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文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关于君臣互相勖勉，一心期望国家大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而掌权大臣如果懈怠失职，则诸事废弛败坏的记载，我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周成王作《颂》，反躬自省，警戒于未来，哀叹家族中发生的患难，能不说他是个兢兢业业，善于守成，而又善于保持完美结局的帝王吗？君子不会在遇到困难时才修养德行，而到显达之后就抛弃了礼义。那种在逸乐时能想到帝业的创始，安居时能想到帝业的艰辛，处于富贵豪华的生活中而时时歌颂创业的勤苦，假如不具备特殊的品德，谁能做到这一步呢！古书上说：“政治安定，大功告成之日，制礼作乐的事业于是兴起。”这时四海之内，人们需要理解立身处世之道日益迫切，德性的修养日益完善，各人所引以为欢乐的兴趣也日益不同。水满而不损减就会泛溢，器满而不扶持就会倾覆。因此，作乐的目的乃是为了调节人们的欢乐。君子把谦退作为制礼的准则，把损抑作为作乐的准则，音乐就这样产生了。君子认为各州各国的环境不同，人们的感情习惯也不同，所以广泛地采集各地的乐歌，协调整理声律，用以弥补政治的不足，移风易俗，协助推行政治和教化。天子亲临明堂观赏，而万民通过音乐清除了心中的污秽，并从中斟酌吸取教益，使自己的精神饱满，提高德性的涵养。所以说，《雅》、《颂》能各得其所，民风就趋于纯正；呐喊的声音兴起，士卒就感到振奋；郑国、卫国的歌曲演唱起来，人们的心情就流于放荡。一旦音乐能达到调和谐合的地步，连鸟兽都会受到感化，更何况心怀五常之德，含有喜好或嫌恶感情的人，这不是自然的趋势吗？治国之道被破坏废弃之后，郑国的音乐就泛滥起来了。那些诸侯国君，在邻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却都以郑声争相夸耀。孔子自从不能忍受和齐国优伶在鲁国共处的屈辱，便隐退下来，整理诗乐，以劝戒世人，作五章诗以讽刺当时的风气，但没有使那些人受到感化。世风从此衰落下去，至于战国时代，诸侯国君都沉溺于安逸颓废的生活之中，再也不能归于正道，结果是身败名裂，宗庙毁灭，国家都被秦国吞并了。秦二世更是一个沉溺于安逸颓废生活中的人。丞相李斯进言规谏说：“放弃了《诗》、《书》的教导，一心沉溺于声色的逸乐，这是祖伊所担心的事情；不注意细小的过失，就会积成大恶，而纵情享乐，通宵达旦，这就是殷纣亡国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是为了表示不相沿袭的意思，上至朝廷，下至人民，因此都能在相处时欢乐喜悦，交往时情意殷勤；如果没有音乐，那么，和悦的感情就不能相通，推行的恩泽就不能传布，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化，各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音乐，何必一定是华山的骏马‘騄耳’才能走得远呢？”秦二世赞许他的见解。
高祖经过沛邑时曾作诗《三侯之章》，使当地儿童歌唱。高祖驾崩之后，令沛邑按四季在他的宗庙里歌唱舞蹈。经过惠帝、景帝、武帝三朝，都没有增加什么，只是在乐府里经常练习旧乐章而已。
到当今皇帝（指汉武帝）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作成乐曲，从此，李延年升任为协律都尉。只通晓一种经书的人，还不能单独了解这些歌辞的含义，必须把通晓五经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共同研究阅读，才能通晓歌辞的含义，因为其中使用了很多古雅的词语。
汉朝常常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从黄昏时开始夜祭，到黎明时礼成。祭祀时常有流星经过祭坛的上方。令童男童女七十人一齐唱歌。春季唱《青阳歌》，夏季唱《朱明歌》，秋季唱《西暤歌》，冬季唱《玄冥歌》。这些歌诗，社会上多有流传，所以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此外，还从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于是又作了《太一之歌》。歌辞说：“太一的恩赐啊，天马降临；身上冒出赤色的汗珠啊，口中流着赭色的唾津。从容驰骋啊，万里扬尘；有谁能相比啊，只有神龙和它并进齐奔。”后来讨伐大宛，得到千里马，马的名称叫“蒲梢”，为此又作了一首歌。歌诗说：“天马到来啊，来自极西之地；途经万里啊，投向有德的皇帝；依赖上天的神威啊，镇慑异域，远及流沙大漠啊，四夷向归。”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帝王作乐，是为了对上继承祖宗的道德帝业，对下教化亿万人民。现在，陛下得到了天马，竟然为它作诗歌唱，而且在宗庙举行祀典，祖先和百姓难道能了解这种音乐吗？”皇上默然，表示很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意旨，应当全族诛戮。”