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圆寂吧
在北方，有一个古老的城市，名字叫做龙城。可以说，很多很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绚丽，最浪漫，最张扬的一个朝代的传奇就从这个城市开始。但是如今，绝大多数的龙城人都不知道这回事了。他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关心，比方说，房价为什么会像一个青春期男孩子的身高那样不可思议地疯涨；比方说，他们手里的股票到底该不该抛；比方说，看着龙城宽阔的马路上越来越多的奔驰或者是宝马，埋怨地问老天爷为什么他们也非常辛苦地工作了却不能得到如此丰盛的回报。总而言之，很多东西都比他们的城市年轻的时候更重要。
当然，当然，总有一些人是例外的。比方说，袁季。袁季用不着操心大多数人关心的大多数问题。因为袁季是一个乞丐，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不用担心失去任何东西——也不能这么说吧，袁季还是真心地期盼着市面能繁荣一些的，若是萧条下去了，对他的收入也有影响。想到这儿的时候袁季就会自我调侃地微笑一下，真是不得了，卑微如自己，也不得不关心……国民经济的走向。袁季并不知道自己算是一个幽默的人，他认为他只不过是对生活有自己的那么一套而已。
袁季算得上是资深乞丐，已经入行二十多年了。人们对于乞丐，往往有一句充满蔑视的评价：“自己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好。伸着手跟人讨，要脸不要脸？”但是这句话对于袁季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还真的是没有手，没有脚，连胳膊和腿都没有。他的肩膀下面本来应该长胳膊的地方长着两团小小的肉球，身体下面本来应该连接着大腿的地方长着另外两团小小的肉球。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除了上苍，总之，它就是发生在袁季身上了。他的身长也就是一个四岁的孩子的高度，因为那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他乞讨的时候坐在一把小小的椅子里，可是外人看上去，他OCTOBER像是被塞进这把儿童座椅里面的。这把小椅子有扶手，这对扶手卡着他，真正地帮助他保持了平衡。用外人的眼睛看过去，他长着一个苍老的黝黑的脸庞，以及一个幼儿的身体。这么多年了，袁季对于每个从他眼前经过的人注视他的眼光，早已司空见惯。那些眼神，惊愕的，同情的，怜悯的，厌恶的……若是想要精确统计出来大家第一眼看见袁季时候的眼光的种类，说不定还用得上排列组合的公式。因为，很多人的眼神，云集了很多种不同的情绪。没有办法，袁季对自己苦笑，真的没手没脚的时候，只好不要脸了。
他只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有那么一个小姑娘，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惊讶甚至是无限惊喜地问他：“你是变形金刚吗？”他肯定地对面前这个笑靥如花的小人儿说：“我是。”准确地说，那是十九年前的一个秋天，那天正好是袁季出来乞讨五周年。时间，对他而言，是一样难以记忆的东西。他总是说不清自己究竟多大，本来嘛，岁数这个东西，年年变，谁记得住。反正他倒是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的出生年份来，因为每年去街道居委会领救济金的时候，都会在表格上看见这个年份。真那么想知道自己几岁的话，算一下加法就好了。加法袁季还是会算的，事实上，袁季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母亲活着的时候，用哥哥的课本，教过他念书。母亲自己也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她教得无与伦比的认真。他们似乎是慢吞吞地在不知不觉间念完了小学五年级的课本。然后，母亲就死了。
袁季小的时候，并不很清楚自己的残疾。他只记得，自己的婴儿期似乎特别长。当他已经拥有十分清晰的记忆的时候，却还是整日坐在一辆褪色的婴儿车里，在自己家门口晒太阳。凝视着自己肩膀以及大腿根部的四个小小的肉团，他觉得它们非常亲切。母亲告诉过他，他的手和脚就在这四个肉团里面，到了一定时间，自己就会长出来的。他的手脚确实是比别的孩子长得慢一点，但是总有一天会长出来。小时候的袁季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四肢会在某一个清晨像发芽的植物那样从自己的身体里破土而出，因为他知道非常英勇的三太子哪吒就是从一个肉球里面出来的。只不过，当他回忆起母亲当初那种毋庸置疑的眼神和语气的时候，他觉得母亲如果不是演技太好，就是真的也和自己一样相信这个。
母亲临死的时候，没力气再说话，慢慢地，无限留恋地抚摸着他肩膀下面的两个肉团。那时候他十六岁，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母亲是在告诉他，总有一天他的手脚会长出来的。就算是母亲要去了，从此没有人来陪着他一起等待，他也不能忘记，终究是会长出来的。母亲闭上眼睛的时候，手指还停留在他右肩膀下面的那个肉团上。那个时候他不觉得母亲已经死了，因为她的手指还是暖的。
办完母亲的丧事，哥哥走了。搬到了一个据说是死了老公，带着一个孩子的女裁缝家里。哥哥临走之前说，母亲把这两间胡同里的小小的平房留给了袁季。哥哥还说，要袁季放心，没有人会来跟他抢这两间房子的。他要袁季自己当心，然后就走了。每个月会回来那么一两次，替袁季打扫一下房间，搬一点蜂窝煤，或者修好一些坏掉的东西什么的。只是，他没有给袁季留下过一分钱。每一次，临走的时候，都是说一句注意安全什么的。从没有问过袁季吃什么，喝什么，怎么生活。似乎真的把袁季当成了神仙。袁季也从来不跟哥哥提任何要求，不跟他要钱，不说自己是需要人照顾的，每一次见着哥哥，笑笑，哥哥要走的时候，还忘不了跟哥哥说一句，路上慢点。似乎自己把自己当成了神仙。他们兄弟之间恪守着这个默契，谁都不提的事情，就是不存在的。似乎哥哥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袁季既然活着，那么他就是可以自己活着的，就让他像株植物那样自生自灭地活着没什么不好。
