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分支众多，企业金融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支，但目前对与企业金融化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根据以往相关文献，可以从企业金融化的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阐述：从行为上来看，企业金融化意味着企业将较多的资金投入到非生产经营的金融投资领域；从结果来看，当企业进行金融化后绝大多数的利润源于非生产经营活动。首先，从资产配置结构来看，Shapiro指出当非金融企业持有一定比例的金融资产时，该企业就可以被认为进行了一定的金融化。
此外，当企业处于较高的金融化水平时，其价值受到生产经营性业务的影响就会很小。蔡明荣等 以企业行为来界定企业金融化。若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较为频繁，则其持有的金融资产也会相对较高，说明企业处于较高的金融化水平。许新强等根据企业的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来界定企业金融化。许多非金融实体企业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产业，以期快速获利，由此导致上述两种比例不断提高。其次，从利润结构的角度来看，Arrighi、Krippner、Orhangazi和张慕濒都用企业利润的来源比例来定义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程度高的企业，主要靠投资金融市场来获取较高份额的利润，并大幅度领先于主营业务利润。并且，从长期来看，以金融收益为主导的利润结构，往往能体现其投资分配结构，即企业生产性业务的投入往往会被挤占。因而，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往往较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定义的角度来看，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金融投资活动可以用利润和资产来衡量。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持有的金融资产也会越多，因此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也会越高。
同时，运用金融投资方式得到的收益在利润总额中的比例也会提高。具体来说，企业金融化可以由以下三种方法来识别和度量：第一，根据企业资产科目来衡量企业金融化。通过查阅财务报表的数据，就可以度量企业金融化程度。但是，只有披露完整、全面的财务报表的企业才能使用这种这种计量方法。显然，这种衡量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方式只能对上市公司才有效。Demir在很早之前就使用这种衡量方法来探究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因素，他使用现金、短期投资以及对其他企业投资等有关科目对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金融化进行度量。在Crotty提出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这一指标后，这一衡量方法首次被Orhangazi应用，目前也被较多地用于企业金融化的度量，如谢家智等、宋军等。
第二，根据企业利润来源的方式来衡量企业金融化。张慕濒等在研究中国企业金融化时采用金融收益与净收益之间的比值，来度量企业金融化程度，并将我国的金融化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发现离他们的差距还很大。刘贯春不仅采用金融资产利润率对企业金融化进行衡量，而且将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范围。认为企业获取利润的形式主要是投资金融资产所得，则将其定义为企业金融化。他又根据金融投资收益的不同衡量方式，将企业金融化分为广义与狭义金融化。基于此，张成思和张步昙分别用广义和狭义的衡量标准来度量我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
与Arrighi的计算方法不同的是，单独测量一个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时，用营业利润的绝对值来标准化金融投资收益，确保其结果的准确性。由此所得到的度量结果，不管是从广义还是侠义的角度来看，在2008年以后，我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出现大幅度提升，2014年，广义与狭义金融化的水平大概为23%和14%。另外，比起账面利润，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能更大程度的反映其真实获利情况。基于此，Krippner在衡量企业金融化水平时就使用了现金流结构。在金融市场上获得的现金流入为利息收入、股权收益、资本利得之和，而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投资所获得的现金流入主要包括了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本年折旧费用。他认为前后两种现金流入量之比，即可用来衡量企业金融化。
第三，根据企业资产与负债相关关系来度量企业金融化。根据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结果，企业金融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报表披露情况。Shin和Zhao 在Hattori等人的基础上，在度量企业金融化时，利用金融资产和负债之间的相关关系。调查规模较大的中国和印度非金融企业，可以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发现，这些企业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相关的，但从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
因此，Shin和Zhao推断，在金融市场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参与金融市场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以直接的身份参与金融活动，而是充当其中介作用。王永钦等认为，如果只考虑金融资产与负债存在的关联性，是不能够说明企业是否以“贷款方”的身份参与金融活动。因此，他们用“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和“流动性比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来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学者们对于企业金融化的缘由进行过相关研究，但是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例如，Krippner以及张成思和张步昙认为，企业从事传统经营业务的利润率不断下降，从而使更多的非金融企业转向从事金融活动。但是，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盈利能力较强、资金充裕的企业往往获得实体投资机会的并不多，因此，他们也会提高在金融业务中的比重。通过总结各个学者的观点，可以将企业金融化动机归为“蓄水池”理论、投资替代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这三大理论。
