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部分图片由冉宏林提供
“师傅，这里是什么村？”
“三星堆镇。”
3月19日傍晚，车子开进四川省广汉市一条乡村小道，路边满眼的油菜花已经结籽。
此地原名南兴镇，一年多以前，也就是2019年，广汉撤乡并镇，南兴镇与西外乡合并，正式改名三星堆镇。
也就在这一年的12月2日，考古工作者冉宏林在考古发掘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下午14点13分，在第3层偏东南方发现第一件铜器，经过陈德安前站长确认，应该是一件铜尊，只不过目前刚露头，还未完全清理出来，如此一来，该坑为“祭祀坑”无疑。
考古人的发掘日记很少会加入“感情成分”。在这段颇为理性的工作描述中，我们这些围观群众已经自行补脑了很多“惊心动魄”。前站长陈德安，就是1986年三星堆发现震惊世界的1、2号“祭祀坑”的发掘领队。而这段日记的言外之意，没有写进里面：时隔35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了新的“祭祀坑”。
晚上6点，月亮湾的月亮，躲在云后。“三星伴月”的传说，早已远去，眼前，是一个极具现代化的科学考古发掘“方舱”。
冉宏林为它们盖好塑料膜，等于敷上“面膜”，今晚，这6个“兄弟姐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四个大型舱门渐次关上，文保专家叠好白大褂，记者收起“长枪短炮”，冉宏林脱下医务人员的防护服，这位85后考古工作者的一天总算过去，他要回去改博士论文了。
“刚结束晚第二期夜探节目的录制，回来接着改我的博士论文，这个才是我的真实日常，也是属于考古人的日常，简单平凡。如同窗外的夜晚，在热闹再喧嚣，终归还是要回归宁静与沉寂。”
仿佛一个快速倒退的长镜头，人潮退去，这个在新媒体时代刷屏了一个星期的1万平方米，收起了全部声音，回到了它自己。
只是，它不再沉睡了。3000多年，它已经睡得足够久了。
日记里的那个时间坐标，延续至今，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编号为3、4、5、6、7、8号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多件，如今通过网络直播，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
青铜神树
铜尊
时代变了，技术更新了，然而，三星堆遗址无论哪次“上新”，只要是这三个字，就是霸屏的动能，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伴随着种种“三星堆猜想”和不经之论。
一方面，因为特别。除少量青铜礼器器形与二里头、殷墟文化同类器相似外，大部分器型如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青铜面具等，都属于首次发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神巫和神权色彩浓郁，当是三星堆文化的内核和精髓所在。这也是商时期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另一个焦点，当然在“祭祀坑”本身，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藏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无限想象的大IP。
但是，不管你脑洞开得多大，科学考古，一定会把你拉回现实。
考古现场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三星堆当然不是什么外星文明，它是同时期中华大地上个性很鲜明的一种区域文明，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三星堆出土的这么多东西比作金字塔的话，大家会产生“歧义”，觉得神奇的金杖、神树、面具，其实只占据了金字塔塔尖的一小部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都是我们熟悉的生活用品、礼仪用品，构成了古蜀人的衣食住行和精神世界。他们做饭烧菜，用陶三足炊器，用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很常见的陶盉温酒，饭后时间拿出高柄豆——在盘子上放点零食、小吃。青铜神树、古蜀人图腾崇拜的玉璋、纵目等，则透出他们的天地宇宙观。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建立了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以及宝墩文化—鱼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三星堆遗址是长江上游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期遗址。
1、2号坑出土部分明星文物
从1934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共开展了37次发掘，发掘面积其实不到2万平方米，而三星堆遗址的总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目前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千分之二。
未解的，远远比已知的多。
目光仅仅停留在出土器物上，也远远不够。揭开器物背后的古蜀礼制，才是打开古蜀文明的钥匙。
1.
