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方寺
在兴化城北郊的乌巾荡，有一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的寺庙丛林——上方寺。这个“漂浮”在水荡中的寺庙，是全国最大的水上佛教圣地，以其悠久的历史闻名海外。
上方寺位于兴化北郊乌巾荡公园北首。明崇祯年间，报恩寺朗然大和尚云游兴化，发现这方净土与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典籍《四十二章经》中“视兴化，如四时木”这一典故暗合，遂在水天一色的 兴化城东大徐垛结庵梵修。
兴化古城东尽头正临一泓清潭，古称东门泊。泊中垛岸连绵、千岛峰起。一条车路河直通一望无涯的得胜湖。朗然因其地处东郊，按《汉书·孟康注》中“上方谓北与东也，阳气所萌生”之典，故定寺名为上方寺。
上方寺“三宝”：方竹、磬古腊梅、枯枝牡丹。古刹几度兴费，惜于1944年毁于兵燹。1996年兴化市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于1996年始迁址重建扩大规模，按原有风格建筑：照壁、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居士室、禅房、戒台等。寺院西临原始芦荡水泊，构成天然西园与放生池。
它是全国最大的水上佛都胜地，以其悠久的历史闻名海内外。上方寺原是中国佛教禅宗、临济宗磬山派的嫡传法脉，祖庭为浙江天目山报恩寺，初建于明朝崇祯年间。经历代大德高僧苦心经营，建成殿、堂、楼、房、舍300余间，殿阁巍焕、佛像庄严，钟鼓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如今上方寺占地150多亩，周围有碧波荡漾的数千亩水面环抱。穿过山门，汨汨溪流上一座石拱桥将游人引入天王殿，殿后便是波涌青莲的大士放生池。池中一座海鸟拱起须弥莲座，莲座上10多米高的观音玉石雕像慈目低垂，俯视芸芸众生。大士身后，平地崇起一座丹墀月台，上下两层白玉石雕拱护着一座重檐飞角、巍巍庄严的大雄宝殿。
二、水上森林
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绿,则是水上森林的生命底色。
水上森林，河水碧绿而清澈，郁郁葱葱的水杉，浓荫蔽日，烟霭袅袅，呈现出一派醉人的绿色。那绿是浓绿、淡绿、苍绿、翠绿，是重重叠叠的绿，是充满灵性的绿，绿得鲜嫩，绿得耀眼，绿得醉人。
离兴化城17公里，有一全省最大的人工生态森林———李中镇水上森林公园。这里是都市人回归自然休闲的好去处，一个天然氧吧。
这片人工生态森林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面积有1500亩，其中林地面积1050亩，栽种10万株水杉、池杉等品种树木，林木蓄积量1.25 万立方米，采用林垛沟鱼的立体模式。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猫头鹰、野鸭、白鹭等在此筑巢，遮天蔽日，景象蔚为壮观。每年春暖花开之际，树梢益鸟欢聚，沟内鱼儿跳跃，花草随风摇摆。形成“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内有鸟”的独特水乡景观。在西北部的湖荡地区李中、沙沟等乡镇盛产莲藕，荷藕面积近2万亩。夏秋季节，这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水乡兴化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午后，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去林子的柏油路上热浪滚滚，让人汗流浃背。而当一片波光林影闪烁眼前时，精神便为之一振，只见那格子状被水环绕的千亩垛田在烟波里浮动，大片大片的杉树林郁郁葱葱、飘摇水上。
远远望去，杉树林立于齐整的垛田上，像一个个等待检阅的方阵；垛与垛之间，是一条条同样齐整的夹沟，里面浮萍点点，鱼游虾戏。各式各样的小草在树脚下、夹沟边蓬勃地生长，葱葱绿绿、平铺蔓延。
走近水上森林，满眼到处是跳动的绿色音符，扑面而来的是无处不在的绿色。蓊郁的圩堤上，芦苇摇曳的浅水边，孕育着数不清的绿色生命：车前草、盐巴草、虎尾草、狗尾草、香艾草……“枝摇鸥鸟飞，水荡林影斜”，铺天盖地的绿色里显露出一派和谐与生动。
