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集镇地处高邮湖西新区，素有“灯具之乡”、“建筑之乡”、“水产之乡”之美誉。郭集镇被中国产业集群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国产业集群经济示范镇” 、“中国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100强”称号，全省仅高邮郭集、常州武进等5家单位获此殊荣。曾获得国家生态镇
镇域面积54平方公里，辖6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常住人口334万。2012年，全镇实现经济总量185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118亿元，财政收入12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140元。郭集的地下资源丰富，镇东南方的油田年产原油10万吨。 郭集镇 地处高邮湖西地区，素有“灯具之乡”、“建筑之乡”、“水产之乡”之美誉。镇域面积54平方公里，辖6个村、1个社区，常住人口334万。郭集是汉代史学家蔡伯楷的故里，南宋抗金英雄梁红玉在此安营扎寨的古迹犹存，这里还是党的“十七大”代表、全国优秀党员、“白衣圣人”吴登云的家乡。郭集的地下资源丰富，镇东南方的油田年产原油10万吨。2012年，全镇实现经济总量185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118亿元，财政收入12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140元。郭集是汉代史学家蔡伯锴的故里，南宋抗金英雄梁红玉曾在此安营扎寨，这里还是党的“十七大”代表、全国优秀***员、“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百位人物之一”吴登云的家乡。郭集是 “中国路灯制造基地”、“国家生态镇”、“中国产业集群经济示范镇”、“中国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100强”、“扬州市‘十佳争先进位’乡镇”、“扬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省卫生镇”、“江苏省体育先进镇”、“江苏省文化先进镇”、“江苏省品牌培育基地”。
“一盏灯”亮遍神州。灯具产业特色明显，是江苏省百家重点产业集群之一，全国每4盏路灯有1盏产自于此。灯具工业集中区被评为长三角地区新农村建设示范企业、江苏省示范工业小区
“一根缆”连接南北。电缆龙头企业赛德公司年产值近10亿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学习型企业，产品被广泛运用于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三峡工程、奥运电力、上海世博等国家重点工程。
“一把刀”享誉四方。全镇现有规模建筑企业5家，在外施工人员近万人，建筑施工年产值超50亿元。江苏润扬公司是国家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建筑企业、江苏省优秀建筑企业，正积极争创建筑业最高荣誉——“鲁班奖”。
“一汪水”蕴产丰饶。全镇三面环湖，四面临水，水清湖秀、生态宜人。规划面积1万亩、总投资15亿元的高邮鸭科技示范园，集高邮鸭保种、扩繁、育种及蛋鸭养殖、饲料加工于一体，是中国高邮鸭有机生态观光养殖基地。罗氏沼虾育苗产业园快速发展，填补扬州市产业空白，接长增粗了高邮市罗氏沼虾产业链。新农村建设连续五年被高邮市委、市政府评为一等奖。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扬州市乡镇前五强。
“一爿柳”意境悠长。传承“爱柳尚柳”之传统，以“柳文化”提升集镇建设品味。集镇建有金柳广场、金柳大道、金柳小区、缤纷柳园，柳景、柳名、柳石、柳诗点缀其间，“精致、别致、雅致”新型小城镇活力四射。国家卫生镇创建正在强势推进，全力迎接国家级考核验收。 照明灯具业
作为全国最大的道路照明灯具生产基地，全市有灯具生产企业500家，拥有各类专利800项，灯具产业销售额达200亿元，占全市全部工业销售额的11%、国内市场份额的40%。产品占据全国三分之一的路灯市场，灯杆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高邮郭集镇灯具将点亮南京青奥会室外景观照明
我市灯具行业有靓路这一集体省著名商标外，还拥有6个个体省著名商标、18个扬州市知名商标。
郭集镇灯具产业特色明显是省百家重点产业集群之一，全国每4盏路灯有1盏产自于此
电缆业
电缆连接四方。电缆龙头企业赛德公司年产值4亿元，电缆产品被广泛运用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三峡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
农业
高邮鸭闻名遐迩。素有“世界双黄在高邮，高邮双黄鸭蛋在郭集”美誉。加快高邮鸭有机生态观光养殖基地建设，全镇高邮鸭年饲养量近100万只。建筑大军闯荡南北。
建筑业
郭集镇现有建筑企业4家，在外施工人数近5000人，全镇建筑施工年产值8亿元。润扬公司被评为省二级资质建筑企业最高奖，郭集镇正力争获得国家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并积极争创建筑业最高荣誉——“鲁班奖”。
“三新”产业
高邮市郭集镇是远近闻名的“灯具之乡”，但在2003年前，郭集镇灯具生产企业无一家涉足LED，所需LED产品都是来自广东。经过近年来的摸索发展，郭集镇的生产企业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进一步提升灯具产业的科技含量，使传统灯具演变成节能减耗型灯具，增强市场竞争力，只有走“三新”之路。
郭集镇大部分灯具生产企业都涉足LED及太阳能路灯的生产销售，其中规模企业有近20家，实现了“三新”企业从无到有，产品从组装到研发，品牌从不知名到创品牌，生产从散打到流水线规模生产。为把“三新”产业打造成“朝阳产业”，郭集镇将通过三年努力，使太阳能路灯、LED年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培育一批名优产品和龙头骨干企业；形成1个省级技术研究中心；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建成“三新”产业发展区，凡进入发展区的企业必须是发展三新产业。 郭集镇距同三高速公路高邮市道口仅20公里，距京沪铁路镇江火车站仅60公里，距南京禄口机场120公里，距扬州泰州机场95公里。省道邮仪线穿境而过，公路还可直通扬州、南京、安徽、山东等省、市，水路经高邮湖至京杭大运河可达各大港口，交通便捷。
郭集地处江苏、安微两省四县交界处，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纵贯境边，省道S333、邮天路穿境而过，向北距离京沪高速公路10公里，向南距离扬州港40公里，距离宁通高速公路30公里，向西距离204国道30公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随着湖区高架桥的建设，郭集镇已成为苏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郭集工业集中区远期规划用地3000亩，已开发面积2240亩，累计投资1066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6239万元，区内现有企业134家，企业职工5800多人，其中灯具企业126家，企业之间优势互补，相互配套，真正实现了“不出郭集门，产齐各种灯”。集中区先后被评为扬州市示范工业小区、江苏乡镇示范工业小区、长三角地区新农村建设示范企业，并被列为扬州市“十一五”重点推进的4个乡镇工业集中区之一。2007年，集中区实现产值15亿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80%以上。集中区一期工程于2001年3月启动，2006年开始开发集中区二期工程，2007年启动三期工程建设，目前三期工程主干道已经竣工。围绕“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指导思想，区内规模以上企业100%建立了党组织，2007年5月“中共高邮市郭集镇工业集中区总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28个党支部，努力以特色党建带动特色园区，实现非公企业党建和集中区建设的“互动双赢”。