有一些事情，当然是哥哥不知道的。比如，在他离开的第三天早上，袁季自己像个沉重的不倒翁那样从床上栽了下来，然后他一点一点地挪动到了对面的邻居家门前，在这艰难的挪动中艰难地掌握着平衡。跟着俯下头去，用脑袋敲了门，他说：“陈奶奶，我饿。”
袁季是在那一天开始乞讨的。每一天早上，胡同里的邻居在上班的时候，顺便把他和他的小椅子一起搬到街口，傍晚下班回家的时候再搬回来。袁季自己就在喧闹的街口度过一个漫长的白天。多年以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天上班的情景。从阴暗、狭窄的胡同里的小屋，一下子到这宽阔的马路边上，真有点不适应。总觉得长长的马路明晃晃的，像条反射着无数阳光的河，刺眼得很。袁季于是总低着头，整天整天地低着头，不去看所有印在他身上的目光。有人把硬币或者是一张毛票丢在他面前的铁盒子里的时候，他才抬一下头，跟人家说：“谢谢。”他觉得除了谢谢自己似乎还应该说点什么别的，可是终究什么都没说出口。若是在他抬头说谢谢的时候，人家已经走了，他倒是会松一口气，例行公事一般，对着远去的背影用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一句谢谢，然后，就有一点落寞，他总还是希望人家能听见他的道谢的。他虽然是乞丐，可是他的感激也是真心的。
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袁季觉得，脖子很疼。夕阳已经降临了，晃眼的长长的街道有了温暖的颜色，以及表情。袁季的小椅子就在如水的余晖上面飘着。袁季想，回到家里以后，母亲一定可以帮他揉一揉这个因为整天低着头，所以僵硬得要死的脖子。但是他一瞬间想起了什么，于是就嘲笑自己，猪脑子，什么都记不住。来带他回家的邻居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远远的，街道的尽头处。袁季对自己微笑了一下，短短的三天里，十六岁的袁季觉得自己好像苍老了很多年。
回到家里的时候，袁季又一次用他的头敲了邻居的门，他愉快地用应该是自己左腿的那个肉团拨弄着铁盒子，弄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说：“陈奶奶，这是我交给你的伙食费。”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熙熙攘攘的街口看熟了，也不再觉得晃眼，反倒有了家的味道。袁季跟大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胡同里的邻居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像搬一袋面粉一样把袁季和他的小椅子搬到街口，傍晚再搬回来。总是有邻居会给袁季做饭或者洗衣服。后来居委会的人也来了，带来了好多看着让人眼花的表格，说是这些表格都是用来帮他的。他们问袁季，你会不会写字？袁季有点难为情，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是会写的，那些字的面孔他都记熟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会写。居委会的人笑了，说：“不要紧，我们替你填。”不知不觉地，有一天袁季突然发现，他活下来了。他习惯了像狗和猫那样直接用嘴吃盘子里的饭，习惯了用自己身体的力量在地上挪动着前进，他没有四肢的躯干变得像条蛇那么灵活。他甚至可以自己穿衣服——他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厚薄不同的套头衫，邻居的孩子们都很喜欢看袁季给他们表演穿衣服：袁季就像一只不倒翁那样弯下身子，用嘴和连着肩膀的残肢把衣服罩在脑袋上，然后身子非常奇妙地扭着，扭着，衣服就穿上了。孩子们总会在袁季黝黑老成的脸庞从圆领里露出来的时候一起开心地鼓掌欢呼，袁季也会在这清澈干净的欢呼声中露出满足的笑容。
在自己行乞的第五个年头，袁季第一次见到普云。
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阳光明媚。
一个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小姑娘惊喜地出现在他面前，问他：“你是变形金刚吗？”她应该只有四五岁那么大。难得地，袁季可以不用抬头，就能看着她的脸。那正是那部名叫《变形金刚》的动画片风靡的时候，在每一天的某个特定的时刻，主题曲会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响起。袁季看着她美好娇嫩的脸庞，笑了，用一种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我是。”
小女孩笑了，露出来了两颗尖尖的小虎牙，迟疑地走近他，一不小心，她的小鞋子碰到了袁季放在面前的铁盒子，她仔细地看了看铁盒子里的几枚硬币，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坚定地说：“你是在卖钱，对吧。”
“卖钱？”袁季愣了一下，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在她的逻辑里，既然有人卖雪糕，有人卖面人，有人卖苹果，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支个小摊子卖硬币或者钞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于是他说：“算是吧。”
这下小女孩满意了，因为她所有的疑问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她伸出小手，轻轻地碰了碰袁季露在汗衫外面的残臂，她说：“这个是什么呀？”
但是她马上找到了答案：“你要用手的时候，你的手就会从这个里面伸出来，对不对？”
袁季摇了摇头，突然间，悲从中来：“我的手从来就没有从这里面伸出来过，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的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会呢？”她歪着脑袋，“可能你出了什么故障了，得送去修。”