漫步在林间小道上，路旁高大挺拔的水杉和池杉棵棵笔直，利剑一般直刺云霄，呈长条状剥落的树片既像将士身穿的盔甲，又像浮雕一样刻满坚毅与沧桑。那些润软的枝叶都柔美地打开，在风中尽情地舒展，风动叶舞间几颗红褐色的球果遮遮掩掩地点缀其中；由于长期浸入水中而变得膨大的根，如同壮汉青筋暴起的大脚，紧紧咬住身下的土地。
路至尽头，眼前便豁然开朗。在杉树林宽广的怀抱里，一汪俏丽的鱼池映入眼帘。鱼池的四周都是石堤，碧绿的池水清澈见底，摇头摆尾的鱼儿在水草间嬉戏。池边的荷塘里，荷花的花瓣已残，圆盘似的荷叶有的舒坦地躺在水面，有的随风扬起，恰似少女的裙摆。水中央几束高挑的芦苇和菖蒲迎风飘摇，还有几个高地，像很小的岛，上面停着几只歇脚的水鸟。
一座曲折而窄长的石桥，从岸边连到池中的一方凉亭，凉亭和对面倚在水边的画阁遥遥相望，令波光水影里的林子，更添了浓浓的诗情画意。
鱼池旁边是条弯弯的小河，河水在静静流淌，一座三孔小桥横卧其上。顺着河边走，一排依依的杨柳。在将小河拦腰而截的堤坝上，遇到拖着鱼网准备出发的渔夫。跳上他那小舟后，待他竹篙轻点，小舟被迅疾地送出好远，两旁的杉树林都向身后急速退去。
此刻，“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只见落日缓缓没入杉树林深处，倦鸟也成群归林。杉树林的倒影在粼粼的波光里摇曳，妩媚的晚霞将水天之间渲染得一片橘黄……数不清出外觅食的鸟儿从别处的鱼塘、河沟、田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顿时鹭飞雀舞、鸟啼蛙鸣，这时的林子才真正变得热闹起来。
水乡兴化满湖荡港汊的鱼、虾、螺、蛙、水生昆虫，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而水上森林则为鸟类提供了安静、隐蔽的筑巢栖息、孵化繁殖的场所，形成万鸟齐聚的奇观。远远望去，万绿葱茏中，点缀的全是密密匝匝的鸟羽。这里成了丹顶鹤、黑鹳、猫头鹰、灰鹭、苍鹭、白鹭等上百种珍稀鸟类的乐园，每年在这里栖息繁殖的夏候鸟多达数万只。
三、千岛菜花黄
当暖暖的春风，带着“二月里来好风光……”的歌声迎面吹来时，油菜花也展示出它的风采。若步出江苏兴化城往东走，不用多远，遥遥望去，就有一片极为奇特的田块映入你的眼帘。它没有平常庄稼地那一望无垠的葱绿，却拥有漫天盖地的金黄。那**的大花球，成千上万簇拥在一起，成块成亩地连成一片，天地间花海一片，漫天漫地金黄一色。站在这花似海洋的境地，使人不由地升腾起万丈豪情。
四、郑板桥故居
一座普通的民宅，就因其主人的非凡影响，而令游人刮目相看，这便是海内外文人墨客心仪神往的兴化“板桥故居”。
连日的春雨，空气湿漉漉的，游人并不很多，越发让这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庭院幽静异常。走进故居，迎面可见赵朴初、刘海粟题写的“郑板桥故居”和“郑燮故居”两块大匾。
故居为粉墙灰瓦，面积虽不大，倒可暂避喧嚣。院中信步，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回响。
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盖世，曾是清代“扬州八怪”的领衔人物。郑家世代读书，可谓书香门弟。郑板桥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代，直至乾隆元年，他44岁中进士后才从这里走出家门。
板桥故居在兴化东门外的郑家巷。兴化的竹子并不多，可这一带很特别。从古板桥进城，须经过一条二百余步的竹巷。竹巷里，家家以竹为业。板桥在这种随处见竹的环境里生活，怎能不产生爱竹怜竹的情怀。
“无竹不居”，是板桥的一大偏爱。板桥故居书房的檐下，种着一丛青竹。板桥在书房里便可透过窗纸，欣赏竹影，就像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可以想见，潇潇夜雨，雨打青竹的声响，扣人心弦。在书房里读书的板桥便会生出无限的雅趣，照竹弄墨。他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墨竹成了郑板桥绘画作诗最主要的题材。在他的笔下，竹也化作了一种品格。青竹傲岸不屈，虚心劲节，可以说是板桥崇高气质的写照。他在潍县罢官离去时留给当地父老的诗画仍是竹的题材，在一幅墨竹图上，他写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可以想见，潇潇夜雨，雨打青竹的声响，扣人心弦。在书房里读书的板桥便会生出无限的雅趣，照竹弄墨。他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商圣范蠡的人物思想