储蓄与资产管理动机。Crotty认为，由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利润率不断降低，从而通过投融资获得的短期回报率来重新分配资产，这便造成非金融企业逐渐走向金融化。他认为在倡导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产出效率可以得到提高，而产品市场中各个行业都有一大批相仿的企业，互相进行激烈的竞争。当供大于求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率会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管理者用越来越高的要求来看待企业的投资组合，企业高管将衡量企业投资组合流动资产的标准定义为这项资产能不能增加企业的预期收益。
金融市场逐渐成为非耐心市场，更多的关注资产短期回报率而不是将重心放在长期收益率的增长。金融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企业受到的融资束缚，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使企业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从而更有助于提高主营业绩，形成良性循环。Demir认为企业会转向金融渠道获得较多的收益，加深金融化程度。根据杜勇等的“蓄水池”理论，金融资产比固定资产投资更具流动性。企业将多余的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从而实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能随时补充企业资金的短缺，以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融资风险，提高主营业绩。
由此可见，是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是企业分配金融资产的主要考量标准。彭俞超等提出企业为了实现资产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金融化水平。即企业应充分利用短期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长期资产的收益性，降低融资风险。王红建等认为企业通过良好的资产管理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获得的金融收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主营业务业绩，主业业绩的改善又能降低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
投机获利动机。第一，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利差所驱动的获利动机。Demi认为当前不稳定的宏观环境导致了企业的经营存在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市场投资和实体投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就使得企业进一步提高金融化水平，以追求短期投资收益，或规避部分风险。同时Demir还对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的企业进行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4点结论。
持续增加的国家风险使企业减少主营业务的发展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使企业规避实体经营风险逐渐增加的金融投资收益率使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短缺的长期商业贷款会使得企业提高融资效率，从而选择投资于金融市场。再加上，企业固定资产收益率和金融化程度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韩俞超等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往往为了追求投机性利润而提高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极少是出于预防资产储备管理的目的。此外，从总体来说，我国企业金融化水平与一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其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动机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投机套利。这使得企业能够得到较为丰厚的收益，同时也会被金融市场的高收益所吸引。
第二，管理层的自利动机。Krippner发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当时的机构投资者不断加大对其企业资本的投入，增加股份，导致美国的治理方针发生改变，最终逐渐发展成以股东价值为导向的政策。这种方式的转变会导致企业只关注短期利益，如提高股价、增加分红等。但美国进行这种企业金融化十分符合当时的全球化趋势，反映了全球范围的市场在进行着空间重组。Lazonick表示美国企业股东价值理念的转变，促进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美国公司高管的激励薪酬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股票期权，因此公司高管越来越少地重视社会责任，诸如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等。他们通常紧盯“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提高股东价值，由此获得较高的报酬。
企业金融化的后果。国内外对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正面与反面两种主流观点，即有利发展和不利发展。1、金融化有利于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第一，提高资金状况、打破融资束缚。企业内部外部的信息常常具有不对称性，Demarzo认为企业金融化能够减少这种不对称性，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状况。Demir指出在金融市场处于上升期时，非金融企业可以以此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度过实体经济衰退、产品市场低迷的艰难时光。
因此，投资金融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能降低企业单个实体投资的风险，弥补损失。如前文有关金融化动机所述，Sean认为企业所持有的高回报金融资产使企业获得的利润可以缓解企业在融资时遇到的问题，比如较多的融资约束，较高的融资成本等。罗知和张川川指出企业要想得到发展，管理层就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企业金融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需要具备较高的流动性。张明和罗灵认为，金融化能够使企业生产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主要包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扩大企业规模等。第二，促进主业发展，提高创新能力。