她柔软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他肩膀下面的肉团，那种微妙的轻柔的感觉让袁季突然间觉得深深的惆怅。他低下头，仔细地打量着她的小手，白皙的，嫩嫩的，五个小小的指甲盖上残留着凤仙花晕染过的暗红色。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放心大胆地凝视别人的手，没有人知道他对这样人人都有的东西存着多么巨大的好奇。可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让我好好看看你的手，行吗？他不敢。他从来不敢这么说。他从来就不敢放心大胆地把自己心里的盼望对别人说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小女孩。
“我叫张普云。”小家伙一板一眼地说出自己名字的样子很可爱。
“你家住哪儿？”
“普云巷。”小女孩似乎对关于自己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于是转移了话题，“你的手长成这样，你怎么吃饭呢？”
“像动物那样，直接用嘴。”他说。
“那要是你的后背痒了，你该怎么挠痒痒呢？”普云瞪大了眼睛。
“忍着。”袁季笑了。
“忍着？”普云点了点头，“真了不起。”
“没有办法，很多的事情我都得忍着。”袁季解释着。
“那——” 普云脸上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她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悄声地问：“那你怎么擦屁股？”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说。”袁季的样子一本正经。于是普云就自然而然地被唬住了。
就这样，他们算是认识了。
普云的家离袁季行乞的地方并不远。那个普云巷也是类似于袁季住的胡同那样的，集中了很多的平房的小巷。之所以叫普云巷，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个龙城非常著名的寺院，普云寺。很古老的庙宇，很旺的香火。不过这些都是袁季后来才知道的。
从那之后，普云常常到袁季这里来玩一会儿，不一定每天都来，但总是隔三差五。直到有一天，袁季不得不离开了平时行乞的地点。那个时候他遗憾地想，也不知道当普云找不到他的时候，会不会失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天，袁季遇上了几个过路的小流氓。他们往袁季的头上吐痰，往他的衣领里扔瓜子皮。然后拿走了袁季铁盒子里所有的硬币。袁季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他觉得这场煎熬总是会过去的，他们闹够了自然就走了。可是他们临走的时候踢翻了袁季的小椅子，看着袁季像个不倒翁那样在地上挣扎，几乎要打起转来，他们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
然后他们走了，留下袁季一个人在地上挣扎着。那个时候，他觉得耳朵边上突然间一片澄明的寂然。整个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苍白和安静。他的小椅子近在咫尺，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坐起来，歪下去，坐起来，再歪下去，就是无法靠近它。小椅子似乎变成了死亡，看似是必然的终点，可是到达的过程真是辛苦并且毫无意义。那是袁季此生第一次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
那一天，是袁季生命中的转折点。因为他遇上了镜通法师。镜通法师带着几个徒弟，碰巧路过此地。看到了一身污垢、满脸擦伤的袁季。徒弟们把他扶起来，让他重新回到小椅子上。镜通法师对他笑了，镜通法师的笑容让他不知所措。镜通法师问袁季，愿不愿意到他们寺门口来乞讨。庙里人多，若是再有人来欺负袁季的话，总是有个照应。镜通法师说话的时候，眼睛里的平静就像他身上的红色袈裟一样温暖。他让袁季自惭形秽。袁季低头看了看自己，嗫嚅着说：“师父，我还是不去了。我，我长得像条虫子一样，我这么脏。”
镜通法师笑了：“这世上，谁不脏？”
简简单单，醍醐灌顶的六个字，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徒弟们搬着小椅子，把袁季一路抬到了他们的寺庙门口。袁季看到了，原来这里就是很多龙城人嘴里的普云寺。
普云寺的门口，绿树成荫。
从那以后，袁季就整日端坐在普云寺门口的绿荫下面了。每天，他都对每个进出寺庙的和尚说一句：“阿弥陀佛。”不知不觉间，当有人往他的铁盒子里放钱的时候，他就不再说“谢谢”，而改成说“阿弥陀佛”。袁季觉得，这两句话，都一样。
很多年后，《龙城晚报》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普云寺门口的“残疾丐帮”。说是普云寺门口的一道固定风景，几个天天在普云寺门口乞讨的残疾人。但是这个文章没有提到，袁季是这个残疾丐帮的第一人。当然，当然，这是后话。
最初来到普云寺门口乞讨的袁季，是寂寞的。终日只是一个人，闻着庙里飘出的香火的味道，那也是一种寂寞的气味。在这寂寥中，他开始想念普云。他怕自己再也见不到普云了。不过他转念一想，普云既然说过，她的家就在普云巷，那么就是在普云寺附近了。所以说，她现在离他其实非常近；所以说，他一定会碰到她的。这个念头让袁季安心。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就开始了无比漫长的等待。岁月一点也不难熬。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无论等多久，他相信，她总是会出现的。不管是一周之后，还是一年之后，还是三年五年之后，对于袁季来说，根本就没有差别。
可是袁季没有等到普云，他等来了自己的哥哥。
哥哥到来的那一天，普云寺不知有场什么法事。一天一地诵经的声音，然后，哥哥就来了，踩着一地斑驳的树影。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哥哥了，自从哥哥知道左邻右舍都在默契地照顾着袁季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少在胡同里露面，直到踪迹全无。哥哥站定在袁季面前，蹲下，很久都没说话。袁季也没说话，他本来就是不善言辞的人。
后来，哥哥终于开了口，说：“回头，我给你的小椅子装上四个轮子。这样人家送你来这里方便一点。”
