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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上帝对皇帝的监临
唐代依然奉行君权神授说和天人感应说，对祭祀昊天上帝制定了空前完备周密的礼仪，并把各种自然灾变理解为上天对皇帝的警戒和惩罚。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唐高祖建唐称帝，在京师长安城南设坛祭天，册文说："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地。"（《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当年还定为制度，以后每年的冬至日，在城南圜丘坛祭祀昊天上帝，从祀五方上帝等，为后来诸帝所遵循。祭天的高潮是皇帝亲赴东岳泰山（岱宗），举行封禅大典。所谓"禅"，是指在泰山侧五里处的社首山设坛祭地，这里略而不论。所谓"封"，是指登泰山设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即帝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唐会要》卷7《封禅》）唐朝建立以来，封禅呼声甚嚣尘上，有的皇帝谦让，有的皇帝一直跃跃欲试，终因外族内犯、彗星出现及种种自然灾害，致使这一动用大量人力耗费巨额财力的大典难以举办。继唐高宗封禅之后，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又率领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凡数千人，浩浩荡荡东赴泰山。当时仪注规定："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祝词说："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佑，锡臣忠武。……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面对天帝，唐玄宗自己谦称为"余小子"。（《唐会要》卷8《郊议》）这样，在天帝之前，皇帝不再有君临世间的那种威严，而是降身份为臣，谦称御名，行跪拜礼。这就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成了"有上"，把虚本位的天帝置于皇帝的顶头上司的地位，对皇帝加以监临。
武则天改朝换代当女皇帝，也求助于天命神意。当时，佛教徒依据前代译本《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伪造了一部《大云经》，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来华重译《宝雨经》，说佛告诉东方月光天子：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因此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撰《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佛）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全唐文》卷97）她称帝后接受群臣所上尊号，有所谓"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佛教认为菩萨成为转轮圣王后，乘坐的车子有金银铜铁四种质地，分别称为金轮圣王或银、铜、铁轮圣王，依次统治四、三、二、一天下。佛教还认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众生，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受着种种痛苦的煎熬，因而号称六凡；而佛、菩萨、缘觉、声闻是四圣，已获得不同程度的觉悟和解脱，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那么，天比菩萨地位低，怎么会有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呢？但当时人不去追究这一尊号的毛病，反映了昊天上帝的观念已达到主宰一切的地步。
天神观念的根深蒂固，必然会在唐代形成一种管束限制皇权的力量，凭借自然灾害，一方面促使皇帝主动自律，一方面由人们对皇帝作被动他律。兹各举一例。咸亨元年（670），旱灾持续半年之久，九月份才开始下雨。李峤《晚秋喜雨》诗序披露：唐高宗"虑深求瘼，念在责躬，避寝损膳，录冤弛役，牲币之礼，遍于神只，锺庾之贷，周于穷乏。至诚斯感，灵眷有融，爰降甘泽，大拯灾亢"。（《全唐诗》卷61）垂拱二年（686），新丰县（今陕西省临潼）东南冒出一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有人上书批评她道："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资治通鉴》卷203）这种天人感应说，从哲学角度着眼，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从政治角度着眼，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唐代社会假手于"天谴"，逼迫皇帝检讨错误，克己尽职，臣僚背靠老天爷这个后盾，也才能壮着胆子针砭时弊，限制皇帝荒怠政事和作威作福，便构成对皇权制约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总还是有益的现象。（胡如雷《李世民传》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其二，中央机构职能对皇权的制约
中央机构的职责在于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但不同个体的并存必然导致矛盾。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为中央机构的主干。唐朝建立伊始，三省虽有一定的分工，但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以及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偕同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头衔的其他宰相一起，参与最高决策活动。宰相们平章军国大事的办公处所称为政事堂，起初承北朝重门下官的旧制，设在门下省，后来重心转移，改在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尚书省的名称在宰相头衔和宰相办公处所的称谓中一直没有体现，其长官被排除在决策活动之外，成为趋势。尚书省正长官尚书令，自唐太宗时起借口他曾任此职，不再实授，左右仆射成为实际上的正长官。"神龙初（705），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后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大唐新语》卷10《厘革》）尚书省长官若不加宰相头衔，便只能是本省的长官，尚书省也就成了仅仅受成命的机构。这样，三省的分工便明明白白地确定下来，即中书省出令，为决策机构，门下省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执行，为行政机构。关于三省的工作程序，朱熹具体介绍道："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朱子语类》卷128《法制》）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经过集体审议成文的诏敕是否都是皇帝个人的主张？换言之，皇帝个人的主张是否全部贯彻，是否被修正、补充或驳回，皇权是否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是否受到中央机构职能的制约？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制度，并非按照经文纬武的标准来选拔一国之主，不免会有毫无治国能力的幼冲、昏庸、痴呆者尸其位。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对纷乱如麻的国事了如指掌，件件都意匠经营，应付裕如。这就需要在君主体制下尽可能地由臣僚陈述意见，集思广益，形成决议，然后以皇帝诏敕形式颁发。中书省从皇帝那里取旨，由机要秘书中书舍人草拟初稿。中书舍人们若意见不一，可各执一端，签名负责，称为"五花判事"。然后由中书省审查修改，再由门下省把关驳正。诏敕是否妥当，关系到政治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因而诏敕的出台绝不能草率，严肃的皇帝懂得这个利害关系。唐太宗曾多次指示："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贞观政要》卷1《政体》）经过这个程序制定出的诏敕，当然既可能有皇帝个人的主张，也可能有"人之意见"。当后者修正、补充或驳回前者时，那便是中央机构在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皇帝说了算，无疑应该看作是对皇权的制约。试举一例以见其具体情况。唐初实行府兵制，规定21至60岁的丁男承担兵役。右仆射封德彝等人建议征点18岁以上的中男入军，唐太宗采纳，草就了诏敕。魏徵时任谏议大夫，"敕三四出"，"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唐太宗大怒，说："中男……若实大，亦可简取，于君何嫌，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魏徵说："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唐太宗只好收回意见，还承认自己"过亦深矣"。（《贞观政要》卷2《纳谏》）可见在遇到臣僚抵制时，皇帝的主张贯彻不下去，皇权不可能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