大凡“音”的出现，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心的变动，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人心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因而形成“声”；“声”互相应和，因而发生变化；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则，就称为“音”；把不同的“音”组织起来，并演奏出来，再配合上用干戚羽旄等表演的舞蹈，这就称为“乐”。“乐”是由“音”组合而成的，但其根源则是由于人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因此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悲哀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急迫而短促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快乐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舒畅而和缓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悠扬而清爽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愤怒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正直而庄严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爱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亲切而柔和的。这六种心情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由于感受外界不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所以先王十分注意能对人心产生影响的一切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来防止人们的奸私，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人同心同德，以建立太平盛世的秩序。凡是“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情感在内心激动，从而形成“声”；把不同的“声”组织起来，就称为“音”。因此，太平盛世的“音”安宁而欢乐，表示政治的和平；动乱时代的“音”怨恨而愤怒，表示政治的混乱；灭亡国家的“音”悲哀而优虑，表示人民的困苦。可见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通的。五声中，宫相当于君，商相当于臣，角相当于民，徵相当于事，羽相当于物。这五项不混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了。如果宫声混乱，则表示悖谬，国君骄纵；商声混乱，则表示邪僻，臣属堕落；角声混乱，则表示忧郁，人民怨恨；徵声混乱，则表示悲哀，徭役烦苛；羽声混乱，则表示危急，财物匮乏。这五项都陷于混乱，互相侵凌，则是轻慢的表现。这样，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郑声、卫声，是动乱时代的音乐，是属于轻慢一类的。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表示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臣属欺诬君主，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大凡“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而“乐”则是和各类事物的道理息息相通的。所以只了解“声”而不了解“音”的，是禽兽；只了解“音”而不了解“乐”的，是普通人。唯有君子才能审察“声”，进而了解“音”，审察“音”，进而了解“乐”，审察“乐”，进而了解政治，这样就可以完全了解治民之道了。所以对不了解“声”的人，不要和他谈论“音”；对不了解“音”的人，不要和他谈论“乐”。了解了“乐”，就差不多了解“礼”了。对礼乐的了解都有所得，这就可称为有道德的人了。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意思。因此，“乐”的隆盛，并不在于音响极其悦耳，祭享之“礼”，也不在于调味极其美好。清庙中所鼓的瑟，朱红色的丝弦，瑟的底部有疏朗的孔眼，一段乐曲领起，紧跟着奏起反复的应和曲调，这样就能保留着古代的遗音。祭享大礼中，献玄酒（清水），用托盘摆出生鱼，羹汤里不加作料，这样才能保持着古代的遗味。所以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了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教导人民正确地区别所爱好或所厌恶的事物，而回到纯正的人生道路上来。