冬古位于东山岛东南部，面临大海，背倚苏峰，拥有海岸线9.2公里，南至澳角湾14.3公里，北距南门湾13.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东山岛重要的渔业村。解放后，勤劳的冬古人民，依托优越的海洋资源，加快技术换代，持续耕海牧渔，推动形成了海洋捕捞为主，养殖、加工、休闲渔业为辅的渔业产业格局。
一、渔业发展基本情况
（一）古代。东山渔业生产历史悠久，大帽山贝丘遗址出土的鱼骨贝壳，证明在新石器时代（4000多年前），东山就有人捕鱼拾贝；《福建渔业史》（民国本）记载，元末东山岛有许多民众以捕鱼为生。据《东山村落要览》记载，清顺治年间（约1645年），过冬村先祖就由梧龙到此地捕鱼，因有一年渔获颇丰，遂于此地定居，由此可见过冬建村之初就以渔业为主；古雷庄是由漳浦古雷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到此捕鱼而后建村的，彼时渔业作业方式仍比较落后，渔业捕捞很大程度决定于海湾的自然条件，于是出现了择地而渔的现象，可见冬古在清朝时期已是一处重要渔场。
（二）近现代。据《东山县志》（民国稿本）记载，民国期间“渔业界约占百分之二十，分布于城区与东南乡及古雷临海处”，此处的“东南乡”指冬古、澳角等处。然民国至解放前，社会动荡，加之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渔老板盘剥甚重，特别是日军侵犯东山对渔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致使渔业生产甚难恢复。据《福建省东山县渔业概况》（1965年）记载：解放前夕全县只剩下大小渔船549只，1949年总产量仅有13万担，渔民生活极端痛苦，民谣唱道：渔民真正苦，吃是番薯箍，配是臭鳁土，穿是龙虎布，困是珍珠铺。在大环境下，冬古也未能幸免。
（三）当代。解放后，冬古村始终坚持以渔业兴村，及时响应发展政策，紧跟时代步伐，应用推广新技术，历经了渔业互助、合作社、人民公社、个体组织等阶段，渔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至今全村拥有远洋渔船14艘，60马力以上渔船200多艘（其中钢制渔船65艘），60马力以下渔船50艘。
二、作业方式及变迁
虽然冬古渔业生产自古有之，然在古代，由于作业方式落后，生产力较低，“捕鱼之器，不知改良，精盐制造，又无新法，以致利权外溢，生计日蹙”［1］。冬古人民不断克服困难，持续创新创造，有效提升了渔业生产能力。可以说冬古的渔业史就是一部海洋捕捞作业方式的演变史、生产工具的改良史。
（一）搬山网。搬山网是冬古村最早的作业方式，据说过冬村先祖到此捕鱼就采用搬山网的方式。渔民改闸箔小网为搬山网是渔业史上最大的变革，首次出现了“产量不断增加，渔获除吃以外还有剩余，于是出现了腌存鱼虾的简单水产加工”［2］。搬山网的渔场要求地形平坦、水深8～20米的近岸，渔期为农历4～8月。主要作业流程是渔船带着渔网开到海上撒网，而渔网的另外两端的网绳留在沙滩上，待渔网撒开后，沙滩上的人员就分两组各执一网绳，将渔网慢慢收拢并拉上岸。后因冬古避风港、码头建成，水位上涨，沙滩不复平坦，故而不再使用搬山网。
（二）竹桁。竹桁作业属定置网作业，是冬古最主要的作业方式。该方式是通过木桩、锚钉等方式将渔网固定在鱼类洄游的通道上，依靠涨潮的冲激迫使鱼类进网，主要作业时间为农历8月份至次年清明前后。竹桁作业至今已有300～400年历史，据《东山县志》（1994年稿本）记载，明万历年间(1572～1620年)，东山已有竹桁作业；据《漳州渔业志》记载，雍正年间（1723～1735年），漳浦白沙渔民从外地引进竹桁作业，在铜山虎屿头海区开辟桁地捕鱼；据冬古渔民介绍，该作业方式是晋江人前来冬古传授的，至今无可考。全村70%以上均为竹桁作业，为全县最多，这与冬古人知足常乐的天性有关。冬古将竹桁作业称之为“状元海”，认为“状元海，任讨不败”，说的是竹桁作业生产安全、收入稳定。竹桁作业均在离岸6-7海里的海域作业，当天去当天回，风险不大，且渔船油耗少、成本低，缺点是“守株待兔”，消极等待鱼类入网。解放以来，冬古村多次派员前往泉州、舟山一带学习考察，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不断提升竹桁作业技术水平，随着捕捞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渔具的改造升级，竹桁作业也从原来固定的“死桁”到可以根据潮流调整的“活桁”，从原来的“打桩”到现在的“弹子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量也得以不断增长。
