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
1. 庙号 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如宋朝赵匡胤称太祖，其后的赵光义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清朝努尔哈赤称太祖，福临（顺治）称世祖，玄烨（康熙）称圣祖。但是在隋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因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祀。唐以后，每个皇帝才都有了庙号。
2. 谥号 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褒贬之意。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称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谥法有固定用字，如慈惠爱民曰文，克定祸乱曰武，主义行德曰元等，这是美谥；杀戮无辜曰厉，去礼远众曰炀，好祭鬼怪曰灵等，这是恶谥；还有表示同情的哀、愍、怀等。一般人的谥号多用两字，如岳飞谥曰武穆，海瑞谥曰忠介。
3. 尊号 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的特殊称号。或生前所上，或死后追加。追加者亦可视为谥号。尊号一般认为产生于唐代。实际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初，李斯等人就曾为当时的秦王政上尊号曰“秦皇”。不过这时的尊号一词的含义与唐代以后的不甚相同。尊号开始时，字数尚少，如唐高祖李渊的尊号为“神光大圣大光孝皇帝”。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除了庙号“高宗”二字外，其尊号竟有二十余字之多。
4. 年号 年号是中国皇帝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以后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明朝以前，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如汉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十一个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先后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明朝自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开始，包括明、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不论在位时间长短，只用一个年号，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具体参见《中国古代帝王称号的演变》。
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年号是从汉武帝时才开始有的，《资治通鉴．汉纪．武帝注》：“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于此。”汉武帝即位时，将那一 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在此之前，皇帝都没有年号。自汉武帝后，历代帝王即位都有自己的年号。新君借位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改元，如汉武帝就改了十一个年号。古代帝王的年号大都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的一个年号“元封”，其意是始封泰山。自明以后，尤其是清，每个皇帝中途基本上不改元，因此，大都以年号来称皇帝，如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
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的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谥号是从周代开始的。据唐张守节《谥法解》载：“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秦始皇时曾一度废掉，汉代又恢复了。据《谥法解》说，古时共有164个谥号，每个谥号前加一句断语，可分为三类，好谥，即褒扬的，如文、武、昭、元、平、桓、康、景、惠、宣、成、明、献、穆等；恶谥，即批评的，如灵、厉、炀等；夭谥，即同情的，如哀、悼、怀、愍等，一直到光绪帝，还用谥号。上古谥号多用一个字，如周厉王、秦穆公。此后，谥号除皇帝外，多用两个字，如岳飞死后被谥为武穆王，或称岳武穆。此外还有一种私谥，是有名望的学者死后其亲友门徒所加的谥号，如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张载死后，门人谥为明诚夫子。
自汉代始，封建帝王还有所谓“庙号”。开国第一代称祖，叫太祖或高祖、世祖，以后继位的皇帝则称为太宗、世宗等。此外，唐以后，皇帝还有尊号，这是皇帝生前被奉上的，如唐玄宗的尊号是开元圣文神武皇帝。
皇帝的名号制度还包括皇帝生前使用的年号，死后的谥号、庙号、陵寝号等。①年号是反映在位皇帝的执政纪年。自西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40年定为建元元年起，至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宣统年号被废止，历朝诸帝皆立年号纪元，亦有中途改元的。②谥号是皇帝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的称号。早在西周时期，谥号便已在贵族之间普遍采用。秦始皇为突出帝王的尊严，不允许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评议和指摘，下令废去对皇帝之谥。西汉吕后当权时加以恢复，一直沿用到清末。谥号本应反映去世皇帝一生的功过，但实际上多用推崇溢美之词，而且字数越来越多。如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1908年去世，被谥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的谥号。谥号一般是在皇帝死后由礼官拟定，报请新皇帝裁定公布。在改朝换代之际，也有由新王朝为前朝末帝定谥号的，如清朝建立后，曾为明朝的崇祯帝朱由检定谥为庄烈愍皇帝。③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特起的名号。秦始皇自以为其统治可传万世,因此以世系为庙号。汉代恢复古礼,以“祖”或“宗”作为庙号，在“祖”或“宗”之上再选择一个符合去世皇帝“功业”的字眼，如西汉创业的刘邦，其庙号为“高祖”;唐朝李世民的庙号为“太宗”等,其他如世祖、真宗、仁宗等不一。