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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 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高技术企业的创办和发展，资本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在美国有6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而其中的一半都在硅谷。“硅谷的成功，首先在于其运行机制：即强大的资本和富有野心的创业者的紧密结合。”王维嘉说，“对于创业者来说，熟悉和了解风险资本家及其运作模式是融资成功的一个关键前提。除此之外，创业者在与风险资本家接触的过程中，还必须有专业化的表现和足够的个性上的坚韧性。”
王维嘉的第一次融资经历就非常富有戏剧性。1993年底，王维嘉参加了一次风险投资演讲会。会前，他已经有了开发个人移动通信信息终端的创意。临到会议结束时，王维嘉就走上演讲台向演讲的风险资本家谈了自己的创业思路。那个风险资本家听了他的“故事”后，就给了王维嘉一个电话号码说：“我们找时间再谈。”之后，王维嘉连续三天给那个风险资本家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但王维嘉每次都耐心地留下语音留言。终于有一天，那个风险资本家给王维嘉回电话并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地点。
当两人见面时，投资家说：“知道我为什么不接电话吗？这实际上是对你的一个测试。如果你连打电话的困难都不能够克服，我肯定不会找你。因为一个创业者必须有不怕困难的基本素质。”
这样，经过六个月的谈判之后，王维嘉终于在1994年7月份从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得到了第一笔总额为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王维嘉成为大陆赴美华人中得到风险投资商青睐的第一人。
第一次融资的成功，不但使王维嘉顺利地开始了他的创业冒险活动，也使他充分了解了整个风险投资运作的机理，从而为他后来的三次融资铺平了道路。1995年到1999年3月，王维嘉又分三次分别从IDG、Intel等7家公司获得风险投资700万美元、900万美元、1200万美元。
前后四次，从多达7家风险投资公司总计融入资金3000万美元，这个数额，不但在大陆赴美的华人圈里是最大的一笔，即使是在硅谷众多接受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中，也位居前列。 “从个人性格上来讲，我一直就比较喜欢富有刺激性的工作，这也许就是我的一种宿命。”王维嘉说，“以前我在别的公司工作时，总会有一种还在寻找什么的感觉，自从创办了公司，心里就踏实了。通过我自己的创业历程，我也发现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不同。在硅谷的华人中，我还是属于比较敢闯的，但我仍然是在循规蹈矩地把博士读完后才想到去创业；而比尔·盖茨敢在大学一年级就退学创业，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别。”
创业者除了要拥有乐观，敢冒险、自信等性格特质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坚韧不拔和执着。“创业不同于科研，”王维嘉说，“创业者首先要相信自己及自己所做的事，然后就是要不断听从自己心灵的呼唤而不能靠所谓的理性的指引，这有点像掷硬币，你要一直掷下去直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面出现为止。”
尽管间或有各种挫折，王维嘉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的创业之路。“创业有些像吸毒，”王维嘉说，“一旦你开始了创业，就会上瘾。从我创办美通开始，我就已经认定这辈子就只干这一件事了。即便有可能失败，我还会重新开始创业。创业就像比尔·盖茨所说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给什么我也不换。” 在王维嘉的创业思想中，最重视研究的是硅谷投资创业的有关奥秘。他说：“美国是由四条腿支撑着的一个超级复合体系。而这四条腿分别是创造新财富的硅谷、提高经济效率的华尔街、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华盛顿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好莱坞。美国的第一财富产生中心已由当年的底特律转移到了硅谷。硅谷的总市值目前为10000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总市值仅为1100亿美元的底特律；其中硅谷仅Cisco一家公司的市值就高过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企业市值的总和。硅谷的百万富翁在1994年时就有5万个，到1997年时增加到20万个，而至2006年初更进一步猛增至52万个。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创业其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要在硅谷创业，就必须硅谷投资创业的种种奥秘！”