袁季笑了，说：“好。”
然后他们回到了袁季的小屋，哥哥环顾着越来越破旧的四壁，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胡同要拆了。”
袁季听说过这么一回事。大家说这个胡同拆掉之后，原来的全体街坊就要搬到一个离市中心远些的楼房里。按道理，袁季也可以分到一套两居室，五十几平方米。他们会照顾袁季，把他安排在一楼。
袁季点头：“听说了。大家都要住楼房，可是就是远一点。”
哥哥说：“她怀孕了。”看着袁季迷惑的脸，补充了一句：“你嫂子。”
袁季说：“噢。”
哥哥说：“她原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现在再添上这个，我们那里也不够住。你没去过我们那儿，我们是住在裁缝铺上面，就那么一小间。现在，现在既然分了房子，我，我就是来跟你商量的，咱们还是住到一块儿去，反正新房子有两间，你一个人也用不着。我们从此也能照顾你，你愿不愿意呢？”
袁季说：“行。”
哥哥愣住了。他没想到，原先认为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居然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半晌，他结结巴巴地说：“居委会现在每个月能给你多少钱？够用吗？”
“不太够。”袁季有点不好意思，“够用的话，也不用上街去要了。”
哥哥说：“反正跟我们住，你不用再去要饭。”
袁季摇头：“不，还是照旧。你们只要每天把我送到普云寺门口就行，晚上再接我回来。”
哥哥说：“算了吧。你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进进出出地要饭，你让人家怎么看我。”
袁季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去住新房子。我去住你们的那个裁缝铺。反正我只能算半个人，用不了多大的地方。不过住到裁缝铺去就没有这些街坊了。你们必须得给我做饭，洗衣服，送我去普云寺。怎么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见哥哥说：“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袁季说：“没有。你也不容易。”
就这样，袁季的小椅子下面多了四个轮子。椅子的扶手上也系上了绳子。他的小椅子被改装成了一个雪橇。这是这么多年来，哥哥为袁季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袁季住到裁缝铺的阁楼上去了。搬过去的第一晚，一只大老鼠带着四五只小老鼠排着纵队从屋子的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去。跟袁季擦肩而过的时候袁季想：“咱们现在是街坊了。”
其实袁季并不在乎自己住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说不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普云寺门口的树荫才是他真正的家。虽然那里没有屋顶，没有墙，没有可以开关的门。可是那里让袁季安心。那里集结着袁季跟这个世界所有的联系：他的营生，他的朋友，他的恩人，他认识的可以跟他闲聊解闷的人，他熟悉的气味，还有他的牵挂，统统聚集在普云寺门口那一小块树荫的下面。
有一天，袁季跟打扫寺庙门口的小和尚闲聊，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起，他见过一个小姑娘，也叫普云，真是巧了。小和尚说，是住在普云巷的那个小姑娘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小和尚说，她的名字是我们方丈给起的。袁季于是知道了，他的朋友普云是个几年前被扔在普云寺门口的弃婴。镜通方丈于是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她被住在普云巷的一对夫妻收养了。最后小和尚说：“他们好像是搬走了。”袁季心里一惊：“搬到哪里去了？”小和尚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然后，很多年过去了。
这些年中，普云寺的门口慢慢聚集了一些身体有残疾的人。最开始来的是一个算命的瞎子，他是袁季的第一个同事。他非常热情地要帮袁季免费摸骨算命，袁季道着谢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命没什么好算的。后来，又来了只有一条腿的人，和脊背弯曲得像骆驼的人。他们和袁季一样，都是乞丐。这下有人陪袁季聊天说话了。其实袁季依然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旁观者都看得出来，他是这群残缺不全的人的中心。他不倒翁一样的身体和沉静的脸庞，就像块磁石一样，让瞎子、瘸腿和驼背都愉快地和他团结在一起，状如兄弟。
那是1999年的年末。为了迎接一个新千年的到来，那几天，龙城的夜空中总是蒸腾着绚烂的烟花。袁季固然对新千年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他依然是欣喜的，他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个喜庆的时候。特别是，有一天中午，一个推着自己的炉子在普云寺门口卖烤红薯的小贩给了袁季一个又大又软、烤得恰到好处的红薯。他说：我没有钱，只能给你这个，要过阳历年了，图个吉利。这个红薯让袁季维持了整整一天的好心情。
那天晚上，袁季在普云寺门口待到很晚。瞎子、瘸子、驼背他们都走了。普云寺的门也关了。可是哥哥一直都没有来接袁季。大概是因为年底裁缝铺的生意太忙了，哥哥忘记了。小和尚说：师父交代过，实在不行你今天晚上就睡寺里。袁季慌忙地道谢，说：“我再等等看。”
夜深了，万籁俱寂。袁季觉得很冷。这个时候，清冷的路面上传来了一阵高跟鞋玲珑的声音，一张脸从惨白的路灯下面浮出黑夜的水面。袁季看清了，那是普云。
多少年过去了，袁季不知道。虽然他一眼就认出了她，但是从她那张长大了的脸上，袁季才惊慌地发现，岁月如梭。
她完全地出落成了一个女人。浓妆艳抹，短短的皮裙，长长的靴子。头发染成了麦穗的颜色，松松垮垮地挽在后面。一脸憔悴的气息，但是她的眼睛其实一点都没有变，还是清澈的。突然间，袁季觉得害怕了。他害怕她会像个路人那样走过去，可是他更害怕她把他认出来。