清末光绪帝死后被称为德宗，此亦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庙号。④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去世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开国皇帝之陵一般称为“长陵”，其后诸帝则应依其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康陵、定陵、显节陵等。也有以所在地命名的，如霸陵、首阳陵等。为皇帝建陵后，还要设置守陵奉祀之官以及禁卫和陵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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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是指用于纪年的名号。一般由皇帝发起，但也有以国家名（国家诞生时间）来纪念的。发端于中国，后来日本、越南、大韩帝国时期的朝鲜以及高丽和蒙古国建国初年受到中国影响，都曾使用过年号。目前仍使用皇帝年号的是日本，仍使用国家年号的是中华民国，另外朝鲜使用的主体纪元也近似于年号。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据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九年首创的，年号为「建元」。《汉书》上记载说，那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记年，於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年）为元狩元年。可是，过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於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後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称「纪元」，改换年号叫做「改元」。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纪年，并同时改变年号。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
改元
一个皇帝在位时，也可以进行多次改元。明朝以前的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一个皇帝年号也有多个。例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1年有18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乾化”年号、后晋的“天福”年号、后周的“显德”年号。明朝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因此也常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康熙帝。
年号的使用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另外朝鲜、琉球为中国藩属时，亦用中国帝王年号。以朝鲜为例，明亡之後，除与清朝文书往来，内部官方文书拒用清朝年号，改用干支或国王在位纪元，至於民间仍有坚持采用崇祯年号者，甚有直到崇祯三百馀年者，与明郑一直采用永历年号，极为相似。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还有许多年号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例如建元就有5个时期在使用。还有因为避讳或者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的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
有些年号是根据两个前代年号合并而成，如贞元取自贞观开元，隆兴取自建隆绍兴，淳熙取自淳化雍熙，绍熙取自绍兴淳熙，庆元取法庆历元祐、开禧取自开宝天禧等1。
年号的废弃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国纪年。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的年号，而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认为中国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的“宣统”(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
谥号（“諡”，拼音：shì，音同“示”）为杹喒糯 鳌⒅詈睿ò ㄖ泄 ⒊ 省⒃侥稀⑷毡荆 ⒋蟪肌⒑箦 染哂幸欢ǖ匚坏娜怂廊ブ 螅 菟 堑纳 绞录S肫返滦扪 蓝ò 幔 枰桓鲈⒑ 埔馄兰邸⒋ 衅琅行灾实某坪拧8 荻晕髦苁逼谇嗤 髅 牡难芯勘砻鳎 僦林苣峦跚昂螅 匚唤细呋蚪嫌猩矸莸乃勒呒右在趾诺淖龇ㄒ驯冉隙唷9糯 缘弁蹩梢猿坪羝洹摆趾拧蓖猓 坪舸蟪肌⒀д呙 鞯摹摆趾拧币彩且恢肿鹬氐某坪簦挥行┤说内趾庞捎诰 1缓笕顺坪簦 负醭晌 堑谋鹈 缭牢淠?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朝末期，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清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种类
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善、恶“谥号”则源自西周共和行政以后，另外还有“私谥”。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
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幽”表示“壅遏不通”、“灵”表示“乱而不损”等。
“下谥”之“恶谥”：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东北)并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
徽号，也就是後宫嫔妃和皇太后、太皇太后等，在宫廷中有地位的女性所拥有的尊号，一般妃嫔的徽号约在两字以内，但仍时有特例。太后和太皇太后则不一定，通常遇到年节时，皇帝都会在太后及太皇太后原有的徽号上再加新字，例如清朝开国皇后孝庄，生前总共被两位皇帝八次在原有徽号加上新字的纪录，值得注意的是，女子成为皇后时，并不会有徽号，以清朝的慈禧太后为例，她在初进宫时为兰贵人，兰是她的徽号，贵人则是她在宫中的位阶，後来母以子贵而升为太后，被称为慈禧太后，慈禧是徽号，太后则是她的地位级别，在死後称为孝钦显皇后，此时的孝钦显三字已不是徽号，而是諡号了。也就是说，一名女子入宫时，若是她有幸从嫔妃进而升等成为皇后、太后，甚至是太皇太后，那除了她在当皇后的时间以外，她都是有徽号的，顺带一提的是，後宫女子不论生前地位之高低，在死後的神牌（神位）上的最高身分都只有到皇后而已。