灯具亮遍神州。郭集是全国最大的道路照明生产基地，是江苏省百家重点产业集群之一，是“2012中国产业集群经济示范镇”、“2012中国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100强”。全国每10盏路灯有8盏产自于此，灯具工业集中区被评为长三角地区新农村建设示范企业，并被列为扬州市“十一五”重点推进的4个乡镇工业集中区之一。 天山镇辖7个行政村、1个社区、16个村委会和肖祠居委会
共辖南茶、许巷、夏庄、五星、向阳、曹桥、红旗、殷河、桥头、林庄、天山、北茶、金村、黄楝、顾集、林场16个村委会和肖祠居委会。 这里交通便捷。该镇地处苏皖四县（市）交界处，“犬吠三县闻、鸡鸣两涧知”便是这里便捷区域优势的生动写照。天山镇西与安徽省隔河相望，东临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水陆运输极为方便。S333省道穿镇而过，趋车向东40分钟可上京沪高速公路;向西30分钟可上宁连高速公路;向南30分钟可上宁通高速公路和扬州火车站，润扬大桥缩短了天山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距离，南京禄口机场架起了天山与海内外快速沟通的桥梁。镇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公路：京沪高速公路和市内外的公路网使高邮交通便捷。高速公路驱车至北京、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扬州，需7小时、4小时、3小时、2小时、15小时、05小时 铁路：高邮距宁启铁路扬州站需半小时（扬州站拥有发至北京、广州、上海、重庆、青岛多条黄金铁路线），即将开工建设连淮扬镇铁路傍城而过。 航空：高邮距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5小时，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5小时，距离盐城南洋国际机场2小时。扬州泰州机场距高邮城区04小时 水运：
高邮港口码头为扬州港分港区，有500-2000吨级泊位20个，年吞吐量为1000万吨
大运河贯穿南北，高邮湖连接苏皖。高邮市附近的扬州港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拥有万吨级货船码头和多功能码头12座，扬州港与中远太平洋集团成功合作，联入了世界海运网络。
中国有多少人姓邹？邹姓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是哪里？
驾车路线：全程约8405公里
起点：邳州汽车站
1徐州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东南方向出发，沿解放西路行驶290米，过右侧的格力NO苏00152约60米后，调头进入解放西路
2) 沿解放西路行驶230米，过左侧的建工大厦约150米后，左转进入建设南路
3) 沿建设南路行驶570米，过左侧的百货大楼约80米后，稍向右转进入XZ01
4) 沿XZ01行驶39公里，直行进入滨河大道
5) 沿滨河大道行驶710米，直行进入滨河大道
6) 沿滨河大道行驶39公里，左转上匝道
2沿匝道行驶480米，直行进入连霍高速公路
3沿连霍高速公路行驶2252公里，朝商丘城区/柘城/菏泽/周口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4沿匝道行驶17公里，直行进入商周高速公路
5沿商周高速公路行驶680公里，朝永城/登封/S32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6沿匝道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永登高速公路
7沿永登高速公路行驶1226公里，朝平顶山/南阳/S83方向，稍向左转进入兰南高速公路
8沿兰南高速公路行驶770米，直行进入兰南高速公路
9沿兰南高速公路行驶1671公里，朝邓州/G55/襄樊方向，稍向右转进入二广高速公路
10沿二广高速公路行驶10公里，过陈官营枢纽，直行进入二广高速公路
11沿二广高速公路行驶953公里，过冯家大桥，朝十堰/西安/G70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襄阳互通
12沿襄阳互通行驶500米，过襄阳互通，右前方转弯进入福银高速公路
13沿福银高速公路行驶1334公里，在十堰东/城区/G209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14沿匝道行驶990米，朝发展大道/陨十路/G316方向，右前方转弯进入发展大道
15十堰市内驾车方案
1) 沿发展大道行驶42公里，左前方转弯进入浙江路
2) 沿浙江路行驶32公里，过右侧的海尔专卖店浙江路店，直行进入浙江路
3) 沿浙江路行驶510米，在第1个出口，朝房县/火车站方向，直行进入天津路
4) 沿天津路行驶60米，直行进入天津路
5) 沿天津路行驶190米，过北京路立交桥约220米后，直行进入北京中路
6) 沿北京中路行驶21公里，调头进入北京中路
7) 沿北京中路行驶14公里，过左侧的商会大厦约210米后，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十堰市
20世纪中国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变迁
zōu邹
姓
姓氏邹〔 邹 〕
拼音zōu
人口约 450 多万〔 最常见姓氏 〕
排名第 68 位。
位于方姓 之后，熊姓 之前。
邹姓 百家姓排名
时间
排名
时间
排名
时间
排名
最新 68 2018年 68 2014年 71
2013年 71 2007年 69 2006年 70
1995年 67 1987年 67 1982年 74
明朝 61 元朝 94 宋朝 96
北宋 35
邹姓主要源自：姚姓、姬姓、子姓。
邹姓 名人明星
邹兆龙
邹廷威
邹涵虹
邹娜
邹文正
邹开云
邹凯光
邹琳琳
邹俊百
邹志晨
邹姓 郡望
太原郡：秦汉置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隋改晋阳为太原，又另设晋阳，与太原同城。唐太原府洽亦在此地。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改并州为太原府，移治阳曲（今太原市）。以后宋、金河东路、河东北路，明清以来省会都在此地。
广陵郡：秦置广陵县。西汉改江都国置广陵国，治所在广陵。东汉改为郡，辖境相当于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一带。隋改江阳，治今江苏省扬州。南唐恢复广陵原名。宋熙宁五年（1072年）并入江都。
南阳郡：①春秋战国称南阳的地区颇多。鲁南阳指泰山以南、汶水以北地。晋南阳指太行以南、黄河以北地，战国为魏南阳，一部分属韩（按公元前263年，秦白起攻韩取南阳，韩本部与上党郡被分隔）。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地亦称南阳，分属韩楚。②秦以宛为治所，置南阳郡。隋唐邓州南阳郡改良穰县（今河南省邓州）为治所。元明清南阳府治南阳，即汉宛县、今南阳市。
渤海郡：靺鞨粟末部为主体所建，先称振国（震国）。西汉置渤海郡，在今天河北省，辽宁省的渤海海湾沿岸一带。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渤海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公元926年，为契丹所灭。
丹阳郡：①古楚国原在丹阳，即今湖北省秭归东南。楚文王东迁至今湖北省枝江西，仍名其地为丹阳。②丹阳（杨）县，秦置，在今安徽省当涂东北，唐并入当涂。③汉置丹阳（杨）郡，治宛陵（今安徽省宣城），三国吴移治建业（今江苏省南京），隋灭陈后废。炀帝又以蒋州（今南京）为丹阳郡。
邹姓 堂号
范阳堂：秦汉时期，邹氏人有一支从今山东省境内迁至范阳（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西汉邹仲俊后发展成为望族，所以邹氏人以“范阳”为堂号。以邑为氏及以国为氏邹姓的总堂号为范阳堂。
东鲁堂：据邹氏宗谱记载：汉武帝时，仲俊公为上谷守，元光六年（前129）与大将军卫青大破匈奴于涿鹿城，晋秩赐封东鲁侯，东鲁是邹氏仲俊的封地，东鲁堂因此而得名。
碣石堂：战国时期的驺衍，深通阴阳、盛衰、兴亡之道。燕昭王招贤，专门建造了碣石宫来招待邹衍。
讽谏堂：战国时期的驺忌，看到齐威王不喜欢听别人向他提意见，于是以巧妙的方式规劝他。齐威王接受了他大意见，下令：凡是对他提出意见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奖赏。一开始大家都争着给他提意见，两个月以后，提意见的人很少了，三个月以后，提意见的人几乎没有了，大家把能提的意见都提完了。齐威王收集了这些意见，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这就是邹忌讽谏的结果。所以邹氏又称“讽谏堂”。
邹姓 姓氏源流
一、邹(邹)zōu