人在初生的时候，原是安静的，这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本性；但由于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这是本性的变形。一接触到外界事物，人们就用智慧了解它，然后就对它形成了喜好或厌恶的感觉。假如自己在内心里对喜好或厌恶的感觉不能节制，而在智慧上又继续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不能回到安静的本性上去，这样，作为本性的天理就灭绝了。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而人对自己的爱好或厌恶的感觉又不能节制，这样，一接触外界事物，人就被它所左右了。所谓人被外界事物所左右者，即灭绝作为本性的天理而尽量满足人的欲望的意思。因此，有悖谬、忤逆、欺诈作伪的念头，有*荡放纵犯上作乱的行为。强者威胁弱者，众人压迫少数人，聪明人欺负老实人，勇敢的人折磨懦怯的人，患病的人得不到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妇都没有安身之地，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形势啊。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为死者哭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丧礼；鸣钟击鼓，执盾牌、大斧而舞，是为了调和人们的欢乐；举行婚姻、加冠和及笄的礼仪，是为了使男女有别；乡里射箭宴会，是为了使人们的交往纳入正轨。用礼节制人们的情绪，用乐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推行治民之道，用刑防范犯法的行为。礼、乐、刑、政，行之四方而相辅相成，那么，先王治民之道就可以完满实现了。
“乐”是为了沟通感情，“礼”是为了区分差等。沟通感情就互相亲爱，区分差等就互相敬重。过分侧重“乐”，就会失于散漫；过分侧重“礼”，就会发生隔阂。感情既和谐，而行动又严肃，这就是“礼”、“乐”的效用。“礼”的内容确立了，贵贱就显出了差等；“乐”的形式能沟通感情，上下的关系就趋于和谐；所喜好和所厌恶的有了不同的标志，贤人和坏人就有了区别；用“刑”禁止暴行，用“爵”引进贤才，政治就会公正和平。然后用“仁”来爱护百姓，用“义”来指导百姓。这样，美好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实现了。
“乐”发自内心，“礼”表现于外貌。“乐”发自内心，所以是静止的；“礼”表现于外貌，所以是活动的。雅正的“乐”必定平易，庄严的“礼”必定质朴。“乐”发挥了充分效用，人们就没有愤恨；“礼”发挥了充分的效用，人们就没有纷争。互相谦让而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这是指“礼”和“乐”的功用说的。残暴的人无所行动，诸侯都服从王室，战争停息，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再施展权威，这样，“乐”的效用就达到了。促进父子之亲，明定长幼之序，使四海之内互相尊敬。天子能做到这一步，“礼”的效用就推行开了。
雅正的“乐”和天地万物一样地和谐，庄严的“礼”和天地万物一样地有节制。和谐，万物就不失其本性；有所节制，人们就能按尊卑等级祭祀天地。人间有“礼”、“乐”指引，幽冥中又有鬼神佑助，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礼”，区分事物的差等而取得互相尊敬的效用，“乐”，表现不同的形式而取得互相亲爱的效用。“礼”、“乐”的效用相同，所以明王制礼作乐，总是先后沿袭。因此，他们的事业与时代相适应，名声与功绩相符合。钟、鼓、管、磬、羽、龠、干、戚，是表演“乐”的器物；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表演“乐”的形式。簠簋俎豆、制度文章，是行礼用的器物和规范；升降、上下、周旋、裼袭，是行礼的形式，所以能了解“礼”、“乐”意义的人，就能制作礼乐；能识别“礼”、“乐”形式的人，就能传授礼乐。制作者称为“圣”，传授者称为“明”。“明”和“圣”是传授和制作的意思。“乐”，表示天地万物间的和谐；“礼”，表示天地万物间的秩序。“和谐”，所以一切事物都能互相融合而无冲突；“有序”，所以一切事物又都有区别而不混淆。“乐”是根据天生万物一视同仁的道理而作成的，“礼”是根据地有山川高卑的道理而制定的。制礼失序，会引起混乱；作乐失和，会引起动荡。通晓天地的道理，才能制礼作乐。和谐而不泛滥，是“乐”的内容；使人欣喜欢乐，是“乐”的效用。中正而不偏颇，是“礼”的本质；使人仪态庄重、肃敬、谦恭、谨慎，是“礼”的规范。至于“礼”、“乐”由金石等乐器表现出来，由歌曲演唱出来，用于宗庙社稷及山川鬼神的祭祀，这是从天子到人民都相同的。帝王在功业有了成就之后才作“乐”，在国家安定之后才制“礼”。功业成就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政教广被四方的，所制的“礼”就齐全。手执盾牌、大斧而舞，还不算完备的“乐”；用经过烹调的祭品举行祭祀，也不算明达的“礼”。五帝的时代不同，先后不沿袭“乐”；三王所处的社会不同，先后不沿袭“礼”。