雷雨和冉宏林突然中途离席了。
冉宏林在当晚的考古发掘日记里写下时间：2019年12月2日。
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大家不叫他雷叔或雨叔，叫他云叔，因为他长得很像老版《霍元甲》里的云队长。冉宏林，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85后。
那天下午，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会议上，本来要讨论三星堆文物的展陈方案，两个三星堆考古的核心人物突然离席，发生了什么？
2019年至今，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6个坑：3、4、5、6、7、8号，就在1986年轰动一时的1、2号坑边上。这几天，在刷屏的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各种新闻里，除了5号坑出的金面具，青铜器依然是大家爱看的焦点，几件首次发现的重器，都出现在3号坑。
两个领队离席后，下午4点，到达三星堆祭祀区，直奔3号——当时，他们还不确定出现了新坑，这是一个35年后才出现的编号。
3号坑发掘现场
在这个极具现代化的三星堆考古工作舱里，对角相望的1、2号坑，没有方舱罩着，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素颜，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土遗址，大毯子上标着K1，插着“土遗址收缩开裂观测区”的标识牌。
2004年，1、2号坑上搭建了玻璃展示台，铺设木栈道，对外开放，来参观的游客都会经过这里，想象着当年那场盛大的祭祀。
1号坑
就在两个领队离席前9个月，2019年3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公布，其中提到要对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决定在1986年发起的1号坑和2号坑祭祀区域开展考古勘探和后续发掘工作。
为什么？
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是抢救性发掘，对于坑周边所在区域的整体状况并不清楚。包括它的地层堆积状况，两个坑周边遗存的分布情况和相互关系，都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还有第二个原因，1、2号坑发掘之后，关于这两个坑的年代关系、性质问题——是不是祭祀坑，始终争论不休，35年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定论。两个坑之间是否还可以再做发掘，能不能获取一些关键的信息，有助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坑的性质和年代的这种争议。
2019年10月22日，对两个老坑所在区域的考古勘探，正式开始。
有没有想过，还会有发现第3个，甚至45678？
“我是坚信有的。”冉宏林说。
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的土壤，粘土比较多，洛阳铲的勘探不太利于判断地表以下的堆积状况，以及遗迹遗物的分布状况，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他们选择开2米宽的小探沟进行勘探。
但是，1、2号坑此时已属于博物馆展示区域，在坑周边大概延出去四五米的样子，周边附属的范围基本上覆盖着鹅卵石，大概有300平方米左右。
所以，考古勘探只能在外围开展。
假如存在第三坑，它应该在什么位置？探沟怎么布置？冉宏林是现场负责人。此时，他也是一个敢想会想的导演。他画了详细的图纸，推演了5种可能性，在5个可能存在3号坑的位置上，布设了探沟，开始勘探。
其中一种可能存在的位置，也就是探沟3所在的位置，正好就在博物馆已经覆盖的鹅卵石下边。
地表有鹅卵石覆盖，探沟要挖下去，要下很大的决心。冉宏林坚持这个位置不能取消。
勘探继续。
11月26日，在探沟3的东端，出现了一个成直角转弯的坑的迹象。
对，出现了一个转角。
这是不是一个新坑？
考古从来不是挖宝，而是认土，认石头。在三星堆遗址这几十年的勘探中，只要是发现普通的生活垃圾坑，形状普遍不是特别规整，一旦出现这种比较规整的呈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或者正圆形的坑，他们就会特别注意，很有可能具有某种仪式行为。
大家想着同一件事，这是不是第三个祭祀坑？
有考古学家跟我说，没有挖不到，只有想不到。但想，需要实证。
他们继续解剖这个转角。
12月2日下午2点13分，冉宏林的微信震动了一下，“2020三星堆发掘”微信群跳出一条消息。
是一张竖拍的照片——土里出现了一点点青，青铜器的青。
冉宏林没心思开会了。
哪里出土的？
出现青铜。坑内。同事连发两条。六个字，巨大的信息量，以及难以言说的心绪。
就是那个坑？
是的。
先不要着急清理出来，把整个坑的面清理一下。
搞清楚先。
不要声张。
冉宏林连回三条。
在上周日的央视直播中，你可能看到了一个画面，考古队员现场提取了一件大口尊，有70厘米高，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件。这样的圆口方体铜尊，也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同类器物。
就是这件大口尊
2点13分露出头的青色，就是这件铜尊的口沿。在距离坑口约1.4米的地方，发现了青铜器。34年后，三星堆祭祀区第一个发现的器物。
“疯狂点赞，有生之年系列加一。”群里，大家有些兴奋，却依然保持冷静。
“让民工不要围观。”“你亲自去清理，把坑内其他区域了解清楚。”“下一步就是回填、打围，升级安保体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儿们慢慢发掘。”冉宏林迅速部署。
很快，“二陈”来了。
在三星堆采访的第一天晚上，我跟着几位做文保的科学家来到一家火锅店，吃饭间，里屋走出来一个瘦瘦小巧的身影，身边的姑娘突然激动——
你知道他是谁吗？
陈显丹。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第一页，是1986年参加三星堆发掘的队员名单，第一行，发掘领队：陈德安 陈显丹。这就是三星堆的“二陈”。
在三星堆刷屏的这些天，我看到了那张出镜率很高的老照片——也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小伙子，和刚出土的纵目青铜面具合影，35年来，陈显丹变化不大。
那天下午，陈德安蹲下身，因为眼睛不好，他摸了摸，说了七个字：是大口尊，没问题。
经过 “二陈”先后确认，基本确定这是一个新的“祭祀坑”，编号K3。
那天依然6点收工，但大伙儿多了一件事，聚餐庆祝。
冉宏林没有喝酒，晚上要回家写发掘日记，“我得把这件事的所有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2020年3月以后，4到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
2.