现行较常见姓氏。今北京、河北之尚义、山东之平邑、山西之太原、内蒙古之乌海、湖北之监利、江西之金溪、广西之田林、贵州之从江、云南之河口及陇川等地均有分布。汉、满、鲜、回、水、苗、土家、布依、纥佬等多个民族皆有此姓。《郑通志》、《清通志》之《氏族略》亦俱收载。其源不一：
1、《姓氏考略》注引《说文》云：“邹本邾娄国，改为邹。后以为氏。帝颛顼之后所封。”“邾娄”促读而为“邹”，曹姓国，故此当以国为氏。系出曹姓。
2、郑樵则云：“子姓，宋湣公之后。正考父食邑於邹，生叔梁纥，遂为邹氏。其地今兖州邹县是也。”此以邑为氏，系出子姓。望出范阳。春秋时齐有邹衍、邹忌；汉代有邹阳；唐代有邹游；金代有邹谷，大理寺丞；明代有邹迪光；清末有邹容。
二、邹
综合：
台湾台北多此姓。按，邹为邹之俗写，故邹氏源于邹姓，今台湾有人分邹与邹为两个姓。
三、邹(邹)
邹姓分布：分布很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033%，为中国人口最多一百个姓之一。尤以四川、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等省多此姓，6省邹姓约占全国汉族邹姓人口68%。
邹姓起源：
1、系自姚姓。舜之后分封有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平)，子孙以国为氏。
2、系自曹姓。古帝颛顼之裔，春秋时邾子之支庶封于邹(故城在今山东邹平东南28里)，后灭于楚，子孙以邑为氏。
3、系自子姓。春秋时宋涽公之裔，正考父禽邑于邹(故城或在今山东高青之旧青城县)，生叔梁纥，遂为邹氏。
4、西夏人姓。
5、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今满族姓。
6、回、土家、苗等民族均有此姓。
邹姓名人：
邹忌，战国时齐威王之相国，封于下邳，成侯。
郡望：范阳，鄹邑。
变化：亦作鄹。
邹姓 历史名人
邹姓古代名人
邹忌战国，邹氏家族在战国时期有名的人物，以鼓琴游说齐威王
邹衍春秋战国，亦作驺衍，春秋战国时齐国人，著名的思想家、阴阳家、士大夫。他学究天人，雄于辩口，号“谈天衍”。创五行始终说。“深观阴阳消息”，借以论述天道、世运的转移。邹衍的著作很多，皆已散佚。《史记·卷七十四》说邹衍著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第十》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也都亡佚。
邹奭汉朝（前283-205），齐襄王至西汉时期，频采父之术
邹阳西汉，西汉散文家，藩王太傅。齐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邹阳是汉代著名文学家，也是雄辩的政治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这种文化传统对子孙后代的发展兴盛，无疑是起到了重大作用。
邹仲俊西汉，西汉上谷刺史、幽州统制，封东鲁侯。
邹牟王西汉，也称作朱蒙，是古代高句丽国家的第一代王。以高为氏。邹牟王开创基业，营建城池，发展生产，壮大势力，合并周围部落方国，为高句丽国家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死后被尊为始祖东明圣王。关于邹牟王的神话传说，古代文献《论衡》、《魏书》、《北史》、《三国史记》中均有记载。详略不同，文采各异。集安市东郊著名的好太王碑碑文一开头也简略地记述了这段美好的传说。实际上，朝鲜学者搞不清邹牟的来历，因此将其神话。有许多学者考证其为西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期著名的齐国人、文学家邹阳之后。邹阳一族就是古邹国贵族后代。山东胶州《邹氏宗谱》记载邹牟是西汉邹仲俊二夫人所出。
邹靖东汉末年，籍贯荆州长沙，东汉末年时期的北军中侯，刘焉之校尉。
邹全哲唐初，唐初幽州统制。
邹思道唐朝，讳函字志儒，唐贞观年间举孝廉，除江阴刺史，迁杭州刺史。
邹沨唐朝，字起泓，号绿墅，江西吉水人，唐穆宗年间临川刺史。
邹天经北宋，字云祯，别号阿蛮，行重一，北宋初幽州范阳统制。
邹天纬唐朝，字云祥，行重二，唐天祐袭封荆南节度使，屯兵范阳。
邹望龙北宋，字辉，北宋干德甲子二年钱粮助石守信兵护宋太祖有功授银青光禄大夫殿前检校国子监酒兼监察御史。
邹义甫北宋，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初授河东军中节度判官，泉州知府，转授龙图阁学士与侄子轼卿同寓金陵。
邹安卿北宋，醇化元年进士，泉州知府。
邹锡守北宋，字世守名孝先，北宋哲宗年间先后任麻城、泰和县尹，转任云南大理签判。邹补之
邹浩宋朝，常州晋陵人，宋代大臣、诗人，自号道乡居士。曾两起两落，历吏部、兵部侍郎、宝文阁大学士等职。著有《道乡集》诗集。
邹应龙南宋，南宋官员，字景初，泰宁城关水南街人，状元，官至尚书、参知政事，理宗亲书“南谷”两字送他，并封他为太子少保，开国公。
邹沨南宋，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部将，兵部侍郎。
邹普胜元末，铁工出身，元末红巾军领袖，天完政权太师，后仍为陈友凉太师。一说他后来战死，一说他隐姓埋名做了道士，化姓名为何野云。
邹应龙明朝，明朝陕西省西安人。嘉靖进士。曾上书揭发严嵩父子，言辞激烈，嘉靖帝不久下旨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下诏狱治罪。嘉庆时任云南巡抚。万历年间因得罪东厂太监冯保被罢免，后病死。
邹守益明朝，江西安福人。明学者，字谦之，号东郭。官至南京国子祭酒。师从王守仁，强调“缜独”、“戒惧”。著作有《东郭集》。
邹亮明朝，明代学者，工诗文，为景泰十才子之一。喜藏书，著有《鸣珂》、《漱芳》等书。
邹一桂清朝，江苏省无锡人，字小山，清代大臣、画家，累官至礼部尚书。工绘事，尤工花卉，间作山水。著有《小山文集》等。
邹宏义明末清初，明末清初著名武术家，梅花拳始祖。
邹复胜清朝，清代爱国将领，光绪年间陕甘提督，与老将冯子材并肩取得镇南关大捷。没有他率队及时赶到，炮台就失手。
邹伯奇清朝，清代科学家，字特夫，广
邹鲁氏其女为帝喾之妃。黄帝战败蚩尤，千其民於「邹鲁」之地。
邹丹东汉末期，人物。公孙瓒部下。
邹湛西晋，文人
邹文盛明朝，湖北公安县人。明朝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赠太子少保。
邹之有明朝，湖北公安县人，明朝太子太保锦衣卫东司房掌卫事，后军都督府左都督。
邹元标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三君」之一。
邹崇汉清朝，湖北公安县人，清朝诗人。
邹勇夫字愈，生于唐末，原籍固始县。闽国尚书左仆射协镇闽疆，加封威武军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至今仍尊称他为“开泰公”。
邹伯元（伯原)初授淮安知府，景德三年（1006）任太子太傅兼春坊侍读，（1021）敕诰命御史。
邹政（1425-1506），别号淳溪，明英宗天顺年间，参加丁丑科会试，取得会元，被钦点为探花，官至两广总督，举家入籍广东高州府，居茂西顿梭贵牌，成为贵牌邹氏开基祖，后代分布高州、廉江、茂名及广西防城等地。
邹炳泰（？-1820），字仲文，江苏无锡人，清朝大臣。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历官国子监祭酒，兵部、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中，援古制疏请立国学辟雍。先后督山东、江西学政。屡被贬降。嘉庆中，因林清事变罢官。嘉庆二十五年卒。
邹姓近代名人
邹杰（1875-1915），字汉卿，原酉阳后溪乡长园村邹家堡人。少年练就一身武艺，好打抱不平，有“力挽狂澜之志”，蜀军总司令属下第四标标统，后被袁世凯杀害，追认为“蜀中先烈”，后代分支有龙潭水、九溪、沿溪木塘、大溪等支系
邹容（1885-1905），近代革命先驱。原名邹绍陶，四川省巴县人。1903年加入爱国学社，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写成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倡言反清革命，号召推翻清廷，创建中华共和国，颂扬革命为世界之公理，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遭到清廷和上海租界当局的迫害，《苏报》案发，章太炎被租界当局拘捕，邹容自投捕房，一同入狱于提蓝桥的公共租界监狱。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21岁，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追授大将军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1895年出生，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长乐县。中国现代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22年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同年7月被迫流亡海外，周游欧美，并至苏联参观。1935年回国。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并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1941年皖南事变后，再度出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1942年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24日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辑有《韬奋文集》。