“乐”流于泛滥，即使人忧怨；“礼”流于粗疏，即失之偏颇。到了使“乐”达到促进和谐的地步而不使人忧虑，使“礼”达到完备的地步而不偏颇，那是只有大圣才能做到的吧？天在上，地在下，一切事物分散而各不相同，因此，“礼”的节制效用便推行开了；一切事物流动而不停息，融合而化为一体，因此，“乐”的和谐效用就发挥出来了。春天生芽，夏天成长，这就是天地间“仁”的表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就是天地间“义”的表现。“仁”和“乐”的性质相近，“义”和“礼”的性质相近。“乐”促进和谐，遵从天神意志而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礼”区分适宜，遵循先王遗法，而顺应地上山川高卑的形势。所以圣人作乐以顺应天时，制礼以顺应地理。“礼”、“乐”彰明完备，天地万物都各得其所。
天尊贵而地卑下，这就确定了君和臣的关系。高卑既然显示出来，贵贱的名位也就确定了。天地万物，或静或动，各有常态，而形体大小不同。万物中，同类的相聚合，不同类的相分离，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天上出现迹象，在地面出现形体，这样，“礼”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差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二气互相切摩，天地互相激荡。由于雷霆的震动，风雨的浸润，四季寒暑的推移，日月光辉的照耀，具有生机的万物都滋长起来，这样，“乐”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和谐。
天时的变化失去常规，万物就不能生长蕃育；男女没有区别，在社会上就必然造成混乱的后果，这是天地间自然的情理。到了“礼”、“乐”的功效能完全表示天象的和谐及地面万物的区别，符合阴阳的变化，而又和先王及天神的意志息息相通，可以达到极高极远的上天和深厚莫测的山川，那么，“乐”显明地取法乎天，而“礼”则取法乎地上的万物。能显明地表现变化不息的是“天”，能显明地表现不变化的是“地”。而有动有静、循环变化的则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圣人说：“多么深奥的礼啊，多么深奥的乐啊！”从前，舜做了五弦琴，弹着琴吟唱《南风》诗；夔开始作乐，用来赏赐诸侯。所以天子作乐，是为了赏赐诸侯中有德行的人。德行盛美而教化严明，五谷年年丰收，然后天子赏赐给他“乐”。因此，凡是治理不善而人民生活劳苦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远而长；凡是治理良好而人民生活安乐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近而短。看到他的舞蹈，就了解他的德行；听到他的谥号，就知道他的作为。《大章》用以表彰德政，《咸池》用以表示德政广被，《韶》表示能继承德政，《夏》表示对德政能发扬光大。至于殷周两代的“乐”，也都是为了表示帝王的德政的。按天地间的自然之道，寒暑变化违反季节，人们就要生病；风雨不合时令，就要发生饥荒。乐教对人民来说和气候的寒暑一样，如果不合时令，就会对社会有害。礼制对人民来说，和风雨一样，如果没有节度，就不会有功效。所以先王作“乐”，是为了推行治民之道，如果效果良好，人们的行为就符合德行的准则了。如以养猪酿酒为例，原来并不是为了惹祸，但争讼事件日益增多，却是由于饮酒所引起的。因此先王制定酒礼，每饮一杯酒，宾主要多次行礼，即使整天喝酒，也不会喝醉的。这就是先王所以防范饮酒惹祸的方法。饮酒宴会，只是为表示交接欢乐而已。“乐”表现的是德行，“礼”防止的是邪恶。因此，先王有丧亡等大事，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悲哀；有喜庆等大福，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欢乐。表示悲哀欢乐的分寸，都以“礼”为准则。
“乐”是施予，“礼”是回报。“乐”发于自己内心的喜悦，而“礼”则要求反映事物的本性。“乐”表彰盛德，“礼”报答施予之情。所谓“大路”者，是天子的车；车上的龙旗，有下垂的旒穗九条，这是天子的旗帜；天子带着占卜用的宝龟，龟甲的边缘呈现出青绿色；还带着大群的牛羊，是为赏赐诸侯用的。
“乐”表现的是不可改变的共同感情，“礼”表现的是不可更动的不同事理。“乐”沟通相同之处，“礼”区分不同之处，“礼”、“乐”的道理中贯穿着人们的感情。探索人们的本性，并了解它的变化，这是“乐”的内容；显示人们的诚心而排除虚伪的表现，这是“礼”的常规。“礼”和“乐”都表现了天地的本性，显示了神灵的德行，因此能感动天地上下的神灵，而表现出礼乐外部形式和内在意蕴，反映出父子君臣的关系。
由于先王制礼作乐，人们可以从此认识到，天地万物将表明了各自的本性。天和地自然结合起来，阴阳融会调和，照耀孕育万物。因而草木茂盛，幼芽破土萌生，飞禽翱翔，走兽生角，冬蛰的昆虫苏醒，鸟类孵卵育雏，兽类怀胎产仔，胎生者不致成为死胎，卵生者不致卵壳过早破裂，这样，作乐的道理就显示出来了。