这是冉宏林在三星堆的第九个年头，今年，他就该博士毕业了。“我还能不能顺利毕业啊？”他笑着。我们的采访被掐断成三次进行，他不断被各种直播和采访拉走。
冉宏林毕业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方向是夏商周考古。201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第一时间分配到了三星堆考古遗址工作站。如今，雷雨继续住在这个工作站里。
2017年，他回北大读在职博士，平时就在三星堆遗址继续考古发掘工作，比如三星堆城墙的解剖，青关山大型建筑的发掘，以往考古资料的整理，发表简报。
2020年，他在准备写博士论文，关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冉宏林
他一直坚信有新坑的存在。
前几年，他做了一件事，把1、2号坑的所有出土器物“摊开”，比对，做了细致的排列组合分析。这位文科生用理科生的思维，生成了一组“大数据”。他发现，这两个坑出土的器物，存在互补的现象。
什么意思？
比如， 1号坑发现了夔龙形羽翅饰件的残件，却没有发现安装这种装饰品的铜件。而在2号坑，却发现了很多铜鸟上装饰有这种饰件。1号坑发现了金面具，而在2号坑发现了适合佩戴金面具的铜头像。
显然，1、2号坑是同时的，也就是说，是同时挖的。两个坑里的出土文物，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事件，只是被分别埋到了两个坑里。
还没结束。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线索，他又做了一组统计，发现1、2号坑出土的很多铜器，存在一种有规律的组合。
以下这段推理有点绕，请细想。
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某一类器物，它的数量都是3的倍数，3件、9件、12件。比如，神树的底座分为3面，拉环和果实都是3个一组，其中一号神树分为三层，每层3枝，神鸟有9只。
很多器物一号和二号坑都有，但是，如果单看在一号坑或者二号坑里出土的数量，都不是3的倍数。但是，他俩相加，就是3的倍数。
他发现，在一二号坑里发现的一些器物是残缺的，始终拼不起来，没有找到它缺失的部分。
比如三星堆很标志的“眼形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和眼睛有关的器物。 “眼形器”有菱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样式。菱形是完整的图案，钝角三角形器由两件上下拼合成菱形，直角三角形器则须由四件才能拼合成菱形。
正常情况下，对半开的眼形器，在两个坑里的出土数量应该是二的倍数，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眼形器。同理，呈1/4开的，出土数量应该是4的倍数，才完整。但他统计发现，1/2眼形器和1/4眼形器的数量，都不是2的倍数或者4的倍数。
这意味着，在一号二号坑之外，还有更多的1/2眼形器和1/4眼形器，也就是它丢失已久的小伙伴，等着我们发现，这块大型拼图才能拼完整。
这6个新坑的发现，可以说，把一些“坑”填上了。
3.
