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向的马化腾为什么能当大企业家？

下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吴晓波写的《腾讯传》，之所以解读《腾讯传》有三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对接腾讯的项目，如果不对腾讯的历史有所了解说不过去，其次是给作为内向的自己和众人树立自信，三是了解马化腾和腾讯，为内向人代言。

吴晓波写《腾讯传》一开始就提出羞涩、文静的马化腾怎么能成为一个企业家？我也有同感。对于企业家，我关注最多的是马云，我喜欢听马云的演讲，他口才好，说话头头是道，非常吸引人的注意力。但是一听马化腾演讲，就会听不下去，他没有幽默的口才，没有华丽的词藻，很难吸引人持续听下去，如果不是强迫自己听，会自然而然地走神。不善言辞是大多数内向人的共同点。

马化腾和马云

马化腾和马云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但是他们的性格是相反的，马化腾内向，马云外向。内向的人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不太擅长当领导做管理；而外向的人口才好，性格开朗，善于跟人打交道。因此，在管理和领导的岗位上顺风顺水。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

大多数人都认为内向的人可能不适合当领导、不适合做管理，更不适合做企业家。实际上，经营一个企业需要合伙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一起来组建团队开展工作。他们有不同性格、兴趣、特长，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相互帮助，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

从马化腾由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企业家，我们就知道，不应该给内向人设限，不要以为内向不好，其实内向和外向人一样可以做出大成就。不要认为性格内向就一定适合干什么事情，性格外向就一定不适合干什么事情。应该想大家在一起合作做大事情。

马化腾在创业初期希望在创业第三年的时候员工总人数能够达到十八个人，QQ用户最多十万人，甚至好几次想把公司卖掉，但是卖不出去。在起步时和各行各业的小公司一样艰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想要放弃。

马化腾之所以能够带领团队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从小公司做成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原因是他们有聪明才智，肯坚持，最重要的原因是赶上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趋势。我们用乘坐交通工具来比喻这个趋势的话，他们乘坐的是飞机，当同一个时间，从同一个地点出发，有人坐飞机，有人坐火车，有人开汽车，有人开摩托车，有人骑自行车，有人走路，那么谁最快到达？肯定是坐飞机的人。

马化腾为什么创办腾讯

马化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代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企业家，他们靠胆量大起家，倒买倒卖就可以赚钱。因为那个时候是物质缺乏的时代。

第二代企业家主要是城市里没有正规工作的人和下海的官员。他们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不甘于“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憋屈的工作。搞科研的人赚到的钱还不如做小本生意的人挣钱多，这批下海的人成为了第二代企业家。

马化腾创办腾讯是来自于对互联网技术的兴趣。他是技术出身，热爱技术。马化腾和几个合伙人都来自小康家庭，可以说不差钱。因此，他们创办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挣很多的钱，而是对互联网狂热的爱。

兴趣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是让你能够自动自发地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非常容易投入而进入忘我的状态，这样就容易产生优秀的工作成果，产生世界级的产品。丰硕的工作成果又会让人感到快乐，快乐的感觉又促使人继续去钻研自己喜欢的东西，产生良性循环。

二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轻易退缩，尽管也会想到放弃，但是最终用自己的兴趣、责任想出办法迎难而上。

兴趣，让人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累并快乐着。

中国二代现象的“富二代”凭什么接力中国

创业成功案例分享

　导语：了解创业成功案例，感受创业的艰辛与意义。下面是我整理的创业成功案例，供各位阅读和借鉴

　案例回放：在南京著名的莫愁湖畔有一家著名的小面馆，面馆的主人名叫冯虹，原是南京铁路分局列车段的一名职工，后下岗回家。无事可做的冯虹在无奈中于20xx年11月在南京莫愁湖畔开起了现在这家面馆，经营手擀面。虽然冯虹做得一直非常卖力，面的味道也算不错，但因为没有特色，在南京这样一个人们著名“口刁”的地方，生意十分不景气。冯虹没有多少钱可以往里赔，她下岗之时已经42岁了，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她慢慢来。店虽然开在莫愁湖畔，那时冯虹却是一天到晚愁得坐立不安。