“是你？”普云终于发现了他，她犹疑地眯起眼睛，仔细地打量他，这个简单的表情漾起了她满身的风情，“真没想到会遇上你。”她笑了。
袁季想说，我等了你很多年。可是没有说出口。他只是说：“这么巧。”
普云蹲下来，两手拢着她的皮裙，她的两个美好的膝盖离他这样近。普云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要饭啊？”
袁季点头。普云也点头：“苦了你了。”她轻轻地说，“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才五岁。现在我已经十七岁了。”
廖一梅:纵然疼痛 也要开花
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故乡的矾山
我知道，故乡终究要远去。
只是那座富士山般的祖山，依然指引着我思乡的方向。
一直到离开故乡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了解起这座名为南胜的小镇。
这是座位于花山溪上游的林间小镇，在我的记忆中，它主要呈现的是八十年代的曼美图景。那时的故乡充满宁静与祥和，那时的时间过得极为缓慢，那时的夏夜，听得见此起彼伏的蛙鸣，窥得见满天的星星。
今生今世，已经很难回到故乡定居了。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却不会是终点。半年前曾携妻女回乡走走，心里有些伤感，因为物易人非，看不到我赖以成长的骑楼街区，看不到那些临溪古渡，也认不出那些曾经谙熟的面孔。我是十三岁离开南胜到县城念书的，期间虽有短期的探亲，但已是如客了。此次回乡，特意前去寻访出生所在的土楼 —— 洋底楼。洋底楼其实是无名的，只因村民把它盖在田洋之上，故谓为洋底。当我循着印象找到它时，已坍塌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栋。大门倾斜得厉害。土楼内部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有人种上了香蕉和南瓜。
阿公阿嬷住的主屋在楼内，父亲母亲昔日的婚房（我出生的房间）则是正对着主屋后窗的护厝。我记得护厝附近曾有一片竹林，屋前是溪石砌就的小道，屋后有个微小的庭院，庭院里植有一棵龙眼树。正在我模糊地辨认着时，午后的阳光穿过云层，直接照耀在土黄的残墙之上。一种久违的温情油然而生，这是我的乌篮血迹啊！
记得童年时的一次暑假，我在洋底楼度假时，曾跟阿公要来钥匙，打开紧阖已久的房门，开启尘封的抽屉。在那里，我找到了父亲在内蒙古当兵时写给母亲（一位乡村女裁缝）的一封封情书。如今，两老都已是古稀之年。这段青春激情的岁月，除了我已无人知晓。
站在洋底楼的废墟上，穿过残垒与叶隙，可以眺见远处的矾山。这是座亿万年前的古火山，是包括我们林氏族人在内的全南胜人的祖山。无论山上与山下，皆生活着诸多林姓乡民。我从未去过顶峰，只是在半山腰的亲戚家住过一宿，那地方叫凤尾锥。整座凤尾锥只有一户人家，且都居住在一列仅有两层高的土屋里。在凤尾锥，既可以仰望高耸峭拔的矾山顶，也可以俯看山下田野纵横的南胜平原。
山上盛产一种名为枳壳的药材，看起来比一般的桔子大许多。过春节时，小镇的居民喜欢在电视柜上摆上一对，以示吉祥喜庆。小时，曾有人送我家枳壳，嘴馋的我终究抵挡不了诱惑，偷偷剥了皮吃，才发现，此物竟是皮厚仔大肉薄，压根就不宜入口。
洋底楼遗址
我曾与父亲一道在矾山东麓一处名为金交椅的山地，种植了数百棵果树。那一带应该有古墓，我曾在拔草时捡过锈迹斑斑的铜钱。事实上，我们就有一位先人安葬在那里，只是那不算古墓。果园里的路是我开的。那时我是中学生，喜欢诗歌，喜欢一边抡着锄具干活，一边酝酿着诗句，有一天，不小心滑下草莽，浑身扎满了荆棘的尖刺。刚种山的那几年，我们还间种了西瓜。据说也就是头几年能种出好瓜，拓荒几年之后，山地也就变得贫瘠。有种就有卖，所以我也曾卖过瓜。结局都很可笑。第一年卖瓜时，没卖多少，就担心瓜烂掉，将大量的好瓜贱卖给养猪场喂猪；第二年，瓜快熟时，瓜地里神秘地少了许多瓜。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是邻家的瓜农，把我们的瓜剪下来后，搭在他家藤下，等天黑了，再偷偷挑走。
不只是种瓜难，即使是果树结果了，也是让人发愁。我记得刚开始我们种的是荔枝。有一年，年头好，满树的荔枝果长得跟葡萄一样，一串串，密密麻麻地，形势喜人。但采摘时，我才明白，这摘荔枝，简直就是个杂技活。好不容易把果实采摘完，剥一粒尝尝看，坏了，荔枝核让虫子给蛀了。
我在矾山劳动的经历，让我对乡村的现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农人的艰辛也有了比较直接的体会。每次归乡，远远地看到矾山的全景时，我总会想起这段心酸的往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行驶在蝉声阵阵、坎坷不平的山荫道上的感觉，不会忘记一路上不时遇到的黑黝黝的乡村神庙，不会忘记无处不在、不断袭击裸露手臂的长脚蚊，不会忘记太阳下山时仿佛会咬人的暮色中的树影。
从画面感上讲，这种情景完全可以和宫崎峻的动画片一比高下。
我便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这里有莽莽群山、幽幽桥渡、遍布鹅卵石的清溪、用来沐浴与养鳗的温泉池，古朴典雅的骑楼老街及散布于溪畔田洋的土楼；这里有金黄的稻田、笔直的马濑（防洪堤）、大片大片的甘蔗林、高耸的糖厂大烟囱、每天早晨7、8点钟和下午的3、4点钟定时鸣起的电螺声（汽笛声），电线上密密集集的燕子...... 这些构成了我的乡愁！
南胜糖厂
关于土楼，阿嬷生前曾告诉我，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老虎还会不时从山上流窜下来，迫使外出的人们纷纷躲进土楼避害。也许是有过太多需要互相取暖的日子。一伺天暮，土楼人家总是早早就荷锄而归，聚集在人气鼎沸的土楼之内，而土楼中央的井沿则是一个天然的类似乡村文化沙龙的地方。
几乎是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端着夹好菜的饭碗，坐在水井边，一边吃，一边谈天说皇帝。特别是夏天，人们会把竹凉席抬出来，铺在井沿上，舒舒服服地平躺着，在流萤的闪烁中，仰望浩瀚的星空。那时仰望星空是不可能想到外星人的，最多只会想到嫦娥。我们把月称为月娘。如果有人直接用手指着月娘，长辈们就会脸色煞白地大骂，死囝仔，想要烂耳孔?