三星堆红，红的是祭祀坑。
我们都想知道，3000多年前的那个日子，或者那些日子，古蜀国的人们焚烧了什么？为什么烧？这些坑，是同时埋下去的吗？还是有先后？为什么要把这些宝贝砸烂？是为了祭祀，还是别的原因？
烧了什么，我们正在一步步发现，至于其他问题，或许依然没有答案。
但是，考古学家对于这些未解之谜的思考，从未停止。就像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这35年来，也始终没有中断——此前曾有媒体用“时隔35年三星堆重启考古发掘”，这是一种误解。
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过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了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青关山“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雷雨摄
当然，考古发现得越多，问题也就越多。
大家应该发现了，一说到“祭祀坑”，我们都要打上引号，因为这是一个暂时的称呼。
从1986年至今，碎片和残骸，三星堆文物出土时的主要形态，且普遍带有烧灼的痕迹。是否就是“祭祀区”？35年来始终有争议，学界还远远没有达到统一的观点。但是，定性很重要，用参加过1980年到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工作的赵殿增的话来说，“祭祀坑的性质决定了三星堆的性质”，如果是这样，那么三星堆都可能是以祭祀为主要目的的古城，成为古蜀人宗教信仰的中心。
他们想解答的问题很琐碎，甚至在外人看来，类似于“把大象放进冰箱分几步”。当年，古蜀国的人们到底是把这些器物先整齐地放入坑中，再砸碎，还是先在外面砸碎后，再倒进坑？
这个问题关乎定性，也是当年1、2号坑的性质产生争议的地方。这次，考古队员就带着这些老问题进行发掘，特别关注这些细节的提取。
冉宏林说，根据现有发掘结果，他做了一些初步推测。比如，三号坑满满的一层铜器，破损位置却不太一样，有的偏两侧，有的偏上面。如果是埋到坑里再砸，破损位置应该都在表面。但如果器物破坏的位置各不相同，那有可能不是在坑内被砸，而是先被砸了再被扔进去。这一点从二号坑那件断成两截的大立人铜像的分布情况也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检测结果。
在这次发布会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所有的坑都不是祭祀坑。“由于三星堆8个坑都是同时有规划地一次埋藏，已可基本证实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具体是由于什么事件，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考古领队和执行领队的观点也不一样。雷雨认为8个坑都是祭祀坑性质。而冉宏林认为，只有两个坑是纯祭祀坑，其他6个坑，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什么意思？
我站在1号坑的位置，用手机拍了一个大场景的视频，传给杭州的同事。她数了数，5和6号坑在哪？没看到啊。过了会儿，她才在另一个角度的视频里发现，原来，他们俩关在一起啊，太小了。
6号坑
5号和6号，是目前8个坑里最小的。
5号坑只有3.5平方米，6号坑也只有4.1平方米。剩下的6个坑，最小的4号坑，也有将近9平方米。5、6号坑的体量，比其他几个坑至少小了一半。
显然已经不是误差了，而是有意识的区分。
再看深度。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5、6号的深度不到一米，5号坑的深度只有0.6米左右，6号坑也是0.6米 -0.7米。而其他几个坑的深度差不多，包括1、2号坑在内，都是1.4米到1.6米左右，3号坑更深一点，目前是1.8米到1.9米。
“从深度上，他们之间也是有不可忽略的差距，至少浅了一半。”
更重要的是，埋藏文物的不同。
其他6个坑里，花样很多，除了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这些被刷屏的重要文物之外，还有一些“文物”——为什么打引号，或许在普通人看来，不算文物，无非是一些黑色的灰烬，红色的红烧土，以及骨头渣渣。
但它们在考古学家看来，这些我们眼里的无用之物，却是重要的破案线索，都属于古人留下的遗物，未尽的话语。一颗土，一丝灰烬都不能放过。
我们先来说最特别的8号坑，也是目前所有祭祀坑里面积最大的一座，不仅出现了红烧土块，甚至发现了墙块、石板碎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建筑构造或人工设施相关的遗存。
这里照例插播一节【小课堂】。
红烧土块。不是把土块红烧一下，它原本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来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铁元素被氧化变红，再经过时间的沉淀，便成了今天揭露时的样子。