　她很想改变这种局面，可是讨教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人的主意，有些主意听起来真的不错，但一做起就满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呢?正当冯虹苦思无计的时候，有一次，她为一位客人下面条，无意间发现锅内的白色高汤中漂着几点红色，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自己擀面条时把几片胡萝卜片粘上去了。她看着在高汤中翻滚的面条，忽发奇想：这白汤白面加上点红色的胡萝卜点缀还真好看，我能不能把我的手擀面干脆做成彩色的呢?说不定会受到一向喜欢追新猎奇的南京食客的欢迎。

　这样想着，她就开始试验起来。首先，面条是进口食品，肯定不能用化学染色剂，必须采用天然、无污染和可食用的染色材料。她首先想到的是从蔬菜中提取汁液当染色剂。为此，她从菜市场买了一大堆芹菜、紫包菜之类的蔬菜，洗干净后分别将它们掰碎，放到榨汁机里搅碎，然后兑上水，加上面粉搓揉，最后擀成面条。完了定睛一看，紫色的、绿色的面条流光溢彩，漂亮极了!

　冯虹不禁喜形于色，但是，面条一下锅，她的高兴劲儿就没有了。原来用蔬菜汁擀出来的面条漂亮是漂亮，却非常不筋道，一碰就断，吃到嘴里也是一股烂糟糟的味道。这样的面条，连自己都不能接受，更别说让消费者接受了。后来通过请教专家，她才知道问题出在面粉上。因为她过去做面条一向使用精制面，这种面条的纤维较细，加上蔬菜汁等含“杂质”的成分就会比较易碎易断，如果换成粗面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冯虹回家一试，果然像专家说的一样。

　冯虹的彩色面条终于做出来了，后来专家又给她提供了一种全天然的添加剂，使她做出来的面条既好看又筋道，入口滑溜。冯虹给自己新推出的面条取名彩虹面，一语双关，既指面条，又指面条的发明人。彩虹面上市后，受到顾客的热烈追捧，冯虹的小面馆很快就扭转了经营颓势，开始迈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此后，冯虹还发明出“复合型”的彩虹面，比如，蔬菜中没有灰色和蓝色，她就用白色的牛奶和紫色蔬菜中提取的紫色汁进行混合，调出灰色，然后再用灰色和绿色的蔬菜汁进行搭配，调出蓝色。至于红色，则是从血糯米中提取的，那是她查了许多书才查到的“秘方”。经过艰苦的摸索，冯虹做出了真正的彩虹面，像真正的彩虹一样，一种面条含有七种颜色，而且全部是天然调料，绝无污染，绿色环保。对于冯虹的匠心，许多顾客击节叹赏，说她不像是个开面馆的，简直就像是个艺术家。

　20xx年6月30日，冯虹的彩虹面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依托自己的专利面条，冯虹的生意开始变得一帆风顺，除了莫愁湖畔这家面馆，她还准备在南京最繁华的山西路和新街口开办几家分店，并打算在全国建立自己的连锁店。仅仅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冯虹就摆脱了下岗时的贫困生活，开始迈向富裕的新生活。

　操作要诀：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是一种省力、见效快的好办法，但是改进有规律，不是瞎琢磨。据美国学者研究，对一种产品改进的程度与可能获取的收益呈正相关，而与推广的难易却呈负相关。一种产品改进的三个程度：较小、中度、重大，衡量的标准是：能明显看出与原有产品的关联性、比较容易看出与原有产品的关系性、很难看出与原有产品的关联性但实质存在关联，其获取可能收益的增长程度分别是25%、45%与80%，也就是改进越大，可能性的收益就越大。比如从打字机改进到电子打字机，可视为一个较小的轻易改进，而从电子打字机改进到电脑文字处理系统，则是一个较大的困难改进;又比如从最初的夹鼻眼镜到可以架在鼻子上的有框眼镜，可视为一个较小的轻度改进，从有框眼镜到不需要镜架的隐形眼镜，可视为一个中度改进，从隐形眼镜到激光外科消除近视手术，则可视为一个较大的困难改进，但如果从最初的夹鼻眼睛来看现在的激光外科消除近视手术，那完全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改进的关系。从收益来说，每一种改进型产品都比改进前的产品收益呈向上趋势，但在市场推广上，却呈现难度加大的趋势。