邹云彪民国初年，民国初年孙中山委任福建闽西警备司令，追赠陆军上将。
邹鹏振民国，民国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
邹适（1900-1981），广东佛冈县人，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广东省参议员。广州沦陷后，随省府迁至韶关，实质是中央派驻华南的特务总指挥，专搞日伪情报工作。出任过西江抗日游击纵队司令，授中将衔，总部设在芦苞，对日伪打击甚力，伪军闻风走避，称之为“高佬邹”。
邹殿邦（1895-1993），广东香山县人，家族以盐业起家，16岁就接替父亲担任广信银号的掌柜，因经营盐业20多岁成为百万富翁，长期担任广州银业公会主席、广州市总商会主席，参与过近代广州不少重大事件。民国时期广东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邹殿邦活了99岁，1988年岭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他儿子邹至庄陪同年已94岁的邹殿邦来到岭南大学校园参加庆典，一时传为佳话。
邹平凡伪武汉绥靖公署第29师少将师长，伪第14军中将军长，和平救国军副司令。1945年日本投降后拥兵自重，拒绝国民党和李先念的劝降，在大汉奸黄大中、胡兰成等怂恿下在武汉上演了一场短命的“武汉独立”的闹剧，成立大都政权13天就垮了，后被蒋介石临时委任为“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和暂编第21军军长，9月，第6战区命令邹平凡率部集中汉阳蔡甸拆散改编，后被查办离开湖北。1949年温州解放，他逃到上海，再逃到香港，后偷渡到日本。
邹大鹏辽宁辽阳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长春市市长、社会部秘书长。政务院首任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文革中迫害致死。
邹国厚开国少将，湖北省红安县人，曾任旅长、军分区司令员、河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蟠龙等战役，为军队和公安部队的建设崇高的贡献。
邹衍（1915-），1955年少将，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顾问。
邹善芳开国少将，河南省光山县人。曾任商丘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
邹承鲁著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人工胰岛素的发明人。
邹雅著名画家。1938年进延安鲁迅美术学院学习，此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搞战地宣传工作。解放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73年任北京画院院长。1974年到阳泉煤矿深入生活，不幸失事遇难。
邹桐河北省人，1937年加入中国***。曾任赵城县牺盟会特派员、太岳区农救总会组织部部长。1942年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后任中共安泽县委副书记，太岳二地委办公室主任、民运部部长。1948年入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建国后，历任中共唐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开滦赵各庄矿党委书记兼矿长，开滦煤矿党委书记，河北煤炭管理局局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顾问。
邹家尤原国家地质总局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地质矿产部副部长。
邹炎抗美援朝空军二级战斗英雄，1973年在周总理指导下他与另一位战斗英雄张积慧为空军副司令员。
邹洪（1897-1945），国民党陆军上将。台湾新竹人，祖籍广东省五华县华阳镇，其高祖父于道光年间迁居至台湾。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历任团长、师长、蒋介石南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粤汉铁路警备司令、广东省保安处处长、新编第二军军长、第三十五集团副总司令、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职。1945年4月16日在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职。1945年4月16日在粤桂边区住所病逝
邹若衡云南“邹家拳”创始人。早年从军为蔡锷侍卫长，后负伤脱离军界
邹家华1926年10月生，上海人，1945年6月在新四军加入中国***，1944年12月参加工作。前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毕业，大学文化。前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韬奋之子。
邹德华1926年生，女高音歌唱家。
邹瑜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原部长。
邹尔康深圳特区市委首任秘书长，曾任海南省副省长。
邹尔均厦门特区创建人，原市长、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邹永钶晚清民国，政治人物，文人。
邹汉勋（1805—1854），清著名学者，湖南新化人，字叔绩。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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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跋夹谷，宰父谷梁。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况後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带来的思考
提要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学家孟德拉斯提出了法国“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以后20年法国城市化与农业的进程证实了这一结论。当代正处于都市化的发展高潮阶段，未来的20到30年间面临着“都市社会的来临”和“农业社会的终结”的考验，城市数量将从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与人口迁移格局，使传统都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受到挑战，因此，、、认识人类社会及未
关 键 词都市农业/结构性农业/都市化