规则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釐王、赵孝成王、 卫睿圣武公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嬴政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人已知数学上无穷概念的确切证据。
汉代时期恢复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汉字：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为谥法发展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满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从女皇帝武则天开始，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谥号的旧例，她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时追谥丈夫唐高宗李治为“天皇大帝”，达四字。武则天称帝后，又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累加也影响了谥号的累加，自唐高宗以后，大多数皇帝的谥号都在四个字以上。
皇后之“尊号”即“徽号”。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諌酃 J献崇熙”多达16个字，而她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諌酃 J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3字谥（见慈禧条）。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
明代皇帝谥字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明成祖的谥号为：后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清代皇帝谥字为21字或23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康熙帝的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咸丰帝的谥号为：协天翊邎讨写怪冺 抡裎渎}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
乾隆帝的谥号为：法天隆咧琳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得谥号者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用“文”字。而“文”字的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议；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如曾国藩)。文正以下的谥号则有：文忠(如李鸿章),清朝只有约十人得此谥号；再之下者有“文襄”(只限武功成者，如左宗棠)、文恭、文成等等。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裏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刘秀上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枬h?有几?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祐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太宗列表
汉太宗 文皇帝 刘恒 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庶五子 西汉第五代皇帝
晋太宗 简文皇帝 司马昱 开国皇帝中宗司马睿少子 东晋第八代皇帝
成汉太宗 武皇帝 李雄 益州牧李特第三子 成汉开国皇帝
前凉太宗 成王 张茂 开国国王高祖张寔弟 前凉第二代国王
前秦太宗 高皇帝 苻登 世祖苻坚族孙，苻敞子 前秦第六代皇帝
宋太宗 明皇帝 刘彧 开国皇帝高祖刘裕孙，太祖刘义隆第十一子 宋第六代皇帝
梁太宗 简文皇帝 萧纲 开国皇帝高祖萧衍第三子 梁第二代皇帝
北魏太宗 明元皇帝 拓跋嗣 开国皇帝太祖拓跋珪长子 北魏第二代皇帝
唐太宗 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李世民 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次子 唐第二代皇帝
宋太宗 至仁应运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赵光义 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弟，赵弘殷次子 北宋第二代皇帝
辽太宗 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 开国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机第二子 辽第二代皇帝
金太宗 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 完颜吴乞买（完颜晟） 开国皇帝太祖完颜阿骨打弟，完颜劾里本第四子 金第二代皇帝
明太宗 后成祖 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棣 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第四子 明第三代皇帝
清太宗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 开国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 清第二代皇帝
世宗列表
汉世宗 武帝 刘彻
魏世祖 文帝 曹丕
晋世祖 武帝 司马炎
前凉世祖 文王 张骏
前凉世宗 桓王 张重华
前秦世宗 景明帝 苻健
前秦世祖 宣昭帝 苻坚
后燕世祖 成武帝 慕容垂
南燕世宗 献武帝 慕容德
夏世祖 武烈帝 赫连勃勃
宋世祖 孝武帝 刘骏
齐世祖 武帝 萧赜
梁世宗 元帝 萧绎
陈世祖 文帝 陈茜
北魏世祖 太武帝 拓跋焘
北魏世宗 宣武帝 元恪
北齐世祖 武成帝 高湛
北周世宗 明帝 宇文毓
隋世祖 明皇帝 杨广（唐谥炀皇帝）
后周世宗 睿武孝文皇帝 柴荣（郭荣）
吴越世宗 文穆王 钱元瓘
北汉世祖 神武皇帝 刘旻
辽世宗 孝和庄宪皇帝 耶律阮
金世宗 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 完颜雍
元世祖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奇渥温忽必烈 （薛禅可汗）