　冯虹的彩虹面也是如此。在发明彩虹面之前，冯虹的面条是两块钱一碗，发明彩虹面之后，冯虹的面条卖到3块多钱一碗，一碗面条单从售价上来说，收益同比提高50%以上，但在推广上却碰到了困难。开始的时候，很多顾客根本不接受她的.彩虹面，主要是不放心，担心里面有有害健康的添加剂，直到后来冯虹请顾客看着她做面条，又用摄像机拍下制作面条的全过程，在店里不停播放，才逐渐打消了顾客的疑虑。

　从创业者和中小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应该首先考虑对产品作较小的轻度改进，顶多做中度改进，以便利用产品的原有市场和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这样可以减轻产品进入市场的难度，降低费用。创业者和中小投资者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资金不足，如果上来就对产品进行重大改进，使消费者难以看出改进后的产品与原有产品的关联，从而在意识上误认为他们接触的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并由此产生对新产品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经营者如果要消除顾客的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情绪，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花费巨大，虽然最后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对于资金匮乏的创业者和投资者来说，恐怕很难有机会支撑到暴利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另一方面，创业者和投资者在对产品进行改进时，要考虑这种改进是不是顾客真正需要的改进。明智的做法是只做那些顾客真正需要的改进，可以为顾客真正带来好处的改进，而不是玩花活或哗众取宠。在这方面，创业者和投资者要控制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主观情绪，把钱花在刀刃上。

　曾几何时，在大企业身处要职，稳拿令人羡慕的高薪，是让人神往的，况且在职业经理人身价与日俱增的今天，除了上百万的年薪，还有股票期权。但是，这些美好的前程似乎正对职业经理人失去吸引力。与其“寄人篱下”，不如“另起炉灶”，辞去令人羡慕的职位，投身创业大潮，正成为越来越多经理人的新选择。是什么原因促使经理人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创业大潮呢?

痛苦就业不如快乐创业

　最近，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显示：四地经理人各有苦衷。经理人在工作环境方面的痛苦主要集中在预定工作目标过高、公司发展不明朗、人才流失严重以及付出与收入比例失调上，这几方面的痛苦指数都比较高。大约32%经理人普遍感觉工作超负荷运作，对收入也不是非常满意。由于体力和精神的双重透支，部分经理人已经苦不堪言。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选择寻求新的发展，或者跳槽。

　大约48%～53%的经理人觉得前景不太乐观，有一部分甚至会感到焦虑不安，备受痛苦煎熬。很多经理人十分看重公司提供的培训和晋升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在一个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暂时的高薪更为重要。36%的经理人对于工作太忙而放弃培训计划感到非常痛苦。甚至有人认为痛苦就业不如快乐创业。

　 与其坐等“被炒”，不如起而“创业”

　职业经理人的饭碗并不是终身不变的，外部竞争的压力、企业经营的不利都有可能使他们像普通员工一样被“炒鱿鱼”。根据职业介绍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统计，在美国20xx年5月离职的CEO就有80位。这些CEO执掌的并不是业绩不稳的新经济公司，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响当当品牌的大公司。根据Challenger公布的数字，今年离职的CEO平均在任时间为10.3年，远高于20xx年的5.7年。

　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科林斯指出：一家公司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并非单单依赖CEO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与此同理，公司破产也不应完全归咎于CEO.CEO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公司整体的一个较为关键的组成部分罢了。