正 文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他在这一著作的开篇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提出的主要。”（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所所长、法国科学中心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都市化过程中的都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20年后的1984年，作者在为该书新写的一个《跋》中说：虽然法国还有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孟德拉斯认为，《农民的终结》一书是给在法国存在一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的死亡证明书”。他还很感慨地说：“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农民的陈旧价值的怀旧歌手。宣告农民的终结在读者中引起怀旧的伤感：尽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科学’，但他永远无法控制他在读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鸣。”（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297-298页。）
当代中国正处于都市化的发展高潮阶段，在未来的20到30年间，中国的城市将从目前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必然加快。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要想让农民富有，就必须减少农民，这已经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格局，传统都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正面临全新挑战，因此，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这对于中国都市化道路及乡村变迁的模式选择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是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真正结果
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形态转型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变迁主潮集中体现在都市化和都市化的进程之中。事实已经证明，只有使亿万“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才能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因为所有的现代化都取决于人的现代化，而“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是塑造社会整体意义上的现代人群体的前提。“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员，为符合其作为职业者和选民的角色，他们必须变成有良好的、积极的、灵活的、有成就意识的人、从‘传统的人’过渡到‘现代的人’”。（注：〔德〕沃尔夫冈·查普夫著，陆宏成、陈黎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很显然，停滞不变、封闭的乡村社会几千年的证明，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是不可能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的。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农业属于农村，而不是农业属于工业或都市。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改变农村社会结构和农业经营结构的道路，即创造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相适应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模式。而要创造这样的模式，必须首先改变农村人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过程的目标和结果形式即为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而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亿万“乡村人”向“都市人”转化。
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导论》中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的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这一论述完全可以用于当代中国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对都市缺乏了解，而且对中国农村更少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设问：21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是以农村为标志，还是以都市为标志？这一设问在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来看似乎有些怪异之嫌，但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在21世纪中叶中国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现代化。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明确认识的：“农民是相对于都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都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2页。）这一认识观的最终结论应该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现代化的结果应该是有农业工人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换一个角度来说，没有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现代化，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格局不改变，即使达到某种较高收入指标，也不能称为是现代化。
面对当代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的发生与存在与城乡差别的存在和扩大有直接关系。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必须认识、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的农民问题，必须注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只有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经济关系出发，充分认识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负面功能，才能真正揭示“农民的终结”的重大意义和最根本原因，认识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和过程的深刻意涵。当代中国农村所保存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内涵非常复杂，在此仅举其比较牢固的传统意义上的负面社会因素，大体有五：