（三）敲?。据《东山县志》（1994年稿本）记载，该作业方法于1954年从广东传入东山，据冬古渔民介绍，该作业方式主要集中在1953年至1960年。主要鱼类为石首科鱼（石首科鱼耳石较大，呈块状，因此而名），如黄瓜、胖头等，主要作业原理为，通过打断击打船上的实木弦发出沉闷的声响，与鱼身上的耳石形成共振，惊吓驱逐鱼群，大部分鱼被振动而死，浮到水面，网而捕之，每一次网都有几十担，产量颇丰，但因幼鱼也被振动而死，有杀鸡取卵之嫌，故而被禁止作业，黄瓜鱼就是在该作业方式下濒临灭绝。
（四）放绫。即流刺作业。渔网呈长带形，依靠浮子、沉子装置，作业时把渔网漂流或固定立于水中，以拦截鱼群的通路，使鱼挂于网中而捕之。参考《福建省东山县渔业概况》（1965年），放绫作业按照捕捞对象分，有（虫戈）绫［3］、巴浪绫、马鲛绫等，按渔场分，有沿仔绫［4］，按渔网网线大小分，有大绫、幼绫。该作业方式比较简单，内海、外海均可使用，缺点是渔网经常破损，修补比较麻烦，加之近海资源有限，有些放绫作业渐渐向外海拓展。
（五）拖网。顾名思义，即通过渔船拖拽，使得渔网在水中移动，海水滤过，鱼类无法通过也无法刺缠于网目，只能残留于网内，故而捕之。严格意义上来讲，搬山网属于拖网作业，此处言及的拖网，指的是50～60海里之外的拖网作业，为东山县目前使用最多的作业方式。目前冬古的拖网船为40艘，占所有渔船的20%。
三、组织方式变革
（一）私有制。由于渔业生产属于集体性活动，在明清时期，或是以宗族为主、或是以少数富裕渔户为主购置渔具，占有海域滩涂，雇工生产。到民国期间，出现渔民自愿结合的组织方式，渔民共同购置生产资料，合伙生产，扣除生产费用外，其余的按照分工分配，一般船主2份、舵手1.5份，其余的每人各1份。
（二）互助合作。解放后，全县开展渔业生产关系民主改革，冬古村顺应时代潮流，于1951年建立了渔民协会、水产品收购站，革除了渔业主等的剥削行为，随后深入开展渔业互助合作，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
1.渔业生产互助组。1953年，冬古村组建了4个渔业生产互助组（泰发、合昌、江利、江发），渔具入股评份、劳力评份，生产互助，收益按股份分配。
2.初级渔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冬古村成立了东兴初级社，实行船网工具折价入股评份，统一安排生产、销售和分配，总收入扣除成本费用、提留公积金和技术奖励金后，按照劳工占60～70%、工具占30～40%的方式为社员分红。
3.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冬古村的东兴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更名为东海社。高级社即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原有的生产资料都折价归公社，折价款由公社按年付息还清，社员交股份金100～160元。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动力基本分分配，因未能彻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影响了生产，1957年，队生产队实行定劳力、定工具、定产量、定成本、定公分、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等，评工记分并按工分分配。
4.人民公社。1958年，全县人民公社化，冬古东海社成为了西埔公社的渔农兼业生产大队，对资金、物资、劳力随意平调，社员出工不出力，严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1962年全县对“共产风”进行纠正，并落实生产队制度，冬古村为以渔为主、渔农结合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沿用“五定”（定劳力、定工具、定产量、定成本、定公分）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撤销公共食堂和生活包办，同时放宽水产品收购政策，允许渔民有“自留鱼”，“自留鱼”的2/3由大队上市销售，归集体收入，1/3归渔民个人收入。