炭化的木料。在8号坑中部目前发现一段火烧后炭化的木料，横截面大致呈圆形，木料较直，推测可能是建筑的立柱或梁架的一部分。
至于石板碎块，在8号坑西北角，前些天刚刚被发现。有些石板表面很平整，显然经过处理，石板可能不是完整的，而是如同祭祀坑内其他器物一样，被有意识打碎了。考古队员说，不排除在坑内靠下的层面发现更多的石板碎块。
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很明显不属于真正的祭祀器物。它们怎么会跟铜器、玉器、金器埋在一起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看完央视直播，你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5、6号坑只出了金器、象牙雕刻的残片，6号坑出了木器，却没有出现烧过的骨渣、灰烬、红烧土等。
这也是5、6号坑和其他6个坑之间，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为什么会故意出现这种区分？我们继续推理——
这6个坑里的象牙多数被烧过，铜器被砸坏，金器被烧坏，再结合8号坑出土的墙壁残块和地面的石板残块，这说明，这些重要器物，原来应该属于某一个大型建筑，或者说宗庙建筑里。
因为某种原因，那天发生了一场大火，建筑被烧毁，倒塌，建筑里的器物也砸坏了。火势太大，金器、象牙烧到变形。但是，这些器物很神圣，属于祭祀用器，人们就在它旁边，就近挖了很多坑，把这些祭祀器物连同被破坏掉被烧掉的建筑废墟，一起埋到了坑里。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挑选，或者有一些先后顺序，比如，这几个坑里都出现了象牙，而且埋的顺序普遍比较靠后。
所以，冉宏林推测，1、2、3、4、7、8这6个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一般意义上的祭祀坑，这些器物，是祭祀活动的参与者——我要祭祀一个祖先，在地下挖个坑，把它们规规整整地放到坑里，再把它们掩埋起来，贡献给祖先，这才是真正的祭祀坑。
这6个坑里的东西，杂七杂八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他推测属于“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而5、6号坑，埋藏文物种类单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再结合金沙遗址“梅苑”地点的“祭祀坑”，特征相似，这两个坑和金沙遗址或许是同类。
5号坑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
5号和6号坑并列在一起，而且，6号坑打破了边上的7号坑。这种考古学上的“打破关系”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6号，出现的时间要比“祭祀器物掩埋坑”7号要晚。
什么意思？
按照之前的研究观点，这6个坑出现之后，三星堆的城址废弃了，它不再行使作为都城的功能，不再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古蜀国迁都到了金沙遗址。
但是，从这个细节来看，5号坑，6号坑出现之后，都城明明已经迁到金沙遗址去了。人们为什么又重新回到原来的都城，进行了一次“真正”的祭祀？
这两种可能性的意味，是不同的，也是深长的。冉宏林说，这也是下一步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至于祭祀区的功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得而知。
因为，考古队员没有找到所谓“祭祀区”最重要的本体所在——祭祀场所，也就是说，这一祭祀行为所发生的第一现场，没有找到。而“祭祀坑”里再豪华，也是第二现场。
如果神庙找到了，再加上这些祭祀坑的信息，古蜀国的祭祀体系才会看得更清楚。
不过，孙华认为，这次的新发现，可能完整揭示三星堆神庙或祭祀场所的遗存。
“过去只发现了两个坑，只是祭祀区埋藏东西的一部分，根据这两个坑，已经有了数百篇的研究论文，但因为发现的不完整，很多推论有可能是错误的。”孙华说，这次新发现了六个“祭祀坑”，对周围也进行了详细地勘探，掌握了可能是神庙或宗教场所的文物群体——我们知道了当时神庙里面的那些神像、人像，那些祭祀用具，就为我们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所反映的宇宙观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孙华说，这8个坑位于三星堆城址的南部，位于马牧河的南面。北面有可能是宫殿区，南面正好是祭祀区宗教区，那么它正好位于祭祀区或者宗教区的核心，它对于我们认识三星堆这个区域的功能，认识整个三星堆这个古城会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
4.