1宗法血族关系对旧传统的传承。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这种宗法血族关系的最大特点是：维系社会旧意义上的亲情关系的发展，并为封闭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创造条件，使旧的文化习俗得以传承。中国传统农业的宗法血族关系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在西周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进一步强化，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多种变异，但其“基本内核”没有变。当代中国的河南、山东、湖南、广西、河北、山西等省份的一些比较落后的乡村，宗法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的苏南地区，宗法关系直接介入经济和政治领域，在某些地方和形成家庭经济体系。宗法关系在乡村的外部表现形式有村落的同姓化、亲缘化，而且具有游离于政权之外的权力。宗法血族关系在农村主要功能有：其一，保证了封建伦理习俗的延续；其二，维护了传统文化与观念，如在婚丧嫁娶中旧的传统的文化与行为在一定程度得以强化实施；其三，在积累旧文化中，创造新的愚昧抵制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其四，与文明社会的法权相抗衡；其五，用传统家庭血缘的方式参与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当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
2生产要素简单化和低层次化使农村缺乏突破自我的“文化力”。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表现了在低水平上循环的特质，主要就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化。即：(1)土地；(2)简单生产工具如锄头、犁等；(3)劳动力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几千年中，上述3种要素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直至21世纪初，在中国还有一些乡村仍保持典型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经验的传承方面，有关农业生产知识仍然是以“习得”的方式获得。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着巨大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6页。）
3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形式的单一性导致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某种停滞性。这种停滞性表现为生产形式固定化、文化活动的单一化、消费方式的低层次化、主要农业产品单一化和农业产品在某种范围的生产非商品化，在当代中国的一些地方还存有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种停滞性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乡村什么也不创造，它的一切都来自都市，服装、习俗、歌曲”，孟德拉斯还加上“机器和技术”。在很多传统的农业社会关系中，都市的文化是远离他们的，是被现代都市文明遗忘的角落。从社会的开放结构来看，凡是不发达的经济都是封闭性经济。而任何封闭性经济关系，都不存在高级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通。最重要的是在封闭的农业经济中，多数人收入等于产值。
4小规模农业经济形成多重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基本常识，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对于中国农村的不平衡“点”应该寻找。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深层关系是，有些地区不能维持自身的发展已经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有的地区年年发生灾害，不仅自身不能养活自己，而且使得发达地区有很大一部分农业产品和其他商品成为“社会救灾产品”，这种不平衡在市场经济关系中还有继续发展的势头。沿海与内地农业差距指数在1952-1989年间从099上升到136。几十年中虽然有比较大的波动，但总趋势是差距越来越大。（注：参见李若建：《建国后沿海与内陆发展差距展望》，《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1期。）在多重的不平衡中，应该更多注意的是农业劳动投入的不平衡。因为传统农业的生产形式与内容的单一性，必然出现“农隙”。（注：“农隙”伴随中国传统农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见《左传·隐公五年》。）“农隙”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规模小，单一的生产形式使农业本身没有深加工，农业劳动忙闲不均。农闲时，大量没有专业技能的农业人口涌向都市，造成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最大问题。
5传统农业技术含量低及教育程度偏低所形成的价值观的低层次化。低教育的农业人口呈强劲增长趋势，而农业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长期不变，因而造成传统农业社会的“均衡经济陷阱”。在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人口增加形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的压力，虽然社会财富总量年年增加，可是社会平均财富呈递减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几个必然的社会矛盾现象：(1)农业人口持续增长与数量不变的土地之间的矛盾，农业劳动力必然出现剩余。21世纪初中国农村将有3亿左右劳动力从乡村中游离出来，如果都市不能有效地涵容农业人口，将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问题。(2)人均产值下降与消费增加的矛盾。(3)传统农业社会农业人口收入波动有时趋向“最低生存费用线”，新增加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创造有效维系生存的产值。
综合传统农业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乡村贫困的根源：(1)农业经济体内劳动力过剩；(2)低层次的生产力造成生产形式的固定化；(3)农业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4)农业土地数量在工业化和都市现代化中减少；(5)由低收入、低消费决定的教育低下，使科学技术没有有效传播的载体。
传统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造神的机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封闭性和低教育的群体更容易创造迷信和不发达、不完善的多元宗教形式。粗略统计，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运行的几千年中，为后代创造了近三百种“神”，还不包括少数民族和各种单项崇拜“神”以及现代各种“功”所创造的“神”。当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使富有与贫困的群体并存，发展机遇与新风险共在，人们的祈富心理千姿百态。为满足侥幸致富心理，为了达到某种低文化群体偏执的心态要求，传统农业文化中的各种“神”又应运而生。而且颇具现代意义的是，在都市里那些“通易经”、“懂天命”的人，多来自教育落后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个体农民。
在传统的乡村里，土地被视为惟一的财富。是的，土地是财富，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财富，但是它不是社会惟一的财富，更是一个可以运作使之增值的具有多种功能的财富。把土地视为仅有一种功能，这一观念和心态所表现的本质是缺乏“资本观念”和资本的再生产观念，与传统农业的“重农抑商”思想异曲同工。这种文化心态还有“君子应安贫乐道”、“守穷”等“守道”的文化内涵。把土地视为惟一的财富而不是把它视为资本，还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事实上，这一心态是与中国的传统农业伴生而来的。在贵州某山区，世代以耕种土地为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地方修水库，村庄周围的土地大批被淹在水下面，一部分剩余土地在隔水库相望的对面山上。这里的农民没有因水库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用传统方式造一只小船，每天用小船装上牛，到对面的山上去耕种土地，生活十分贫困。当一些人员到这一带考察时发现，可以转化为货币的山货特别多，而且只要这里的农民能够在水库里养鱼或打鱼就会变得很富有，可是在当地农民眼中，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只有土地。事实上，自古以来，单纯依靠土地生存的民族，都是长期处在“匮乏经济”条件之下的民族。对土地的眷恋蕴涵着传统生活方式对人走入新的生活方式的羁绊。在广西贫困山区，尽管条件十分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使人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可是让当地居民从山上迁下来时，却很艰难。