（三）个体户。1984年，全县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于是渔区逐步出现以股份合作制的集体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1984年底，部分滩涂划为“自留滩”，并允许个人进行海洋捕捞，渔民林国章等率先办起个体捕捞业、网箱养鱼业、水产品加工业。1988年，全村有机动渔船84艘（其中竹桁33艘、放绫50艘、拖网1艘）。
四、渔船及生产设备
（一）渔船。《漳州渔业志》提及，明万历《福州府志》载，明隆庆元年（1567年），铜山水寨造船厂是大陆东南著名的五大水寨造船厂之一，该厂以造军用船为主，也造民用渔船、运输船，可见当时东山造船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1.木帆船。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为木帆船，5吨位以下居多。建国前全县有渔船785艘，计2518吨位，皆为木帆船。
2.机帆船。20世纪50年代末，我县开始对木帆船进行机帆化改造，船舶推进动力由“以帆为主、以机为辅”逐步过渡到“以机为主、以帆为辅”。
3.木质机动渔船。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县开始批量建造木质机动渔船，1995～2005年，全县建造的各类木质机动渔船800多艘。
4.钢质机动渔船。从2005年开始，我县探索实施钢制渔船抵押贷款，渔村掀起了“木改钢”“小改大”的渔船更新改造热潮，冬古目前的钢质渔船大部分是那时建造的。
（二）渔网、网绳。据《东山县志》（1994年稿本）记载，历史上，冬古等地都有网、绳作坊，妇女普遍在家搓绳线、织网。1957年前是黄麻、苎麻、芦苇、稻草，缺乏黄麻、苎麻时用棉线代之；1958年开始使用尼龙线和塑料丝制网编绳，据冬古老渔民介绍，以前绳缆原料匮乏时，一般都用竹篾和干草搓成网绳；1980年以后，各类渔网和绳缆皆由尼龙线和塑料丝制成。
（三）渔机
1.捕捞机械。1987年左右，冬古村开始使用起网机、起绫机。而在此之前主要使用轱辘、绞车等简单工具，用于起网。
2.挂桨机。约于1983年使用，有腾尾机、下尾机等。
3.电讯设施。1986年，东山设立渔业信息站，设中心台、配备对讲机、收录机等设备，主要是收集与传播风情、渔情、灾情，直接指挥县内渔船生产和组织抗灾救危等，据老渔民口述，当时冬古村林玉顺等2人有收音机，负责对接渔业信息站。至2005年，所有渔船陆续配套AIS防碰撞、北斗卫星等设备。
（四）渔港。1981年，兴建冬古湾硅砂码头，堤长175米，供500吨轮船停靠装运硅砂，堤内海面遂成为避风港，可停泊小机帆船60艘。1998年兴建冬古渔港，为国家二级渔港。
五、主要渔场
（一）主要渔场。主要是闽南渔场和台湾浅滩渔船。因各种作业方式不同，作业渔场也有所不同，根据《东山县志》（1994年稿本），大体分为沿岸作业区（10～40米等深线水域）、近海作业区（40～100米等深线水域）和外海作业区（100以上至大陆坡边缘的深海）。冬古渔船大多处于沿海作业区和近海作业区。
（二）开拓广东渔场。据老渔民口述，80年代初，冬古村林玉顺等人响应县里的号召，开着两艘帆船前往广东海陆丰开辟新渔场，主要从事竹桁、放绫作业，从农历9月份至次年农历4月份，为东山第一批开拓省外渔场的渔民。因渔获较多，第二年又带动冬古村一批渔船南下海陆丰，经过2、3年的发展，形成了较固定的作业区，随后带动大批冬古渔民前往捕捞。1997年，国家农业部门明文规定不得跨省界捕捞，才停止了该热潮。
六、主要渔获
（一）主要渔获。据《东山县志》（1994年稿本）记载，县域内渔业资源丰富，鱼类共有19目107科154属229种，常见的有巴浪、鲳、马鲛、江鱼母、真鲷、黑鲷、鲨鱼、带鱼、大黄鱼、二长棘鲷、石斑鱼、刺鲳、三角鱼等50多种。
（二）特色渔获。冬古盛产带鱼、剑虾、虾姑、巴浪等四种鱼虾。因为这四种鱼虾多随季节不同作南北向移动，春季向北作生殖洄游，冬季向南作越冬洄游，且离岸较近，比较适合竹桁作业。现有渔谚“三月初，白带、巴浪满海挨”，形容春季多白带、巴浪。
七、渔家风俗
（一）妈祖信仰。逢年过节，特别是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纪念日时，都得祭拜妈祖，祈求海上作业安全。现村里有三座妈祖庙，分属冬古、新乡、岩雅三个自然村。部分渔民还在船上供奉妈祖神像，海上作业时每晚向神像烧香礼拜，祈求风顺得利、合船平安。