古城里，总有一些河道，永不停歇。
在杭州良渚的良渚港，5000年来，一直在那儿，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四川广汉，马牧河从西向东，贯穿全城。三星堆建城以前，它在，至今依然还在。
“三星堆”，其实就是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当然，后来考古发掘证实，这三个土堆实际上是一道长条形的城墙遭后期人类活动破坏后形成的三个堆子。
我们还能在遗址中，看到残存的半个土堆，向西南方向看，距离300米左右，便是祭祀区。
而根据目前现有的勘探和发掘，8个祭祀坑的面积有1万平方米左右，整个三星堆遗址有12平方公里，镜头再拉近，整个城址合围的区域，在3.5平方公里。
所以，祭祀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但是，普通人很少关注三星堆城。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提供
可以这样说，三星堆城的研究，是开展祭祀区研究的前提。如今，四川省文物考古院已经把三星堆遗址的基本内涵和年代体系构建起来，接下来，就是了解遗址的内部格局，比如城墙，道路，壕沟这些遗迹。
新坑发现前的那30多年，冉宏林的前辈就在找这些遗迹。
在这次发布会上，雷雨说，目前已经初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三重城圈格局：第一重，月亮湾小城，第二重南界为三星堆城墙，第三重南界为南城墙，既是不同的分区，也代表了不同的营建年代。
冉宏林说，虽然是三重城圈，但是，跟我们想象的一圈之外再有一圈不同，城墙不共用。但是，三星堆的三重城圈，城墙存在共用的现象。比如，第一重城圈，也就是月亮湾小城，它的北墙和西墙，同时也是第二重城圈北墙的西半部和西墙的北半部——有点绕，像根麻花。
2016年西城墙发掘工作照 雷雨摄
这也是三星堆古城不断扩建的结果。宝墩古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内城的北城墙，同时也是外城的北城墙的中端。这种现象不是古蜀文明的独有现象。
目前，我们在三星堆古城里能看到什么呢？
三重城圈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是逐步扩建的，有三个不同的修建时期，这三重城圈，既是城址的不同布局，也可以体现城址的营建过程。
第一重城圈，也就是刚建月亮湾小城的时候，人们就建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区、祭祀区，以及疑似的工业作坊区，相当于宫城。这个祭祀区，是刚建城时建的，但后来，人们跨过马牧河，把祭祀区搬到大约一公里外的现在的“明星版”祭祀区来了。
第二重城圈，目前能看到普通的居住区，相当于郭城的概念。
5.
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这35年来，为什么还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墓葬？
冉宏林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三星堆人不实行土葬，这不是他们的习俗。更重要的是，目前，不仅三星堆遗址，在整个成都平原的同时期的文化里，乃至后来金沙遗址的时期，大约超过50个遗址里，都没有发现比较集中分布的墓葬区。所以，这个奇怪的现象，也不像是三星堆遗址的特例，而是整个成都平原共有的一个特征。
当时城里也住着上万人口，他们死后，葬在何处？
如果当时不流行土葬，而改用火葬或者水葬，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他们。
不过，在三星堆文化晚期，比如在金沙遗址的某些地点，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墓葬，数量很少，分布在房子、灰坑这些属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居住区域里。或许，人们死后，就地埋在房子周边，没有集中埋在一个墓地里。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不过，在发布会上，雷雨提到了仁胜村墓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属于三星堆文化，比三星堆文化要早，目前定为鱼凫三期文化。
仁胜村墓地集中发现了29座墓葬，2019年又发现了8座，总共37座，分布比较集中，而且这些墓葬的方向完全一样，随葬品也基本相同。但它周边也发现了居住区，可以说居葬合一。
虽然不是三星堆文化的，但它跟良渚文化有一丢丢交集，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的晚期。其中的5号墓，随葬有玉锥形器，跟良渚男人头上戴的一根根玉锥形器很相似。这也说明仁胜墓地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和良渚文化存在交流。
说到良渚，很多人可能都要提到这次4号坑发现的玉琮，只不过，它看起来一点都不“良渚”——正方体，素面，没有任何分节，更没有我们熟悉的良渚人的logo神人兽面像，邓淑蘋等专家认为，它更接近齐家文化的玉琮。
目前，6个坑的发掘还没有结束，7、8号坑才刚开始，是否能解决以前我们没有解决的难题？
比如这批铜器，究竟在哪里铸造，铜料的原产地在哪里？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冉宏林说，以前的学者做过很多来源分析，但没有统一结论，是在本地铸造的？如果不是本地，那在长江流域哪个区域铸造的？还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
从风格上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中原风格，还有本地风格。比如，殷墟遗址出土的铜尊、铜罍、玉璧、玉戈等，在三星堆遗址中都发现了型制相似的器物比较混搭。
不过，冉宏林说，所谓中原风格，其实更应该是长江流域的风格。铜尊、铜罍和殷墟的相比，更接近长江流域很多遗址的同类器，更像长江流域风格，而不是直接来源于中原文化。
但毫无疑问的是，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
孙华说，根据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三星堆文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失落的文明，从来没有失落过，它一直延续下去了。它的产生，是在中原文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和长江流域的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好比西亚北非那么遥远的地方过来，它的直接来源就在旁边。
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子体与母体的关系，它来自于长江，黄河的文明，来自于当时的二里头文化。
所以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模仿，但是也在自己创造，最后形成了具有自己文化特点的东西。三星堆文化它后来转化为十二桥文化，最后又转化成巴蜀文化，然后又融汇到秦汉文化里面，成为多元一统的一个最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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