首先，企业可以将从投资金融行业获得的利润投入主业，有利于企业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Duffie指出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财务信息，从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提高企业的主营业绩。非金融企业的资产管理措施应当包括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并且要采取多元化投资以减少风险。这些投资收益可以应对未来的问题，避免企业的主要业务受到影响。蔡明荣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涌入到这个市场中。在这种趋势下，我国具有的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使企业更容易的获得融资。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得的利润除了应对风险，也可以用于研发创新的投入，这在短期内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金融化不利于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将企业金融化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过多的金融投资将挤占企业的实体投资，无法使企业投入自主创新，降低创新动力与能力，使得企业在市场不再具备竞争力。首先，金融投资会挤占企业的实业投资。
如美国的一些机器设备制造企业Crotty通过对这类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其金融化有一部分来源于企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而这部分增加的投资会使企业削弱对实体经营业务的投资，从而使企业缩减生产性经营业务。由于大量的企业都在转向金融化发展，最终使得美国的发展重心从实体领域逐渐转移到金融领域。Orhangazi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高管采取股权激励政策，不断增加金融投资，使得实体业务的投资被不断挤压；另一方面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金融资产中，那么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资本就会大幅度缩减，扰乱了原本的投资计划，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完整的计划周期，从而降低了企业对实体业务的投资。
由此可见，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业务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Palley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非金融企业流向社会中的食利阶层的利润也会越多，这些资金流的形式主要包括利息支出、股利支付和股份回购等。这样就会减少企业生产业务的投资和企业资本的积累，最终就会导致经济的日渐衰退和社会的稳定性下降。通过对韩国和土耳其的数据分析，Seo等和Akkemik和zen证实了“挤出效应”是存在的，金融投资会挤占实体业务，不利于企业的主营业务的发展。张慕濒等认为一味地金融化并不能优化资源配置，企业的经营环境还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阻碍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
其次，金融化不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Lazonick认为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其未来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如果企业进行金融化将会减少对企业实体业务的投入，从而使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对减少。王红建等认为目前资源有限，企业会更关注短期金融市场，他们会投入大量的资金获取收益，减少对研发创新的投资，进而使企业创新能力降低，创新动力不断消退。
鞠晓生表明我们应关注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主要包括调整成本与融资成本。一方面，研发资产有着较低的柔性，我们很难去替代创新活动中所需要的专业水平，这就导致企业的调整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创新研发中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从理论向实际转换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创新很少能带来短期回报。而且创新活动大都需要持续不断地投资，当企业长期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时，创新研发的所需资金将被削减，最终削弱企业创新能力。最后，金融化对企业的主营业绩不利。
Lazonick表明，企业进行金融化企业意味着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忽略了主营业务的发展，从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经营业绩，降低其市场竞争力。宋军等在研究中用“正U型”来概括企业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与企业的主营业绩的相互关系，发现刚开始金融资产和企业主营业绩是呈现负相关的，但当金融资产达到一定比重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杜勇等对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如果不排除外来因素的影响，金融化不利于企业提高经营利润，并且这种不好的影响更广泛的存在于国有企业中。
综上所述，很多学者已经总结了家族企业进行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和进行金融化的动机。但与其他上市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传承的问题。而现有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价值或者绩效的相互关系，还有探究代际传承成功的影响因素，给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建议，但是涉及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金融化影响的文献则十分有限。
吴炯等指出家族企业进行金融化相当于进行跨代创业，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增加继承人的就业机会，而这正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金融化动机。另一方面，从以往的企业金融化相关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涉及宏观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以及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生产投资、生产率、就业等方面的影响，部分文献进一步探讨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等微观因素的作用机制，但是很少有文献将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和企业金融化问题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