在童年，我确实见过一位烂耳孔的孩子，他叫“瘦格”，他的耳朵里经常流出黄黄的液体。当时，我便以为，他是触怒了月娘之故。
对我来说，洋底楼的记忆主要是围绕着阿嬷。生性耿直的阿公是位典型的农人，不擅言辞。我在洋底楼玩得乐不思蜀回墟里已夜色苍茫时，他总是要拿着手电筒照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过世比阿嬷早，但死得安详。阿嬷则不然，她在死前患了胃癌。那时我已是军人。每次回来看她，她总是满腹悲戚，悲的倒不是自己被切掉大半的胃，而是她泡的茶，不象以前一样有人喝了。
她是一位热忱而又敏感的女人，尽管不是我的亲阿嬷，但此生，我唯一有印象，唯一有感情的阿嬷，终究是她。她的死是我巨大的损失。我多想我的小墨子，能有她的慈爱与关怀，正如她曾经给予我的。当阿嬷不在人世后，我便很少回洋底楼了。
洋底楼，成了我内心隐秘的一个痛。
在南胜，闽南人大多定居在土楼里。不少从永定迁徙过来的客家人，则凭着手艺在骑楼老街里开店，如裁缝、打铁、木作什么。我的外公便是一位客家老裁缝。民国至解放初，南胜人大多是穿他和其弟弟（我称为满公）做的衣裳。满公的裁缝功夫是外公教的，但他毕竟是民国时的高中生，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所以在做工上似乎比外公更为细致。可惜，离世太早，竟比长寿的满婆早逝了三十多年。
那年，我回乡时偶遇孤独地静坐在窄巷中晒太阳的满婆。她居然还记得我。当她嗫嚅着因没有牙齿而显得空洞的嘴，艰难却准确地说出我的小名时，我的内心顿时充满了恍如隔世的酸楚。小时候，我常在她家玩，她是位爱干净、很讲究且极为端庄的客家女人。
前山街
我生于洋底楼，长于前山街。
前山街是南胜墟骑楼街区靠溪的一段，在银行与保健院之间。有位老街坊告诉我，前山街兴建于清末，由前山人所建，故称前山街。外公一家便住在靠近保健院的地方。隔壁左侧是一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右侧则是间小小的理发店。我幼年那些青葱童发，几乎都是被理发店的撵仔阿婆或她的儿子汉阳理的。撵仔的一位女婿后来还成为我的老师。撵仔一家，和外公一家，当时关系极为融洽。
对面一家，当家的叫李仔南，头比较大，据说原来是船民，经过商，曾经阔过。他的太太个性很恬静，经常坐在门口摇着一把扇子。
前山街的末端是保健院，保健院里有比较宽敞的院子。小舅经常在院子里印煤球。那时做饭是烧煤球的。小姨和她的闺蜜们则经常于无人的中午，悄悄地用煤球加热的火钳烫造发型。这里得提到，小姨已经在去年不幸病逝，时年五十。在葬礼上，我看到她的那些闺蜜们几乎无一缺席，且个个伤心欲绝。小姨最关心的外婆，我那在永定养老的九十多岁的外婆至今不知道小姨已经不在了。
在南胜墟，我曾经有过众多发小。这些发小有的一直有联系，有的则是近几年才陆续联系上，有的则已陌如路人。由于长期远离故乡，有的甚至还忘记了名字，忘记了模样，或许只是依稀的记得。那时，我们一起趟过溪坝到对岸的小学堂念书，到浣衣的溪边游泳(其实只能算戏水，因水不深，往往还要救生圈，多是轮胎所制)。我还记得，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到农人的豆荚地里捉来蜗牛举行爬行比赛。此外，还有弹珠子、摔纸“豆干”、摔小画片等等。
前山街后来和整个骑楼街区一道，被一场百年一遇的洪灾所摧毁。毁灭后不久，我曾专程回乡一行，目睹之情形，令人震惊，印象中特别阔大的街道竟变得极为狭小，极为逼仄。
我明白，那是因为，我变大了。
我知道，故乡终究要远去。
只是那座富士山般的祖山，依然指引着我思乡的方向。
初稿写于2017年5月
花山溪，这里曾是通航的，溪船经林语堂故乡的坂仔，驶向九龙江口。
四百年前，这里生产的克拉克瓷源源不断地经溪船运往九龙江口的月港，再从月港转运欧洲。
南胜旧大桥
观音亭，后面的地名就叫亭后。我家原来就在这亭子后面。
洋底楼一角
洋底楼的大门
我出生的土屋。如果再倒塌下去，以后就湮灭无痕了。
南胜供销社大楼
甘门街，林炳南家巷口
旧百货大楼后面，拐脚胜桃家之后的旧地
供销煤场
雅玲和春梅肥料门市
黄建南旅社
市头肥珍肥料店
茂云农具门市和批发部
胡龙江食杂店等门市
旧**院
原胡火木录相室
南胜车站
五金店
供销办公大楼围墙
胡镇明饮食店（原枝山医生隔壁）
肥料库入口
龙心
旧百货大楼
旧肥料库
去后肥料仓库
旧百货大楼
肥料仓库
马濑旧溪边，林秋金打棉被店
LOOKERS 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故事大全民间故事大全栏目整理和收集了一些民间流传的一些故事供读者在线阅读。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篇关于廖一梅:纵然疼痛
也要开花的民间故事，下面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廖一梅:纵然疼痛
也要开花吧。
遭遇先锋话剧
1971年，廖一梅出生于北京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均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院里的孩子都会被送去学跳舞，她也不例外。"那个表现力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感觉到语言的魅力后，我对形体就没什么兴趣了。"
高三时，她听说在中央戏剧学院可以不学数学，还可以随便地看书写东西，就觉得挺合适。廖一梅顺利地考上了中戏。当时选戏剧专业，她就是感觉好玩，至于戏剧是什么样，能做成什么样，她都没想过。