明世宗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厚熜
清世祖 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爱新觉罗福临
清世宗 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爱新觉罗胤禛
除了中国以外，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以及越南的李朝、陈朝、后黎朝、莫朝、阮朝帝王也有庙号。但是日本没有采用庙号制度。
桑维翰（898年—946年），字国侨，洛阳人。桑维翰于后唐同光中登进士第。不久，跟随石敬瑭历任河阳、河东、镇州武顺军等节度掌书记，直到石敬瑭立国称帝。晋立国十多年中，桑氏两度任宰臣，同时，晋设枢密院，桑氏以宰臣负责枢密院事，或充枢密使，另任翰林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历任相州、兖州、晋昌军等节帅。五代十国时期，枢密院兼具顾问、行政两系统的职权，枢密使职权膨胀，“权兼内外”，翰林学士等顾问权力亦膨胀，翰林学士属近侍重臣，有“内相”之称①。桑维翰任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一身荣登三要职，历晋朝立国时期之半强，称之为大晋军国重臣，确实名符其实。 桑维翰与后晋开国 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灭掉后唐建立大晋。在石敬瑭卖国篡位过程中，其节度掌书记桑维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功不可没，这点从桑氏在开国后次月入登相位并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殊荣上可证。正因为如此，桑维翰与石敬瑭一样，受到后世谴责。王夫之斥之为“后世之罪人”②，《残唐五代传》责之为“奸臣阿附”③。当今一些学者亦持相同观点，如陶懋炳先生说桑维翰为石敬瑭卖国篡位的谋主，指斥为民族败类、卖国贼④；卞孝萱、郑学檬两先生认为桑维翰是石敬瑭投降契丹、称帝立国的主要策划者，是一个民族败类⑤。郑先生还在他的一篇石敬瑭评价专文中指出：“石敬瑭当然是罪大恶极，助成此事者桑维翰也是‘万世之罪人’。”⑥就桑维翰在石晋立国过程中所作所为而论，痛斥其为民族败类、卖国贼，毫不为过，但桑维翰不过是石敬瑭卖国篡位阴谋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和鼎力执行者，并非主谋。
新旧《五代史》记载表明，桑维翰完全赞成石敬瑭“异谋”，即反叛后唐，并结契丹为援⑦。对此，《资治通鉴》所载甚详。《资治通鉴》卷二八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五月载：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今主上以叛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胡三省注云：“观敬瑭此言，则求援于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计也，桑维翰之言正会其意耳。”石敬瑭主要将佐中，也只有掌书记桑维翰与都押牙刘知远赞成其计。时人亦持此种观点⑧。值得注意的只是桑氏对石敬瑭的密计作了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说明，并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要求：“推心屈节”事之、“称儿皇帝”、“割地”、“重赂奉财”，这由“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态度到“草表”行动到“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之言辞再到契丹主“尽忠”之夸奖可证⑨。
由此可知，桑维翰“推心屈节”事契丹的态度和主张影响重大而深远，在这层意义上说，桑氏是不能摆脱石敬瑭应允契丹兵援条件的干系，难怪一些学者将他当做石氏卖国篡位的主要策划者。
桑维翰不仅赞成“密计”，指明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而且鼎力相助，使“密计”得以兑现。《旧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维翰传》云：“及建义太原，首豫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桑维翰传》、《资治通鉴》卷二八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条所载略同。可见，桑氏在实施“密计”过程中，一是根据授意草拟卖国文书，二是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成功劝勉契丹主坚决支持石晋。桑氏之力辩，有“理”无节，但的确是石敬瑭“密计”的忠实推行者，无怪乎契丹主对石敬瑭建言:“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⑩可以说在“密计”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石敬瑭与桑维翰互为表里，桑维翰是石敬瑭“密计”的坚决拥护者和忠心执行者，为石晋开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石晋三大创业功臣之一。 桑维翰与石晋存亡 作为石晋军国重臣之一，桑维翰与晋存亡密切相关。举其大端者论述如下：
第一，关于对待契丹的态度。石晋的建国得力于契丹贵族的支持，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契丹的关系问题，是石晋不得不面对的最为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前已指出，石敬瑭开国及其治国期间对契丹政策总的趋向是“推心屈节”，力主屈从，但桑氏对契丹主屈从的基本态度亦并非毫无变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表请求讨契丹，在此关键时刻，桑维翰密疏“七不可”，若就当时双方客观形势论，确有其合理之处。桑氏密疏，从安重荣抗表原因，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这说明桑氏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主张改变这种屈辱现状。这点从晋、契丹进入对抗后，桑氏之态度上亦可证。《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944）二月，契丹围晋高行周前军于戚城，因景延广救援迟延，晋军几乎覆灭，桑氏“引其不救戚城之罪”，景延广出为西京留守；同年六月，“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这些都表明其和亲未能得到实施后，他还是挺身而出，主张有效抗击契丹入侵，而非消极退避，完全无视朝廷摆脱屈辱地位的要求，尽管这对他而言是被动的，但确实反映他并非毫无条件地、永远地甘心屈服于契丹，而是有一种改变这种地位的意向，这也是他抵御契丹的长久策略。