“乐”并非单指黄钟、大吕等音律，弹琴歌咏等声音，以及使用盾牌、大斧等表演而言，这是“乐”的末节，所以可以由儿童舞蹈演奏；铺设筵席，摆列酒樽案盘，讲求升堂降阶的仪式，这是“礼”的末节，所以由小吏掌管。乐师通晓声音和歌诗，所以朝北坐着奏乐；礼官宗祝通晓宗庙礼仪，所以跟随神主之后；商礼的礼官熟悉丧礼，所以跟随主祭人之后。由此看来，有道德成就的居上位，有技艺成就的居下位；品行高尚的居前，而只通晓事务的居后。所以先王能区别上下先后，然后才能为天下制“礼”作“乐”。“乐”是圣人所推崇的，它可以促使人心向善。它能深刻地感化人们的心灵，能自然地移风易俗，因此，先王特别重视“乐”的教育功用。凡是人都有情感和理智的本性，而哀乐喜怒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因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引起变动，然后就产生了不同的心情。所以琐细急促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忧郁；舒缓自然、悠长而节奏从容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平静快乐；粗犷、暴躁、勇猛、奋发、愤激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刚强果敢的表现；凌厉、正直、庄严、诚挚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严肃、恭敬的表现；舒展、温润、流畅、和谐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慈爱之心；邪恶、混乱、放荡、轻佻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乱之行。所以先王要根据人们的感情，考察乐律的度数，依照礼仪的规定，来适应阴阳二气的融和状态，导引五行的运转，使具有阳刚气质者不放任，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拘泥，具有阳刚气质者不粗暴，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懦怯。阴阳刚柔四种气质通畅地交触于内心，而后表现于外形，这样就能使人们各安其位而不互相凌越。然后按每人的资质定出学习音乐的程序，熟习乐曲节奏，领会乐曲的组织结构，以便表达仁厚的道义。据以制造大小不同的乐器，安排声音高低循环的次序，来表现人间的伦理，使亲密、疏远、高贵、卑贱、长辈、幼年、男性、女性的区别，都从音乐表现出来；所以古语说：“从音乐可以观察到深刻的意义。”
地力尽竭，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湍急，鱼鳖就不能长大；气候反常，一切生物就不能繁殖；世道荒乱，礼义就废弃而音乐就放荡。因此，声音悲哀而不庄重，逸乐而不安宁，涣散轻浮而节奏混乱，迂曲拖沓而无所归宿，缓慢的声音包含邪恶，急促的声音引动人们的利欲，煽惑逆乱的心情而消除平和的仁德，所以君子对这种音乐是深恶痛绝的。
凡是用邪恶声音感动人的时候，逆乱气质就相应而生，逆乱气质形成常法，*荡音乐就兴起了。凡是用严正声音感动人的时候，和顺气质就相应而生，和顺气质成为常法，和平音乐就兴起了。有唱必有和，前后呼应，不端正的、曲折的和平直的，各呈现其原貌，一切事物的关系都是由于同类而互相引起变动的。
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按照事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来促使行为完善。邪恶的声音和颜色不留在耳朵和眼睛里，*荡的音乐和应废弃的礼仪不扰乱心境；怠慢乖戾的气质不沾染身体，使耳、目、鼻、口、心境以及全部器官，都在和顺严正的状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后才以声音表达出来，操琴鼓瑟，挥动干戚，以羽旄为装饰，手执箫管吹奏，来发扬天道的光辉，促进四时的调和，显示万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所以歌声清明象苍天，钟鼓宏亮象大地，乐调周而复始，象四时循环，舞容回旋，象风飘雨落。服饰具五色文彩而不杂乱，乐曲声调协八方之律而不互相干犯，一切度数都有规定，乐器大小，互相配合，乐曲首尾接连，循环相生，有唱有和，或清或浊，互相更迭而成常法。所以严正音乐推行之后，伦常就归于端正，耳目聪明，情感和平，改变风俗，天下都得到安宁。所以说“音乐是使人欢乐的”。君子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道义，小人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利欲。用道义克制利欲，人们都会感到欢乐而不迷乱，为了利欲而忘却道义，人们就会迷惑而不觉得欢乐了。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推广音乐来达到教化的目的。音乐得到推广，人们都向往道义，这时就可以看出人们的德行了。道德是情感的根本，音乐是道德的英华，用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工具。诗，表述音乐的意志；歌，咏唱音乐的声调；舞，表现音乐的形容。意志、声调、形容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表现出来。