在唐代，体现皇帝意志的所谓口谕、手谕，虽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不被看作正途，受到舆论的责备。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不满，武则天找了个借口，指使肃州刺史王本立对他宣"敕"治罪。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资治通鉴》卷204）唐中宗时宫闱卖官鬻爵，"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资治通鉴》卷209）这种不经过正当途径，由皇帝批条子而授的官，人们称之为斜封官，体现了对手谕的轻蔑。唐中宗死后，斜封官逐渐废除。
皇帝当然不甘心忍受任何摆布，力图突破种种限制，重要而简捷的办法是调整中央机构的职能，设置各类学士，作为自己的贴身机要秘书，以贯彻自己的主张，加强自己的势力。上元年间（674-676），武则天将著作郎元万顷等多位学士召入禁中修书，"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资治通鉴》卷202）北门是宫城的一道门。新的秘书班子移入内廷，与称为外朝的南衙中央机构并立，成为内朝。自唐玄宗时起，皇帝不断设置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代皇帝批答表疏，并草拟诏制。翰林学士安置在特设的学士院中，"专掌内命"，以至于当时号称为"内相"、"天子私人"，入院一年，便提拔为"知制诰"，宫廷用餐时，其座次"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安史之乱爆发后，军国事务繁剧，深谋密诏，皆从翰林学士中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翰林学士所掌的"内命"，不经中书、门下，用白麻纸书写，直接颁发。而中书舍人知制诰掌"外制"，依然按照上文所述的程序，由两省审定，由黄麻纸书写，然后颁发。内命、外制都是诏敕，政令的拟定颁发，由原来的中书、门下一条渠道分作两条渠道。内朝不断侵蚀外朝，表明皇权在制约和反制约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突破口，以谋求一个合适的度，使皇帝的旨意得以贯彻。
需要附带论及的是唐后期宦官专权下的皇权地位问题。宦官"口含天宪"，是另一股内朝势力，一方面不得不附丽于皇权，以招摇撞骗，作威作福，一方面又凌驾于皇权之上，以至于皇帝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唐文宗曾感叹自己受制于宫内家奴，连受制于诸侯、军阀的亡国君主周赧王和东汉献帝都不如。宦官杨复恭立唐昭宗为帝。当时主考官被称为座主，所录取的进士自称座主的门生。杨复恭援以为例，以座主自居，蔑称唐昭宗为"门生天子"。宦官制约皇权，是政治势力消长的产物，是特殊现象，不是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正常运作的必然结果，因而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修史制度对皇权的约束
我国古代重视编修当代史，设置左史、右史负责记载当朝天子的行动和言论。唐代设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和右史，要侍从皇帝，搜集情报，及时纪录。这些资料再由修史官编纂为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以及国史。
为了保证史书的客观公正，史官有相当大的独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拒绝当朝皇帝干预和阅读。严肃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预，并申明修史对皇帝的约束作用。其他官员也做如是观。
唐高祖建唐当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针对他的行为上疏谏阻，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旧唐书》卷75《孙伏伽传》）谏议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唐太宗问他"书何等事"，他答道："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职为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一步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7《文史》）以后累朝史官也都反复强调这层意思，以"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唐会要》卷63《修史官》）在修史制度的约束下，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不得不检点自己的言行。唐太宗即表示："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唐太宗多次提出要亲自披览国史。贞观九年（635），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对，说："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但数代之后，皇帝如果是"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那么，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唐会要》卷63《史馆杂录上》）贞观十三年，褚遂良又加以拒绝，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但在贞观十七年，胆小温和的司空房玄龄陈述了反对意见后，只好顺旨，删节国史为编年体，以《实录》呈上。当唐太宗看到关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担心"语多微文"，后人会思索定性，使自己落下杀兄逼父、夺嫡篡权的坏名声，就对房玄龄定下调子，着令修改。他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7《文史》）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皇帝无法冲破亲览国史的障碍，并以修史制度来约束自己。唐肃宗即对史官于休烈说："朕有过，卿宜书之。"于休烈赞扬道："有德之君，不忘书过，臣不胜庆。"（《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其四，臣僚谏诤对皇帝的限制
在唐代，臣僚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的古训，皇帝有时也希望诤臣"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贞观政要》卷1《政体》）因此，国家不但设置专职谏官，还责成所有臣僚谏诤，从组织和责任两个方面入手，保证对军国大事和皇帝过失形成舆论攻势。谏诤要批评皇帝的错误，往往使皇帝感到逆耳、难堪，也会给臣僚带来不利，古代把这叫作"犯逆鳞"。所谓犯逆鳞，是说龙的脖子下面长有倒生的鳞片，触摸时疼痛难忍，龙就要发怒，将触摸者干掉。理智的皇帝能够正确对待。唐太宗主动求谏，认为："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贞观政要》卷2《求谏》）在正常情况下，诤臣的极言直谏，往往表现出仁者之勇和回天之力，构成对皇权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