第二，关于对待藩镇武吏的态度。桑维翰虽“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但这只是在藩镇不危害国家安全和统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在藩镇叛乱频仍、骄横跋扈的时代，桑维翰是力主预防、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的。1.预防藩镇骄矜跋扈。《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载，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桑维翰密奏说：“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镇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维翰意在防止藩镇武吏乘乱骄矜跋扈。2.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三月，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将作乱，桑维翰促晋高祖东巡汴州，以阻遏叛乱；六月，张从宾从范延光反，攻取河阳、洛阳，“引兵扼汜水关，将逼汴州”。在此危急关头，桑维翰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安定了人心，稳固了社稷。安重荣握强兵跋扈，时为泰宁节度使的桑维翰密表朝廷要拒绝其请，还请晋高祖巡幸邺都，“以杜奸谋”，阻遏安重荣叛乱。3.抑制、调移乃至降黜藩镇节帅和武臣。如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奏请多逾分”，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又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杨光远势力。相反，对忠心御边卫疆的藩镇，如卫国保边的得力藩镇冯晖，桑维翰则加以安抚。
第三，关于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桑维翰忧虑国家存亡，关注天下民生。石晋建立之初，他就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重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他“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海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
第四，关于治国之才。桑维翰“才望素重”，其助石晋立国之才得到旧史家充分肯定。桑氏治国之才卓越，《资治通鉴》卷二八四载，开运元年（944）六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八月，“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桑维翰于天福三年（938）十月受排挤罢去枢密使一职，天福四年四月废枢密院，因时为枢密使的刘处让奏对多不称旨，一旦复置枢密院，即以桑氏兼枢密使，其才能可见一斑。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为左拾遗，抵制以亲旧用事的冯玉除改不当之举。桑氏命官公正，亦可从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证。 关于桑维翰之死 桑维翰死因，历来有四种观点，其一为张彦泽挟私怨缢杀，其二为张彦泽既受晋出帝杀以灭口之命亦利其资财缢杀，其三为张彦泽利其资财缢杀，其四为契丹主所杀。第四种观点为小说家所持，不足据，兹仅对前三种观点作一辨析。这三种观点归结起来，实两种观点，即一为张彦泽所杀，二为晋出帝杀以灭口。
晋出帝杀以灭口，乃《旧五代史》所持观点。《旧五代史·桑维翰传》载：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十六日，“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时少帝已受戎王抚慰之命，乃谋自全之计，因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画，请与契丹和，虑戎王到京穷究其事，则彰显己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复利维翰家财，乃称少帝命招维翰。”晋出帝惟恐桑维翰彰显己过，图谋杀以灭口，合乎情理。张彦泽听少帝之命还可从宣徽使孟承诲之死上得到佐证。《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亦持这种观点。
但《旧五代史·张彦泽传》又载：“时桑维翰为开封尹，彦泽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礼。维翰责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负恩一至此耶？’彦泽无以对。是夜杀维翰，尽取其家财。”这里，张彦泽因受桑维翰一顿斥责，羞愤难当，以致杀害。可见，《旧五代史》对桑维翰之死的记载是矛盾的。事实上，此时真正行使生杀大权的只有张彦泽，晋少帝借刀杀人的图谋、讽喻，与桑氏被杀并无实质性的联系，况且，桑维翰是戎王（契丹主）直接点名要见的人，张彦泽毫无必要为受其制的晋出帝杀人灭口。从这层意义上说，张彦泽受辱泄愤杀人的动机更大。从《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中，我们亦感受到桑维翰的威严、竭忠效国的凛然气概使张彦泽羞愧难当，促使他心生杀机。《资治通鉴》亦否定新旧《五代史》所谓晋出帝杀桑维翰灭口这一论点。认为桑氏是张彦泽自主杀害的，非受出帝之命。据此，桑维翰斥责张彦泽叛国负恩的无耻行径，当为其受害的关键原因。《旧五代史考异》直接指出：“当系彦泽自以私怨杀维翰，非受命于少帝也。”《五代史补》亦云：“彦泽自以功不世出，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退曰：‘……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可见，张彦泽确实为泄私愤而杀桑维翰。
张彦泽为资财杀桑氏之说亦不足为据。按当时情况，钱财对张彦泽来说，俯拾皆是，“所居山积”，后晋内库奇货随他挑选，即使利桑维翰资财，也未到非要杀害桑维翰的地步。如冯玉其资财非比桑维翰少，但结局不同。因此，图资财并非张彦泽缢杀桑维翰的真正原因。
桑维翰爱憎分明的个性，使他在张彦泽的*威面前，不仅毫无畏惧，而且对其进行无情谴责和鞭挞，其悲剧的结局可想而知。所以竭诚尽忠报效国家的信仰与爱憎分明的个性铸就了他的悲壮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