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态度决定了一切。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其八，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1天气热，泡了点绿豆想煮绿豆汤，发现新家现有的几口锅要么太大，要么又太小。原来那个经常煮汤的锅还没带到新家来。
凡事都有三个解决办法。我要么将就着用现有的锅；要么回老家拿锅，开车不过半个小时；要么启用另一个还没拆封的新锅，是朋友送的韩式炖锅。
找出新锅端详了一番，又装回了包装箱。跟闺女说：“留着送人吧（我妈经常说这样的话，将某样东西留着送人，所谓“礼尚往来”）。”主要是家里专锅专用，以至锅太多了。
又道：“要不就留着将来给你用……”
呵呵。这场景让我觉得自己很像从前的乡下老太太。家里有个闺女，遇到称心的绸缎花被面，就盘算着留给闺女当嫁妆。
她正在吃东西，一口回绝：“不用！我用不着，我以后不做饭……”
那你吃饭怎么办？
叫外卖！
你天天、顿顿饭叫外卖吗？
对啊！
……
她说：现在进厨房做饭的不都是男的吗？有几个女的会做饭？
她还说：叫个外卖也就十几块钱。
……
夏天真热。人的脾气好像也容易受天气影响。前两天有则新闻说杭州有个老板平常从没大声批评过员工，入伏后性情大变，把员工骂跑了一半，不得不去求医，医生说他是“情绪中暑”。
我听闻闺女说将来要“天天叫外卖”，一下子就火了，也算作是“情绪中暑”吧。
好像已经过了猴年马月，她已经开始成家立业；好像她真的在天天靠叫外卖生活，开始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像是在替未来的女婿和亲家在教训她……巴拉巴拉讲了一大通道理。
又想起，哦，她还没成年呢，离成家过日子还早得很呢，也许她将来的想法转变了呢，即便她不转变，将来愿意过“天天叫外卖”的日子，那也是她的选择……
我闲吃萝卜淡操的哪门子心呢？！
2我问：如果你是男生，会娶一个不进厨房、不做饭，只会叫外卖的女生吗？
我说：如果我有个儿子，绝不愿意我儿子找一个“只会叫外卖”的媳妇……
我还说：进厨房做饭这件事，不分男女。咱家主要是我做饭，因为爸爸不经常在家，也因为我更热爱美食、更喜欢做饭。我真的没见过有几个家庭是天天靠叫外卖过日子的。
除非。除非什么呢？
我没说出来。
除非有“很多很多爱”，不然就有“很多很多钱。有很多的爱便不会轻易被嫌弃，愿意天天陪你一起吃外卖，有很多的钱，就不至于盘算着是叫十块外卖还是吃上千块钱的大餐；”除非你嫁的是国民老公富二代，不需要自己进厨房（国民老公富二代的老婆也是需要进厨房的吧？）除非你用进厨房的时间，去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更多的财富，做了更有意义的事情；除非你过的不是普通人家的生活……
在我所能够想象的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可能有请专业的“家庭私厨”的选择，但不存在“只叫外卖”这种长久选项。
也许我犯了“皇帝的金斧头”式的局限性错误。
说的是有俩樵夫唠嗑，谈及皇帝之生活起居和日常。一人说：“皇上肯定天天吃肉馅饺子。”另一人补充道：“那还用说，皇帝上山砍柴使的肯定是金斧头！”“肉馅饺子”和“金斧头”是俩樵夫所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了，那是他们的眼界所限。
老舍嗜食花生，连他都写过：假如有人问我，你要是做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都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着两块钱的铜子，爱买多少花生吃就买多少。”
“天天叫外卖”，可以偶尔为之，但不会是实操性特别好的、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
3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20年，第一位女特首林郑月娥正式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她的专访。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一句话：
“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请一个工人，煮饭什么事都是我亲自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孩子要感觉到妈妈是照顾他们的。”
瞧，虽然身居高位，但母亲的角色，在林郑月娥的生命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她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其实妈妈做的饭菜很简单，但是因为有妈妈陪着，吃的就香。
刚拍了《深夜食堂》的“黄小厨”黄磊也说过：“做父亲母亲的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做给孩子的一餐又一餐的饭。”如果你只会叫外卖，以该拿什么当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美食家蔡澜，吃遍全世界的美食，七十多岁的他撰文还道：“最好吃的还是妈妈的味道……”如果你只会叫外卖，靠外卖打发肠胃，孩子会有记忆中妈妈的味道吗？会在内心升腾起幸福的感觉和温暖吗？能品味出什么是“人间有味是清欢”吗？
吃饭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产生家庭凝聚力、沟通交流的仪式。如果家里的每一餐都是外卖餐盒，没有了柴米油盐酱醋没有煎炸煮炒，吃饭几分钟搞定，餐盒随用随扔，省事则省矣，长此以往，能想象得出家人彼此间会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吗？
因为算是“爱美食爱烘焙”之人，我关注了很多的美食达人，也被拉到好几个美食类的微信群里。每天早上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美食早餐，那真可谓“秀色可餐”，我在里面学到很多新的菜式和摆盘花样，也感受到很多能量。她们大多是女性，有中学老师也有大学老师，有政府官员也有企业高管，有创业徽商也有全职妈妈……我经常会心生感慨，把每顿早餐都做出花样来的女人，是多么地热爱生活啊；把一日三餐都精心准备给自己和家人的妈妈，是多么地爱自己爱家人啊！
读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识得几个字》，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餐桌有两米多，每天的晚饭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因为那是最重要的“家庭时间”，那张餐桌是家人用餐、交流、学习、识字之所。
一个女人，即便是为了自己，也要好好学一点厨艺。做饭、吃饭这件事与生活息息相关。即便只是一个人，也应该好好吃饭，叫外卖只是选择之一， 并不能成为生活之常态。
一个女人，心有江河湖海，也能安于厨房。在遇到苦和难的时候，还能到厨房为自己做点吃的，就会比较容易找寻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能叫外卖，也能挽袖剪花枝洗手做羹汤；愿你能进得厅堂，也能下得厨房; 愿你能为自己爱的人，为爱自己的人，在柴米油盐的烟火凡尘中，演奏一曲锅碗瓢盆交响曲。
愿你，获得踏实的、安稳的、尘世的幸福。
目光炯炯聊职场，内心温暖谈人生 丁是丁ID:dsd555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