　CEO是职业经理人奋斗的目标，是职业经理人的楷模。如今连这些CEO们都成排地倒下，更何况职业经理人呢!面对暗淡的职业前途，职业经理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退路——是选择“大树底下乘凉”，还是另立山头儿，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许多经理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志不同不足为谋

　经理人为何放弃诱人的职位而投身于创业大潮?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外部创业机会的诱人，盖茨在念着诱人的法律专业时尚可以休学创业，作为在商言商的经理人来说就更是按捺不住创业的激情。二是个人升迁受到限制，一个大公司能有几个CEO?很多职业经理人在上升到一定职位时便无法突破了。三是经理人与企业家在管理风格上或者在对关键问题的判断上产生冲突。比如段永平因为在股份制改造问题上和老板不能达成一致，而选择从头创业。四是信任危机。国内早期的许多民营企业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企业越做越大，不少人感到力不从心，从而引进大批高素质的企业管理人才进入管理核心。然而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不少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从一见钟情到互相猜疑，再到不欢而散，这种经历也促使许多经理人选择自己创业这条路。

从管家到当家，你准备好了吗?

　在人们眼中，创业家是能够独立承担风险、颇富创新意识的偶像。与此相对，经理人去企业谋职，是为了追求现实回报，参与团队工作。如果从经理人转变为一个创业家该是什么样呢?让我们先设想一下，自己是一次船难事件的惟一幸存者，被困在一座孤岛上。一分钟以前，你的饮食、娱乐等所有需求都有人照顾周全;现在这一切突然没有了。你如何才能活下去，如何保持自己的士气呢?如果一时无人搭救，你会喜欢这种新生活吗?从经理人转向创业家的旅途充满艰难险阻。你有充分准备了吗?

　你的人际关系如何?自己创业了，你选择哪个行业呢?你与这个行业的人建立关系了吗?他们是你不断开拓业务的关键。研究表明，经理人往往是思考型、行动导向的人，左脑比较发达;而老板则是知觉论者、对别人的感觉和需求很敏感，右脑比较发达。你的右脑是不是很发达，很适合做老板呢?作为企业家，很难把个人生活与商业困境分离开来。要知道，如果失去一个顾客，这个顾客拒绝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公司。其实做经理人和做老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能放弃哪些东西?在决定离开公司的时候，一些经理人只顾想着它的好处。其实，作为创业家，还有一些损失也许你会觉得难以承受。一是固定的工资收入。等待投资回报的时间十分令人焦心。如果你习惯了每月按时收到工资单的生活，这种难受尤甚。二是资源。作为创业家，大部分工作都得你自己来做，因为所有资源都得支付酬金。三是个人时间。创业家的工作时间较经理人更长、更没有规律、没有有薪假期。作为创业家，休两周的假回来，你得加倍努力工作以补偿休假的时间。四是公司运作。你对公司在其特殊文化中的运作是否会念念不忘?五是奖赏。在创业初期，你不可能享受到原来公司的那些奖赏。六是地位。许多经理人对其在著名企业中的职位和关系舍不得。

　如何做出重大决策?在做经理人时，你或许做过有关大笔金额、众多员工和产品或服务的重大成功决策。但拿你自己的钱冒险，和拿公司的钱冒险全然两样。你将面临的问题有：一是评估风险。不仅是现在，在今后几年，你真的愿意参与这单生意吗?你承担这一风险的机会成本有多大?二是回报。最明显的回报就是利润。不过，不要因为目前没有多少事做，就去接一些既没多大风险、也没多少经济回报的业务，因为你有可能碰到一个赢利丰厚的项目，却因为接了这种业务而只好回绝。非金钱的回报可能为将来的利润打基矗在接受有这种回报的业务之前，请问问以下问题：这能帮你打开你想进入的市场吗?是否能给你引见可能建立长期利益关系的人?可否帮你加强市场形象?

