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7月24日13时15分，傅荫农先生病逝。
7月24日18时56分，范漂先生病逝。
一位87岁，一位83岁。
惊悉噩耗，连日来，我的心情恍恍惚惚，难以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两位老领导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
1982年我分配到山西日报社记者部时，老范担任报社驻运城记者站站长，老傅担任记者部副主任，老傅是老范的领导。记者部主任是现年逾九秩的史文奎先生。很快，老范提升为记者部副主任、编委、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并分管记者部工作，老傅依然是副主任，老范成了老傅的领导。
二排左三范漂先生三排右二是傅荫农先生他们都是我的直接领导，尊重的长者。
老傅与老范绝对是两种性格。老傅爽朗洒脱，快人快语，嘻嘻哈哈，在他脸上永远找不到愁字。
老范沉稳慈祥，话语不多，慢声细语，往往一语中的。他心地善良，跟谁也相处融洽，交往几十年，没见他发过一次火。
老范内敛，凡事考虑大局多，考虑他人多。他告我说，“文革”中，他在大寨记者站工作，某次因为一篇稿子的事，被永贵大叔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不容他作任何解释。从陈永贵办公室出来，老范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气愤，一甩手，将陈永贵送他的一只苹果，狠狠地扔到沟里。
1984年我结婚，由记者部同志热心帮助筹办。大伙每人凑了三元钱，给我买了两把红色折叠椅子。老傅出了自己的三元份子钱，可能是见我们过于寒酸，另外又赠送我们一件绸被面，值十多元，在当时可是厚礼啊！
老范烟瘾大，以前抽的都是廉价烟。老傅也喜欢抽烟，他家庭经济条件好，抽的是高档烟。记者部主任老史下决心戒烟，老傅早晨上班，他跟老史面对面办公，故意先递给老史一支烟，然后又拿出打火机帮其点烟，老史经不住“诱惑”，只好食言，后来才彻底戒掉。老傅晚年也戒烟了，只有老范没有戒。
老傅出生浙江萧山，来报社之前，在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雁北地区革委会工作。人们盛传老傅的一则笑话，他给雁北地区某支左军代表当秘书，一次陪军代表乘火车出行，他稀里马虎没掌握好时间，进入火车站后又走错了站台，慌乱中，他拉着“首长”从一列停靠的火车下面钻过去，差一点误了火车。这样不称职的“秘书”谁敢用他？没跟老傅落实过，不过此事倒也符合他的性格。
老范出生芮城农家，山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日报社。关于他的家史能够写一本厚书。老范的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是家庭妇女，生育了一女两男，老范年龄最小。抗战爆发，在黄河对岸陕西乡下教书的老范父亲，此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投奔了延安。不久，他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开赴山西前线，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被俘，押解在太原监狱，宁死不屈，惨遭日寇杀害。老范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
可怜的老范母亲，一直打探丈夫的下落，期盼丈夫归来。抗战胜利后，老范母亲扭着一双小脚，天天伫立在村头，看一支支队伍绕村而过，望眼欲穿。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老范父亲战友的信件，一家人才知道了内情。老范母亲一直守寡，跟老范爷爷一道将三个儿女养育成人。
老范后来将老母亲接来太原居住，他母亲常常站在阳台上，久久凝望着大南门方向，默默念叨着丈夫的名字。她记准了丈夫是在太原大南门牺牲的。
记得是1985年，老范刚从运城调回报社，单身住报社西平房，与我为邻。一天晩上，老范老家打来电话，告他母亲患急病，住进县城医院正在抢救。老范心里那个急哪，连夜乘火车往家赶，他很作难地说，小冯，有钱吗？借我点。我刚刚结婚，急忙搜罗我们夫妻所有的工资凑了九十多元，送老范去了火车站。
老范告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他老家盖房子，跟报社几位同事借了一屁股债。其中向老史借的最多，一百元。几年后，老范向老史还钱，被老史拒绝了。老史说，当初借钱给你，就没想过要你还。