（二）祭祀“万福公”风俗。渔民自古以来在海上行船作业，发现海上浮尸或捞到海底尸骨，都要膜拜，称之为“好兄弟”，并将其送上岸，招人认领，对无主尸骨则集中一个地方妥善掩埋，日积月累，此处坟墓就被称之为“万福公”，渔民自主在一旁建“万福公庙”，每逢年节，渔民都前往祭拜。
（三）尾中元习俗。即农历七月二十九，是渔区夏汛结束的日子，各渔民备足丰盛的牲礼果品到海边祭拜“海神”，在感恩一年来大海恩赐的同时，也祈求来年一帆风顺、渔获满仓。
（四）日常生活习俗。如旧时，妇女不得上船，即使上船也不得闯到船头，帆、索、桨、舵、桅杆等不许妇女或跨或坐；渔民家里正在办丧事者不能上船出海。出海前要祭祀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
参考文献：
1.《〈铜山志〉．注译》林定泗
2.《东山县志》（民国稿本）
3.《东山县志》（1994年稿本）
4.《东山岛村落要览》
5.《漳州渔业志》
6.《福建省东山县渔业概况》（1965年）
注释：
［1］引用自《东山县志》（民国稿本）
［2］引用自《福建省东山县渔业概况》（1965年）
［3］（虫戈）绫，即梭子蟹
［4］沿仔，即海中的礁石或小岛屿
在春秋时期，范蠡的老师计然就对“低吸高抛”有过经典论述：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叫辛文子，是晋国逃亡公子的后代，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技术精湛的“相者”。范蠡将老师的经商经典融会贯通，著有《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中均有记载，但皆已流失。
范蠡用计然传授的方法，到山东定陶去经商，因为他认为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与四方的诸侯国四通八达，货物交易起来十分便利。范蠡的方法是治理产业，但是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是苛求他人。他认为善于经营致富的关键是：能够任用贤人，懂得把握时机。在19年的时间里，范蠡三次赚了千金之财，两次都散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到了晚年，范蠡精力衰竭，把产业委托给了子孙，变成了家族式的企业。子孙们继承了他的产业，继续滚雪球式的发展，终于有了家财巨万。
范蠡具有深邃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他的经济思想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范蠡认为，越国善蚕桑，齐国善耕锄，秦国善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长处，经商就是促成各国的交流。在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见解难能可贵。他在经济上主张“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等观点，强调人们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运用和把握客观规律，应用于经济现象的变化。范蠡运用这一经济思想治理越国，达到了民富国强，雪了国耻。在功成身退之后又用他的经济思想从事经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巨富，史称陶朱公，“陶朱”便成为巨富的代名词。范蠡成为后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谓之“商圣”。
相传范蠡还是十六两老秤的发明者。据说当时为了设置秤的度量衡单位，范蠡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组成了十六两秤的“秤星”，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这种十六两秤，一用就是两千多年。在汉族民间，范蠡被尊为财神。南方很多百姓家里敬财神，都是一文一武，武财神是赵公明，文财神就是范蠡。