所以，刚听了一堂课，廖一梅就傻眼了：老师讲的戏剧和自己理解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况下，廖一梅没动力学习了，她白天坐在教室里凑数，晚上猫在宿舍里看小说，偶尔发一发"无可奈何进中戏，谁知日后会怎样"的牢骚，结果成了大伙儿戏谑的"忧郁黛玉"。
廖一梅上中戏那年，孟京辉正读研究生，两人是同校师兄妹。廖一梅第一次见到孟京辉，是在同学刁奕男排练的课堂小品上。那是一个颇为怪异的作品，演两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的奇思妙想，他们明明蹲在便桶上，却说自己正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刁奕男的课堂作业得分极低，老师看不懂，廖一梅却因此记住了演课堂小品的、"眼睛像小野兽一样，一点也不像研究生"的孟京辉。
那时，孟京辉扛起了先锋戏剧的大旗，拉拢了张一白、胡军、郭涛一帮人，鼓捣出中戏史无前例的"实验戏剧15天演出季"。廖一梅是这一切热闹的外围参与者。她的工作主要是贴海报、打扫剧场，演戏时按响闹钟制造音效，排练时用电炉子给大家煮东西吃。廖一梅看上去弱不禁风，干起活儿来却是麻利又细致，更难得的，是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在《等待戈多》一剧中，当排演结束时，大伙儿都累得或躺或坐在地上，唯独廖一梅一个人不肯休息，接着打扫全场的垃圾。这一切，孟京辉都看在眼里，因而格外爱怜这个身体羸弱的小师妹，亲热地喊她"宝儿"。就这样，日久生情，两人慢慢互相有了好感。
任情任性不爱束缚
大学毕业后，廖一梅被分配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做编辑，每周就到单位上两天班，但这两天她也不想去，她不愿意受一丁点儿的束缚。她还害怕处理人际关系，周围人关心的事情她不关心，他们争夺的那些东西她觉得没意义。
为何不能老实守着一份糊口的工作，理想主义能当饭吃么？她说："谁都有生存压力，这个完全不值一谈！可是，有多大意志力的人就会有多大成就。我知道人站在泥地上，这是一个根本，有的人喜欢烂泥，但我不喜欢。这是本质的差别。"
从单位出来后，廖一梅曾给报纸杂志写过专栏，后来作罢。"我没那么多话要说，对一些当时看似热闹、其实毫无意义的事情发表看法也实在没必要。我讨厌废话......别人的和自己的都讨厌，如果不是非说不可，我宁愿闭嘴。"
她还给电视栏目撰稿，做广告公司的策划文案，做MTV的创意，乃至写电视剧本，只要能挣钱，她几乎都写过。只可惜，稿费不高，勉强混个温饱而已。
第一个和她签约的是王朔。当时王朔成立了一家公司，签了好多作家，也找了好多刚从中戏毕业的学生。王朔主动跟她说，写一部**给她一万五。她乐得傻掉了，从没想过能赚那么多钱。但是不久，那家公司就破产了，她写的剧本也没被拍成**。而从此，廖一梅真正成了一名专职编剧。
接下来的几年里，廖一梅先后写了多部**和电视剧剧本，像《中国机长》、《龙堂》以及《绝对隐私》等。这些剧本虽说都拍摄成片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得到期望的报酬，廖一梅心头酸楚不已。她尤其不喜欢写电视剧，要写无数次"他走进来"、"他坐下"、"他出去"类似的话。"这实际上妨碍了我的表达。我希望能把语言变成利剑，可随意在空中挥舞，说起话来带着刀剑的“刷刷声”，用最锐利的方式表达。"
她就去找孟京辉，看能否在老本行话剧业觅得一条出路。孟京辉虽说已在实验话剧中坚持了好几年，且小有名气，但也正为"空前的上座率，票房却不高"的难题而抓耳挠腮。很自然地，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的剧本我作主
1998年和孟京辉新婚度蜜月归来后，廖一梅将自己关起来，准备写一部任情任性的作品，就是《恋爱的犀牛》。当时乃至现在，也没有人那样写剧本--整页的独白，拿掉了所有故事情节，人物的身份背景都是模糊的。
故事表达的，并不是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一段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寓言，一种超现实感。廖一梅不像传统剧本那样，写主人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在哪里见面。她当时这样写的时候，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接受。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她。""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看到满街的犀牛。"类似的台词那么旺盛地燃烧、直接坦白，要炸开似的生命力，打动了孟京辉，他想把它搬到舞台上。
但他们要面对惨淡的话剧市场，以及资金筹措、演员遴选、剧场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剧场选择上，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了一大箩筐好话，他们才在鲜有人知的北兵马司小胡同里，找到了一个名叫老青艺的不起眼的剧场。在钱齐人齐马上要排练时，投资人却撤了。
廖一梅说，出于任何原因向任何人和事低头，都是怯懦的表现，都会让自己瞧不起。所以，开弓没有回头箭，孟京辉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21万元，又跟朋友借了钱。他跟廖一梅约定，如果赔了，廖一梅写一年的电视剧还钱。