王维嘉认为，在硅谷投资创业主要有五大奥秘：
OKIGINALITY(创意)奥秘：走近硅谷，第一个必须提及的名字就是——斯坦福大学。1891年，李廉?斯坦福先生创办该校时制定了一个独特的办学宗旨——让学生学到一些实用的知识，将来会自己受用，也会让社会得到好处。正是这种实用的教育宗旨，诱惑了全世界的莘莘学子，为了赚大钱，为了创建自己的事业蜂拥至此。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联合国，它凝结着全球各种文化的优势，让57个国家的14000名学子，在这青青的绿野之间追寻着各自的梦想。
CAPITAL(资本)奥秘：除了创意之外，办公司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按照传统的投资理念，仅有一个赚钱想法的公司是没有人愿意对它进行投资的。但是，在硅谷这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活跃着一批创业投资家。在硅谷的沙丘大街3000号，是斯坦福大学附近一座不起眼的建筑，但是，这里却是硅谷非常著名的创业投资家的聚集地。托起雅虎的创业投资者——红杉树投资公司就坐落于此。红杉树公司风险投资家莫里斯说：“雅虎成功的故事实际上是创业公司在风险投资家的帮助下，取得成功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最初向雅虎投资了100万美元，买了公司25%的股份，到今天这100万美元大概值四五十亿美元。”
这就是硅谷，智慧的翅膀与资本的翅膀合成了一个整体：一方面是智慧所派生出的大量的发明创造；一方面是创业投资家的精筛细选，使得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引领着世界潮流。
CHOOSE(选择)奥秘：硅谷的创业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选择的呢？正如上述王维嘉成功融资故事一样，陈丕宏和他一手缔造的宏道公司回答了这个问题。
宏道公司是硅谷的又一颗明星，但陈丕宏在开办第一家公司时，他同样得到了创业投资家的选择性支持。苏特·希尔公司从1992年陈丕宏创办第一家公司开始，就一直伴随着陈丕宏，到今天，它的命运又与宏道公司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戴夫·安德森说：“在我们同意合作之前，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几个月吧。”几个月的交谈，按陈丕宏的理解，苏特·希尔公司不是在考察项目，更重要的是在考察陈丕宏这个人。今天的宏道公司，已成为一家开始盈利的专业商务网络公司。这当然是陈丕宏的成功，但同时也是苏特·希尔公司的成功。然而，在宏道公司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戴夫·安德森说：“起初我们为它提供资本开公司，使它有所发展，我们还会提供咨询和其他辅助性服务，帮他们做很多事情，积极参与公司的董事会活动，我们帮助这些公司制定商务发展模式，改善商务策略，我们同样积极地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融资，帮助他们挑选关键人才。”陈丕宏说：“他们所提供的不只是钱。某种无形的帮助，实际上跟有形的钱一样重要，也许可能还更重要。”在苏特·希尔公司的督促和帮助下，宏道公司300万美元的创业投资，如今已经变成了25亿美元。宏道公司只是硅谷众多成功故事中的一个。DEFEATED(失败)奥秘：近40年的统计显示，创业投资的成功概率仅有20%，这或许正体现着硅谷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允许失败。对于这个问题，国际数据集团总裁麦戈文说：“在美国有这样一种共识，它鼓励你去尝试做一些新的事情，即使失败你也能因为试过而获得荣誉，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尝试。”中国有句古话，失败是成功之母，而这样一个说着容易做起来难的哲学理念，在硅谷得到了充分的升华。
ConDITION(条件)奥秘：2000年的初秋，位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套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在经历了一番周密的测试之后，最终将承载起中国股票创业板市场的运转。创业板无疑给中国的经济注入巨大的活力。但是，有了创业板市场就可以让技术创新型经济在中国得以繁荣吗？经济学家李扬说：“创业投资肯定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总体来说资金并不缺，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让资金能来，能生根，能发芽，能生长的条件，就是所谓的制度条件，所谓的软环境，这个条件很多国家是不太具备的，这个条件的创造特别重要。”但是，在硅谷这块土地上，就具备了自由的创业文化，健全的法律环境，完善的中介服务，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深刻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硅谷在美国发展的又一个奥秘——投资创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