“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创始人W·A·刘易斯在描述“二元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时说，社会中既“拥有雄伟的建筑物、自来水和之类的现代都市”，又有“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注：〔美〕W·A·刘易斯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就是一部分农业人口自身不能养活自己——“产出小于消费”，造成中国长期以来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或是所谓“剩余劳动力”群体，他们必然要从不发达的农业游离出来走进都市。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迅速地甩掉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怎么能以小农经济为依托来发展社会经济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通过人口流动历史和现实流动农业人口的行为分析，某些地区因农业经济发展呈衰退趋势而出现的农业游离人口，其流动具有盲动性，其负面也特别大。有关资料统计，中国还有数千万农业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农业人口的大流动必然存在。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的必然性，有很多相关理论进行证明，比较流行的是“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即城市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拉力，而农村的贫困作为一种推力，只要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存在，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就必然存在，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吸引。因此，减少农民便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兴旺之路，（注：参见周大鸣编著：《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必须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农民出路的途径。
二、“都市性结构农业”的构建
孟德拉斯对主义国家的农业提出这样的：“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7页。）从其属性来说，生产土豆与制造卫星缺乏严格的可比性，但是至少说明，资本主义在解决农业问题上，走了一条与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在资本主义发生初期，就通过农艺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把农业作为科学与进程的一部分。
的农业在人类文明之初曾是最先进的，但是，在纯粹农业发展数千年后，农业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结构而存在着，面对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业没有汇入工业的发展之中，而是与工业“滞后式平行”的方式循着“两条轨迹”发展着，这是中国农业之所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就农业本身而搞农业，这一方式在中国奉行三千多年。但是，在社会把农业置于工业发展之外，作为传统的国家“两部门经济”的存在形式，使农业只能是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进化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质”的飞跃。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改变都市与乡村的人口比例→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走进都市生活→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提高都市化水平→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创造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体系→这一社会与经济结构性转型过程与改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相辅相承→最终使“乡村人”成为“都市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方社会的是乡村都市化。乡村都市化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没有了城乡差别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就没有了属于乡村的农业。为此，应该创造并选择“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中国农业一直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虽然沿海都市及地区的农业在近代以来有一部分开始踏入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中，但是始终是处在“商品经济的边缘”。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农业已经不可能成为“独立靠天生存的系统”，而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关系，依靠工业与高为发展基础的经济系统。如果能确立这样的认识前提，中国农业社会的转型才不仅仅是站在都市社会之外，而成为都市社会转型的“不大转动的外围”。
近几年来，由于市场关系中人们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不合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弃农经商”，这种情况在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也存在。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工商业的低投入高产出；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所认识的是自身的“比较贫困的概念”。从与实际需求的关系来说，越是发达地区，越需要良好的农业条件作为其发展、生存的前提。因此，无论本质关系上还是理论认识上，加快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加快都市化进程和水平，是在整体上转变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摆正农业与都市工商业发展关系，尽快使农业形成“工业农业模式”。其基本的理论认识及方式选择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