作为商人, 范蠡还是我国重视消费者的第一人。他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消费者谋”。汉族民间流传，范蠡离开勾践，携西施，隐居吴县，从事手工业制作。把乡人不买的竹子，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长的制作战塔竹，短的制作成竹扫帚。别人不买的芦苇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长的编成芦苇席，短的编成芦花扫帚。买别人不要的树垛，粗的制成贴板，细的制成棒杆。范蠡和西施将货物用船运到东桥售卖。有一位身穿粗布衣的嫂子一定要买一把好看的芦花扫帚，范蠡反尔不卖，众人不解，范蠡说：“这位嫂子家境贫寒，家地面潮湿，不适合用芦花扫帚。”有一位小孩买贴板，付钱之后转身就跑，范蠡叫住小孩，众人不解，范蠡说：“因为人多，为防止小孩迷失，叫住小孩。”并将多余的钱退给小孩。有一位老头买扫帚，范蠡收钱后，并不给帚，众人不解，范蠡说：“人多拥挤，老头体弱行动不便 ，故而收钱不与。”直到人散，才将最后一把扫帚给老人。
范蠡是水产渔业的祖师爷, 公元前473年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在蠡墅隐居时，所著《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著, 距今有24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世界公认的。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比《养鱼经》晚了200多年，其中就摘录了《养鱼经》的内容。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考证，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中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鱼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 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在这部书中，对养殖对象、建造鱼池工程、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子孵化等方面均有论述。 范蠡的《养鱼经》不论对我国历史上的养鱼业、水产养殖学或欧洲养鲤事业的发展，均起了相当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今天，它对我国的渔业生产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三农纪》记载,春秋时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以后，涉三江，入五湖，在太湖一带养鹅致富。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而范蠡却做到了，他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激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下海第一人。
治产经商，富至巨万，同代人望尘莫及，后代人难继项背。范蠡身体力行，饲养五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总结一套管理术，专著《致富奇书》填补历史空白。提出“物价贵贱随供求关系变化”之理论，开认识价值规律之先河；后人对富翁以“陶朱公”相称，即由范蠡而来。范蠡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堪称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圣星。他的重人重谷、韬光养晦、兴国方略至今仍可借鉴；他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提出经商要“择人任时”的经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