　如何面对竞争对手?大企业用来对付竞争对手的武器，如减价战、广告和促销，你可能无能为力。但作为企业家，你也有一些大企业没有的竞争工具：一是速度。你没有什么朋友会去商量对策，因此较机构重重的大公司相比要反应敏捷。二是鲜明的个性。顾客深受你的吸引，如你经营企业的方式、你的才能和经验等。大企业太缺乏个性了。三是利用自己的创业优势。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业资源，而不是财务资源来与对手一较高低。你不必与竞争对手大打价格战，而可以通过增加一项重要的新服务、在群众中发起促销活动，或寻找改善质量的方法来与之抗衡。

　领先的公司，必须有强有力的管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企业的拥有权和管理权一定要分开，要分得清清楚楚。曾经有位创业者深感痛惜地说道：“失误在于当初把股份看得太重，该进来的人没有进来，所以企业至今还是一块小饼。”

　在创业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有充分的准备吗?如果你真的准备好了，不妨一试。如果你还没有考虑这么多，还是从长计议吧。

　在中国医药、保健品行业，何坊的名字曾一度与哈慈紧密相联。这倒并非是他担任着哈慈营销副总的职务使然，而在于他无数次创造了医药、保健品营销史上的奇迹。据悉，他在主持哈慈五行针营销策划时，以冒同行之大不韪的精神，低价位买断了全国几十家电视台在同行眼中视为没有收视率的非黄金时段。广告每天播出3000分钟，使五行针在较短时间就打开了市场，日销售额轻松跃过100万元，最高创下了日回款1180万元的惊人记录，成为中国营销策划的经典案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公众眼中的成功职业经理人，却与另一位同为哈慈老总郭立文“左膀右臂”的副总段红炬，相继悄然离去。

　作为国内职业经理人的佼佼者，何、段二人为什么要在企业呈上升趋势的时候离开?据何坊坦言，离开哈慈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在哈慈工作了八年时间，尽管担任了很高的职务，但自己的成长与公司的成长是共同的，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就是说，个人的经验和公司的经验是一样的，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公司的知识结构是一样的。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很难有什么新突破，这对自己和公司都不是很负责任;二是想面对新的挑战。在哈慈的时间太久了，太熟悉了，就产生了很大的惰性。于是自己就突然想，在别的地方自己会被摆在什么位置?三是想把自己变成“硬通货”——就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通。因为中国入世后，竞争会加剧，但主要还是人才的竞争。

　何坊说：“我觉得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是不应该局限在一个行业的，应该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够承担管理的重任，并且如鱼得水。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再看看自己的年龄也有三十七、八岁了，就愈加坚定想一定要在四十岁之前解决。”

　何坊离开哈慈后，先是到了著名的跨国企业——实力媒体任营销总监，但很快又辞职了。对于二次辞职，何坊说：每个人和公司的关系都应该是平衡的，一旦出现公司给你的大于你贡献给公司的或相反的情况，你就不可能在这里干下去。

　二度辞职的何坊，目前一方面积极筹划着一部有关中国医药、保健品企业管理和营销方面的书，一方面成立了一个营销顾问公司——上海普华蜥蜴工作室。为一些医药、保健品企业搞一些策划和咨询。但做营销顾问公司是权宜之计?还是一直做下去?或将来到企业做职业经理人?何坊说这个暂时还不好说。但他表示，如果他将来更加成熟了，即成为可以普遍流通的“硬通货”，如果有成熟合适的企业邀请，他或许会考虑。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采购员要结婚，董铭可操心了，他不仅把自己那辆价值140多万的保时捷凯宴拿出来，还借了6辆名车，组成一支豪华的婚车队，为新郎做足了面子。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那个人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帮他，我们像男方一样，我们把场面搞好，员工多有面子啊。”

董铭说要经营一家有人情味的企业，让“企业就像一个家”。

如果你觉得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错了。董铭还说：“领导者不能忘记一件事——他们的权威，是由追随者赋予的。”恩威并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中心思想，无恩之威乃强权，董铭不喜欢。董铭从父亲手中接过浙江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掌门人之位一年多了，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松方式。接班了——这三个字对董铭来说，不，对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