1都市社会结构变迁最终是以实现城市化和都市现代化为目标。加快社会整体的城市化、城镇化水平，以城市化为中心构建农业经济，形成四种模式：一是大都市圈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如上海地区的农业，可称典型的大都市农业；二是都市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主要指大中城市郊县农业，可称为都市所属农业；三是城镇经营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城镇农业经济；四是商业性农业经济模式，可称为规模性的商业农业经济，以各种各样的农业经济公司、农业经营的服务公司和托拉斯为其主体形式。这些可归结为一个总体概念，即“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这一目标的发展指标之一，是在未来50年内使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都市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50%以上。
2为了适应发达地区都市的高速发展，发达地区应该尽快形成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工业化、机械化发展的基础和结果，没有规模农业，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能力。
3要尽可能地加速农业的商品化和经营集团化、托拉斯化的进程，并形成专业性农业经营模式，至少在发达地区可以首先实行这一经营形式。使经营土地的人成为懂得商品经济，懂得高科技的社会群体。这样可以少走资本主义初期走过的弯路，使农业生产者不仅是农业经济的生产者、创造者，而且也是都市经济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同时又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享受者。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作为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种地养家的农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175页。）
4创造都市型结构农业。值得理论界思考的是，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是再用传统农业方式创造新的传统农业，即用落后创造新的落后。有些学者仍然在用传统的指导现代农业，甚至用现代的方法装点传统农业，这犹如在一双传统的“三寸金莲”上绣上现代符号，或者是在“三寸金莲”上装上一个集成电路，但是，让被束缚的“三寸金莲”腾飞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打破旧的结构关系，创造新型的结构与功能，才能使传统农业走向新生。在与西方发达农业比较中，寻找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把中国的农业放在都市经济的结构框架中来发展，最终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生产形式，而形成有持续发展能力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模式”。
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创造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并构建布局合理的区域发展中心，即区域“发展极”，使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形成区域性社会协调机制，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说中国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在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新的地域社会结构关系正在形成，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的重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在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着作用。但是广大的没有区域发展中心——“发展极”——的农业地区的发展没有政策性的说明。当前的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应该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心性原则，即在政策上创造区域性“发展极”是中国农业经济及乡村的特殊需求。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农民的出路之一。但是，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小城镇都能够自然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的都市，因为有相当多的小城镇与都市并行了数千年。中国乡村都市化的理论问题，应该走出原来的理论误区，很多小城镇不具备“累积循环因果原理”，因此相当多的小城镇，只是在原有水平上“停滞维持发展”，不增长，也不扩大，进而不能形成有力而合理的地域生产力布局。所以，有的地方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也与地域结构的生产力布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小城镇才具有都市的“循环累积”发展的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人把工业化和都市化严格区别开来，西方学术界把都市化与工业化看作是“有区别的同一过程”。从现实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过程，小城镇要成为都市必须具备多重条件，虽然学者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不一，但有一点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即在大都市经济辐射圈——区域“发展极”的功能覆盖下，小城镇发展为都市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在一定区域内，不是所有的小城镇都能成为都市，只是其中区位条件比较好的城镇才能发展成为都市。无论是中国历史上小城镇的发展，还是当代中国小城镇的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极”，是地区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一个区域性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区域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极”的合理关系。“发展极”作为都市群的主体部分，往往是一定区域最新成果和创新集团的发展区，往往是一个都市群的创新区，经济发展最前沿区，有着某种示范作用，必然会不断地向市场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管理体制及新生活方式等，只有小城镇成为大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的结构构成部分，区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与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而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结构在区域空间意义上的扩张，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城镇能够成为都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通过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创造“乡下人”走进都市的社会机制，创造抛弃旧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