在演员遴选上，也勉强凑合着。1997年夏天，《恋爱的犀牛》总算摇摇晃晃出场了。结果，奇迹出现了：《恋爱的犀牛》火了，场场爆满，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剧场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沿着兵马司胡同，一路排到了安定大街，创下了首演连演四十场、场场上座率120％的业绩。至于票房，更是大赚特赚了整整50万元。该剧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靠票房赢利的小剧场话剧。
廖一梅和孟京辉用十年时间拯救了戏剧，并将前卫变成经典，把边缘变为主流。从此，写作对廖一梅来说，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内心需要。
2000年，廖一梅写了**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故事--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理想主义者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风口浪尖。
一年多时间里，剧本一直在反复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要廖一梅夫妇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
廖一梅考虑了两天，给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这可能是这个制片人到中国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他特意请廖一梅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地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找到一个不要求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后来，这部由孟京辉导演的**获瑞士洛迦诺国际**节评委会特别关注奖，以及香港国际**节费比西影评人奖。
廖一梅如此倔强，撞遍南墙也不懂变通。在她看来，大多数人被伤害后，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自由地表达、期望，自由地做自己，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还是像花一样开着。这就是后来她《悲观主义的花朵》一书的名称由来。
柔软是一把刀
作为编剧，廖一梅并不多产，她说自己"不到非说不可不写戏，说废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恋爱的犀牛》是廖一梅夫妇首度合作的作品，一炮而红。又过了五六年，两人二度合作的《琥珀》在香港艺术节首演，再度震撼亚洲剧坛。与《琥珀》一起降生的，是他们的儿子孟子由。为了这个小生命，一向持悲观主义的廖一梅把《琥珀》的结局改成了光明的，让"小优"给了"高辕"奇迹，沉迷吸毒的"高辕"对"小优"说："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2010年岁末，廖一梅推出了堪称先锋戏剧完美终结篇的《柔软》。
写这个剧本时，廖一梅快得抑郁症了。写作过程中，她把悲观悲伤、人的悲剧性看得特别清楚。
剧本中有一个易装癖的时装设计师，在舞台上男扮女装，调侃观众："人生是没的选择的，我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
这角色的原型是廖一梅的一位朋友，樊其辉，一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但宁愿称自己"女裁缝"。有几年，他每周二到某酒吧化身歌女"碧浪达"。廖一梅喜欢他和他的歌声，还有他那些尖刻辛酸的笑话。他是有勇气把真实的生命坦露给人们看的人，流着泪还自嘲地笑着。
在舞台上他一直笑到最后，但真实的结局，却是他在《柔软》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在家中自杀身亡。这突然的消息，对廖一梅是可怕的打击。生命真的很危险、很脆弱。这剧本是一把刀。它只有成为一把刀，才能扎入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戏剧中，可以一再激发火花的廖一梅，私底下是个特别爱静的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每年会出去旅游一次。她特别喜欢意大利，阳光明媚，到处都是美景，人们都亲切随意。她也喜欢冰岛，蛮荒时代般的景象，茫然无际的火山岩，似乎从无人迹，让人震撼。也许，远离尘嚣是一种让心灵宁静的方式，从天地万物间收集重新出发的力量。
廖一梅对信息时代、时尚潮流的抗拒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她从不看电视，家里的电视是儿子看动画片用的。"那些时髦的词儿，知道它与你有什么相干？它使你更快乐了？更深刻了？更有洞见了？对于很多事都要敢于不知道。"这就是廖一梅的生存态度。
读完本故事，你有什么收获呢？如果你对民间故事很感兴趣，欢迎收藏并订阅
开花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