所以性情深刻，音乐的文彩就清明，顺气充沛，音乐的作用就显著，和顺气质积蕴于内心，反映道德英华的乐章就从而出现了，只有音乐是不可作伪的。音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音是音乐的现象，文彩节奏是声音的修饰。君子先有了性情的活动，才能形成音乐的现象，然后加以修饰。所以表演时，开始时先鸣鼓，以表示警戒众人，举足三顿，表示即将行动。第二次开始，则表示等待诸侯会师后，再次出征。最终的“乱”段表示振旅西归。动作迅速而整齐，歌曲深刻而清明。人要以坚持意志为欢乐，而不厌弃道义；完全遵守道义，而不图谋利欲。这样，音乐才能表现情感而树立道义，乐舞终了而道德从而尊显；君子从而更崇尚善行，小人从而改过自新。所以说“治理人民的事业中，音乐教育是最重要的”。君子说：“礼”和“乐”是不能片刻离开自己的。学习“乐”，用以陶冶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就蓬蓬勃勃地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一产生，就会觉得欢乐，欢乐就平静，平静就能保持长久，保持长久就符合天理，符合天理就会受到像神一样的尊重。天不说话而有信守，神不发怒而有威严。学习“乐”，是为了陶冶内心；学习“礼”，是为了端正仪态。仪态端正就能表现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能表现严肃而有威风。内心只要有片刻的不和顺、不欢乐的情绪，那么，卑鄙欺诈的念头就会乘机而入；仪态有片刻的不庄重、不恭敬的迹象，那么，傲慢轻浮的念头就乘机而入了。所以“乐”属于内心的活动，“礼”属于外表的活动。“乐”的目标是平和，“礼”的目标是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他的颜色就不会和他相争，望见他的容貌就不会有轻浮怠慢的表示了。道德光辉发自内心，人们没有对他不听从的，言谈举止表现于外貌，人们没有对他不服从的，所以说“了解‘礼’、‘乐’的意义，用以治理天下，那就没有困难了”。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礼”是外形活动的表现。“礼”以简约为主，“乐”以丰满为主。“礼”主简约，但人应奋勉，在奋勉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乐”主丰满，但人应返本，在返本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礼”主简约，如人不知奋勉，“礼”就会消亡；“乐”主丰满，如人不能返本，“乐”就会放纵。所以“礼”有回报，而“乐”有归宿。“礼”有回报，人们就欢乐；“乐”有归宿，人们就心安。“礼”的回报，“乐”的归宿，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乐”是使人欢乐的，欢乐是人之恒情所不能避免的。欢乐必然由声音表现出来，由舞蹈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所制作的“乐”。声音、形象以及所反映的性情的变化，都在这里表现出来了。所以人不能没有欢乐，欢乐就不能没有声音形象。有声音形象而不合礼义，就不能不发生混乱。先王担心这种混乱状况，所以制定了《雅》、《颂》之声作为引导，使声音足以使人欢乐而不放任，使文辞足以使人感到清晰而不至散失，使歌曲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练、质朴与完善，以及节奏的变化，足以感动人们的善心就是了，不使放纵的念头、邪恶的气质沾染自己的志意，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因此，在宗庙里奏乐，君臣上下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敬的；在家族或乡里奏乐，长辈幼年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顺的；在家庭里奏乐，父子兄弟一起听，没有不融和亲爱的。所以作乐先要审察律数，定出谐和的声音，然后以乐器来表示节奏，节奏和合以组成乐曲，这是为了促进父子君臣的关系而使万民亲附的缘故。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所以听到《雅》、《颂》的声音，人们就感到心胸宽广了；手持干戈，学习了俯仰屈伸的动作，人们就觉得容貌庄严了；了解了舞蹈的行列位置，熟悉了音乐的节奏，行列就整齐，进退就一致。所以音乐的道理和天地间的道理相同，是抒发情感的准则，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乐”是先王表示欢乐的标志，军容斧钺是先王表示愤怒的标志。所以先王的欢乐和愤怒，都有相应的表示。先王欢乐时，天下的人都随着欢乐；先王愤怒时，那些暴虐作乱的人都恐惧。先王治民的方法中，“礼”、“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问子夏：“我穿上祭服，戴上礼帽，庄重严肃地听古乐，直怕睡着了，听郑国和卫国的乐曲，却一点不感到疲倦。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