资产投资未能惠及其投资的个别企业，该机构投资者仍然能够从中获益。规模更大的国家基金可以投资于某个产业生态系统。
伴随着这些监管上的改变，我们谨慎希望大型企业经理人、机构投资者当中将出现文化上的转变。英国的“雄心企业”计划及国际上的“长期资本投入”倡议均主张经理人和大股东进行长期投资。尽管或许有怀疑者会认为，良言和善意不足以改变大企业的行为，但如能辅之以其他政策或许可见成效。
显然，如果企业长期、大规模地投资无形资产，其行为至少可以部分归结为文化因素的驱动。尽管随着经济体系中的无形资产日趋密集，风险投资也必然随之发展变化，但政府部门能否，或者说应否加大对风投部门的扶持力度？这公共政策的五大难题一点尚不明了。
如乔希·勒纳在《破碎的梦想大道》，而风险投资本应以“巧投”见长，大幅的税收优惠不仅有悖初衷，甚至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政府有意培育本国风投部门，则应当给予行业充分的发展时间，并创造有利的框架条件，这要比发放额外补贴更为重要。
化解无形资产投资缺口问题围绕政府部门如何解决无形经济投资不足的问题，本书至此已经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在可能的条件下推动无形资产权属的明晰化；创造条件帮助企业充分利用无形资产的外溢和协同；鼓励金融改革、减少造成企业投资不足的激励因素。
这些方法都颇为值得推行，但是它们仍无法完全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毕竟阻碍企业投资高外溢性项目的潜在激励因素依然存在。随着无形资产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逐年提高，投资不足的问题也将日趋恶化。尽管无形资产投资或存在回报外溢的风险，但有两个群体的经济参与者仍将有意于此。
第一个群体是少数儿家居于主导的大型企业。它们不仅可受益于自家的投资，还可受益于他人的投资。这就能够很好地解释谷歌和脸书等企业为什么乐意支持“探月”研发项目、慷慨资助大型城市的“创业生态系统”－如果企业规模庞大、产业多元，投资这些项目或许也符合其“开明的自我利益”。
第二个群体是政府部门和其他公益机构，二者都应采取更为宏观的投资策略。从理论上讲，居于主导的大型企业可能会采取过去贝尔实验室的大规模投资策略，即逐步扩大无形资产投资的规模，继而填补其他企业投资不足的缺口。
二者甚至可能存在部分相同的潜在动因：贝尔实验室从事于公益性研究换来了美国政府对其母公司AT&T垄断电信行业的默许；与之相似，或许在将来，借助网络实现垄断的大型科技公司也会投资于研发和其他无形资产，以此换得部分经营许可。但整体而言，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性不大：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多数发达国家的政企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类社团主义现象很难会再度地大规模重现。
此外，这一模式还极有可能产生导致生产率下降的其他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效仿微软的路径，即创始人在获得巨额财富后资助公益性质的无形资产投资，那么，这一现象仍有可能小规模地出现。
如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为热带疾病研究提供资助，而内森·麦沃尔德则为核研究和地球工程研究给予支持。但小规模的资助显然无法填补投资不足的缺口。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充当“最终投资人”的角色。不可否认，如果企业投资无形资产的难度不断加大，而无形资产对经济的重要性也依然不断提升，那么就需要政府更多地扮演投资人的角色，否则，投资缺口问题的出现在所难免。
结语
公共政策的五大难题这在发达国家中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发达国家政府业已大规模地投资于企业所用的无形资产。英国约有1/3的研发项目获得了政府资助，获得政府资助的早期研发项目更是远高于这一比例。但是，稍了解公共部门软件研发的人都会知道，不是所有的政府无形资产投资项目都能够实现良好的运营。那么，在不造成不良投资泛滥成灾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应当怎样扩大公共部门投资无形资产的规模？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