我想，那个年代虽然生活清苦，但这些老同志之间建立的纯真友谊，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确令人感动。
跟老范相比，老傅的经济状况明显优越。从春到冬，老傅四季衣裳都格外讲究，款式新潮，衣料昂贵，时不时还要向同事炫耀一番。直到晩年，他依然如此，衣着整洁，戴副墨镜，他患眼病，牵一只棕色长毛大狗，由老伴陪同，在报社附近悠闲散步。我第一次看见微波炉是在老傅家，全报社也不会有几个。据说老傅有亲戚在香港。
老范给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老傅上运城出差，他陪老傅逛商场。老傅看中了一双新式凉鞋，当场掏钱买下，穿在脚上，将换下来的旧鞋，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那双旧凉鞋还有六成新，扔掉多可惜啊！”老范说。
老傅与老范在生活上有差别，或者大相径庭。但在为人处世上，却惊人的一致。
老范在报社仕途较为顺利，由记者站站长升到副总编辑。原本有机会担任报社“一把手”，但他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结果上级给他特设了一个“二把手”“常务副总编辑”职务，享受正厅级待遇。
老傅混得更“惨”。他在记者部担任副主任多年 ，资格老，业务能力强，正派公道。但有史文奎主任在前面挡着，他当主任几乎不可能。时任总编辑唐纪宇有意让老傅到另一个部门担任主任，副处升正处，多好的美事。不料，唐总跟老傅一讲，老傳明确表态，宁愿给老史当副手，也不去当那个部主任。别人争也争不来的正处，被他轻而易举回绝了。
再说新闻职称，老傅最初评的主任编辑，是副高。几年后职称晋升，论资历和业务能力，评正高职称是十拿九稳。可是，几次评审，他连报名也没报，当然就失之交臂，直到退休还是副高。后工资与职称挂钩，一算计，原来工龄长且工资不低的老傅，比别人少了许多。私下聊天，看破红尘的老傅坦然一笑：“管他呢，有啥意思！”
1971年，吕梁地区初建，老范担任山西日报社吕梁记者站第一任站长。1987年，我也担任了吕梁记者站站长。一次老范上吕梁出差，让我领他转了离石城几条街，寻找他当年办公住宿的地方，当然早巳面目全非了。老范先后在忻县、吕梁、临汾、运城等几个记者站工作过，他深情地回忆记者站的工作和生活，那是他一辈子新闻生涯珍贵的一部分。
多年前，报社职工活动中心设了个“聊吧”，供几位离退休老干部聊天，聊国家大事，聊身边新闻。经常去的有老王、老郭、老郭、老柴、老王、老史、老祝等，都是我尊敬的老领导。老范是常客，坐在一边一根接一根抽烟，听别人说的多，自己说的少。老傅偶尔也去“聊吧”，坐的时间不长，有时听不顺耳，忍不住“嘣”几句“凉腔”，拍拍屁股遛他的狗了。
我很少去老傅家，原因是怕他那只长毛狗。有一次，我托人给他送去一箱老家的苹果品尝，当晚，老傅打来电话，一再表示感谢。
几年前的一天，老傅忽然打电话叫我到宿舍门口。我匆匆过去，老傅说，我从萧山老家拿来几件丝绸衬衫，送给你一件穿。我推辞不掉，双手接过衬衫，心潮格外激动。如今睹物思人，悲从中来。
山西日报社有三位芮城籍老同志，骆士正、杨玉印、范漂，我跟他们都在记者部待过，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和业务知识。人们称他们三人“老骆脾气大，老杨嗓门大，老范烟瘾大”，倒也勾勒出了各自的特点。老骆是闻名的报社“三家村”之一，2000年我考副厅落选，老骆安慰我，人家不用你，你正好写点东西。老杨号称“活字典”，1995年我和同事牛牧写了一本书，老杨十分欣赏，在他负责的周末版予以连载。如今，“芮城三大”，老杨已经走了十多年，老骆前两年谢世，今老范遽然离去，不免令人唏嘘感慨。
老傅喜欢打麻将，老范业余爱好不多，他说上学时喜爱拉二胡，但没听他拉过。
老范退休后更加忙碌，参加省新闻出版局审读报刊，阅评山西日报及其他子报。真不容易，他七十多岁才学习使用电脑，竟然写出很长的回忆录。遗憾的是，在生前没能出版。倘若整理出来，我们会看到他父亲奔赴延安及抗日疆场的故事，看到一个革命烈士子弟的成长足迹，看到他跟永贵大叔正面交锋的一幕……
由于疫情和我搬出报社宿舍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没有见过老傅，只见过一两次老范。在他们生病期间，也没能探望。记得一两个月前，老范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没有接通。第二天我打给他，他说没事，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打个电话问候问候。也许老范当时身罹重病，粗心如我，没能去见老范一面，没能见老傅一面，成为终身憾事。
老傅走了！老范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惟有心香一瓣寄哀思！
2020年8月1日草于太原市小店区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