“代表社会教育这帮人”

2007年，董铭给《第一财经日报》去了一封信，诉说“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大学毕业回来进入父亲的企业，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白头发多了……陈雪频编发了这封来信，之后100多家平媒转载，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著名电视栏目纷纷邀请董铭等“富二代”做节目，“富二代”群体粉墨登场。

那段时间，各种媒体像夺食的鹰嘴一样争相报道“富二代”，出于天然的批判性思维，记者们把挖掘“富二代”负面消息作为己任，给公众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们刚对第一代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争论不休，仇富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安因素。这个靠着第一代企业家的财富而享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群体浮出水面，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理：羡慕、妒忌、反感、厌恶……

这类社会心理并不利于导向一个良善社会。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巨大的贫富差距鸿沟。按照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喜欢用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后于纳米比亚、伯利兹、乌克兰等国。输家太多，赢家太少——中国社会发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个群体崛起都会引来社会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体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心理的危害性，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富二代论坛公然打出“新贵崛起”这样的主题。据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描述，当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资活动现场，他看到一些大学刚毕业或仍在读大学的富二代，拿着几千万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参与投资，一副副“富二爷”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为这群稚嫩的“富二代”担忧，设想成立组织把富二代群体中的上进分子凝聚起来，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

时任《第一财经》编辑的陈雪频便是7名发起人之一，后来担任理事长的陈豪也是其中一位。陈豪善于交际，认识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关系也不错，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解放日报》一位记者贡献了“接力中国”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名称。“接力”二字准确表达了富二代群体从第一代企业家接过家族企业之棒的意思；“中国”二字则承载了这一群体的抱负，他们要引领中国大陆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鉴于在中国大陆注册社团机构的复杂性，他们选择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并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然后成立“上海睿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日常运作平台，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的小楼里。一年多来“接力中国”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证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报道，季伟特被描写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富二代：在父亲底下，他“很压抑，透不过气来”，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反抗，结局也许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这种报道有挑拨父子关系之嫌，因此这次采访之前，他特别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好在采访过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去年有一项对122位“富二代”的问卷调查，其中37%的人自称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党团员不在少数。调研报告指出，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总体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体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价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个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问及“你的财富观是什么”的时候，有45%的受访者认为朋友是其最大的财富，另有28%的人认为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还有24%的人认为社会关系是最大的财富，只有3%的人认为金钱是最大的财富。

季伟特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万元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开端。他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他的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季伟特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答道：“过去是经济中国，将来要文化中国。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国家需要影视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视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重建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场。”

太子初掌权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80后富二代。初中时，他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直到大学商学院毕业。芳雨中比季伟特幸运，当他向父亲开口借款50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创业的时候，虽然老爷子无法理解为何儿子问他要钱叫“借”，但还是支持他创业。“借”与“要”，一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差距。“我爸觉得他的钱都是我的，干嘛还用借，而我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才是我的。”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诉记者，他从英国回来了，新办公室在上海。

“英国创业失败了吗？”见到芳雨中，记者迫不及待地问。事实上，小伙子创业起步非常顺利，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伦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吃紧，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令他们拿到不少大单。只是，他父亲在上海新办了一家乐器工厂，希望他回来当董事长历练，准备交接班。刚回国的芳雨中一副跃跃欲试、大干快上的样子，向记者讲述品牌化经营之路。论生产能力，他父亲的企业已居全球行业老三，但一直摆脱不了代工厂命运。

从代工到品牌化经营，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芳雨中们的使命。

2010年4月，记者去芳雨中的工厂参观。中午，他带记者和公司中层干部在饭堂里用工作简餐。餐桌上，干部们反映保安队队长心胸狭小，保安队关系紧张，建议换队长。棘手的是，这个队长是宁波总部派来的，平时就不怎么把分公司这些中层干部放在眼里，调动他更会惊动总部，这事得芳雨中亲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话也干脆：“是谁派他来的，就叫谁把他领走。”显然这样处理会得罪父亲的部下，关系微妙。芳雨中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就像‘当太子’，处理与父亲部下的关系很复杂很麻烦。”

回到办公室，芳雨中更向记者描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将总经理等一干8名骨干降职，逼迫他们辞职走人。芳雨中回来当董事长之前，父亲就招聘了总经理，并由总经理组建管理团队。上班之初，他很闲，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人过来汇报工作，就是看看文件，签签字，大权旁落。总经理没把他这个毛头小伙放在心里，还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设备出去卖。芳雨中于是在各个部门里安插亲信，收集证据，证据到手，立即向父亲报告，召开股东大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经理及其团队一并降职。

“太子”初掌权，他要说了算，更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释说：“总经理有问题，现在不处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处理震动更大。”但如此伤筋动骨也令芳雨中当初的美好愿景受阻，重新招兵买马之余，很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陷在琐碎的管理细节中。“当初的梦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无奈地说，“经营一家工厂很难，也很累。” 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

透过以上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在大家眼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只会花钱的‘富二代’，听到这种议论感觉很不爽，有点难受。其实，我们有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和烦恼，以及责任。”董铭说。

中国大陆富二代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算不上“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正是父辈开始创业之时，吃过苦。其次，由于父辈没受到好教育，出于补偿心理，他们很多人高中前后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国际视野宽广。再且，他们父辈基本上靠制造业起家，如今他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业，让父亲给钱出来投资创业。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接力中国”这个富二代组织有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个社团，让富二代在这里交流认识，让内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为一个学习平台，请专家、企业家等人开课开班，为富二代成长加油。三是做公益，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探索公平贸易、社区关怀等新型公益行动。

“遗憾的是，一年多来，公益这一块没有做起来，成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国”现任秘书长陈雪频告诉记者，其实也有不少机构找过来，都要“接力中国”出钱，但富二代现在大多还没掌握财政大权，这就使得“接力中国”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还找不到创新点。富二代现在可以“出时间，出人力，出资源”，但就是很难直接出钱，如何回应社会期待，陈雪频很头疼。

对比之下，成立稍早于“接力中国”的香港富家后代组织“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动力要比“接力中国”领先一步。“百仁基金”号召会员“把公余的时间落手落脚去改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群体的名义来做慈善。施荣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向记者介绍说，比起父辈，他们不那么忙，能拥有“公余时间”，因此就鼓励大家把公余时间拿出来，亲力亲为去做慈善，算是有机会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回献”。

“百仁基金”拥有众多“名人之子”，比如“亚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杰，霍英东之孙女霍思纬、孙子霍启刚，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之孙郑志刚，世茂地产主席许荣茂之子许世坛等等。参加“百仁基金”活动，施荣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边缘社区、底层人家，“平时很少会去，还没进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就感觉这个环境就是比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觉反差很大”。这些富家子弟要变成底层人的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得上的，要关心他们”。

“接力中国”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大陆富二代群体也准备向香港同胞看齐。季伟特告诉记者，如果他创办的公司盈利了，他会捐出部分钱来做基金，支持教育。换言之，当下捐不出钱来。董铭便直言，对于富二代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为了“把企业搞好”，董铭决定投入300万元建一栋综合楼，底下一层做新饭堂，楼上做宾馆式标间，提供给员工居住。“不断推高的房价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公，我们给工人涨的几百元月薪犹如杯水车薪。”这也算是董铭“办人情味企业”的新举动。

比起做公益，大陆富二代还有一项使命，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惯性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机制在中国一直运行，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些甚至甘当“权贵资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带，令社会不安和厌恶。虽然富二代们有为自己证明的强烈动机，但大环境的阴影如此之大，他们面临挣扎和胶着。“接力中国”希望递给富二代们这样一种价值观：对自己对企业得有正气，不能向潜规则低头，法治民主的趋势是中国的根本趋势，必须展示出一身正气的精神面貌来。同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不能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负、有目标的企业家。

这样，他们“接力”，社会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