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九子之七·狴犴
狴犴，又名宪章，形似虎，是老七。它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狱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遗像。传说狴犴不仅急公好义,仗义执言，而且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再加上它的形象威风凛凛,囚此除装饰在狱门上外，还匐伏在官衙的大堂两侧。每当衙门长官坐堂，行政长官衔牌和肃静回避牌的上端，便有它的形象，它虎视眈眈，环视察看，维护公堂的肃穆正气。
龙生九子之八·负屃
负屃，似龙形，排行老八，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遗像。我国碑碣的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它们有的造型古朴，碑体细滑、明亮，光可鉴人；有的刻制精致，字字有姿，笔笔生动；也有的是名家诗文石刻，脍炙人口，千古称绝。而负屃十分爱好这种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碑文，它甘愿化做图案文龙去衬托这些传世的文学珍品，把碑座装饰得更为典雅秀美。它们互相盘绕着，看去似在慢慢蠕动，和底座的霸下相配在一起，更觉壮观。
龙生九子之九·螭吻
螭吻，又名鸱尾、鸱吻，龙形的吞脊兽，是老九，口阔噪粗，平生好吞，殿脊两端的卷尾龙头是其遗像。《太平御览》有如下记述：“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文中所说的“巫”是方士之流，“鱼虬”则是螭吻的前身。螭吻属水性，用它作镇邪之物以避火。
传说中，龙性*。与牛交合，生麒麟。与鲲交合，生蛟。
[编辑本段]宗教与龙
中国的龙王信仰是随着佛教的兴起而产生的，但是又与印度佛教中的龙王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中国的龙王是佛教道教杂糅的产物。道教引进佛教龙王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龙王体系，称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等。具体例子：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
《西游记》中的四海龙王（东海敖广、西海敖钦、南海敖润、北海敖顺）
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
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
由于龙为司水之神，凡有水之处，无论江河湖海，渊潭塘井均有龙王，职司该地水旱丰歉。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庙林立，成为中国龙崇拜的重要一部分。
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集巫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及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于一身，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门宗教。早期的道学家已经意识到龙来自于蛇。《黄白篇》有："蛇之成龙，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缘由，皆自然之感致。
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逐小形成 办有教理、教义、教规的一种人为宗教形式。道教自形成之初，便与龙崇拜有不解之缘。先秦时代的乘龙周洲四海、乘龙升天，以及以龙沟通天人的信仰，被道教全盘继承。
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子孙都继承其业，均称"天师"，并传达室说与龙有缘。传说第三代天师名鲁，传说他有十个儿子，号"张氏十龙"。另有一则传说称：张鲁的女儿在山下洗衣，忽有白雾绕身，因此竟未婚而孕，感到羞耻，便自杀身亡。死前留下遗言，务必剖尸看腹中为何物。结果，腹中有两条双胞胎小龙，婢女把它们放进汉水。其后的许多道教代表人物都被说成与龙有神秘的关系，如南朝时的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传说其母梦龙而生，他是一个龙种。
龙在道教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助道士上天入地，沟通鬼神。龙被认为是"三轿"之一。这里所指的"三轿"，一曰龙轿，二曰虎轿，三曰鹿轿。道教的三轿主要是作为其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张光直先生认为："濮阳第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轿的艺术形象。"他把蚌壳龙、虎、鹿与古代原始道教上三轿相联系，认为二者有渊源关系。
传说有法力道行的天师、真君还能召龙、驱龙。《酉阳杂俎。怪术》称：在一个名叫云安的地主，江边有十五里险滩，舟楫若不靠人拉纤，无法通过。瘦代天师翟乾佑念商旅之劳，结坛作法，召来群龙，共14条，均化作老人。翟天师让它们夷平险滩，以利舟行。群龙领命而去，一夜之间，风雷震击，十四里险滩都变成平潭，惟独剩一里依旧如故。翟天师一看便知是一条龙昨日未到，于是再次登坛作法，严敕神吏召它前来。三日之后，方有一女女子来到，原来是一条雌龙。好申辩说：乘船过这条江的，都有是富商大贾，给他们拉纤的，都是云安的贫穷百姓，他们一向靠拉纤过活。倘若险滩没了，舟船通行无阻，他们靠什么吃穿呢？宁可要险滩以赡纤夫，不愿利舟楫以安富商。翟天师听后连连点头，于是又召诸龙一切恢复原样。
佛教
在佛经中，龙王Nāgarāja 名目繁多，如《妙法莲华经》称：龙王有八，一为难陀龙王，二为跋难陀龙王，三为娑伽罗龙王，四为和修吉龙王，五为德义迦龙王，六为阿那婆达多龙王，七为摩那斯龙王，八为伏钵罗龙王。
龙和佛教的关系目前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一说中国的“龙王”崇拜是随佛教从印度传入的。理由是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无"龙王"崇拜。在汉代之前，只有“龙神”，而无“龙王”。隋唐之后，佛教信仰传入中国，龙王信仰遍及中土。
另一种说法则是印度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去的，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随着佛教的东传，龙王崇拜又随之回传至中国。其理由有七：
其一，中华民族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据有条有理发掘，最早的龙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一条距今七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其次是举世瞩目的河南西水坡的蚌壳龙。 第三是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发现的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第四是众所周知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等。这些都充分证明龙崇拜早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国便十分普遍，同时也证明龙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其二，据目前所见印度龙的最早考古资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和纪元前后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晚于中国的辽宁查海石块龙约五千年。
其三，在文字记载方面，据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印度有关龙的文字记载，最早是龙树于公元二世纪左右所写的《智度论》，这一记载距今仅1800年左右。而中国有关龙的记载较印度早得多，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龙”字以及崇拜龙的一些记载 ，这说明在3500年前中国的龙崇拜已十分普遍。
其四，中国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国内迅速传播，而且很快传到国外。印度佛教中的龙当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传播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经中国西南地区传入。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便传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区；在秦汉早期中国西南地区就和印度之间有了频繁的商品贸易。因此中国的龙崇拜经由这条途径传入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龙文化传播的另一条路线是西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便与西域有接触，传说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商灭夏之后，夏部落有一部分人徙往西北地区，到达甘肃等地之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西域的焉耆国。后来，这些迁入焉耆国的龙氏族部落至晋代时成为该国的统治者，并以"龙"为姓。他们把自己的龙文化带入西域是肯定无疑的。
其五，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古印度的梵文中本没有“龙”的专用词，“龙”是和“蛇”合用一个词来表示的。在古印度神话中，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中国龙传入印度之后，龙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罗，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因而，表示“蛇”的词又来表示“龙”了。
其六，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20则，其中西域五则，北印度五则，中印度十则，而南印度一则也没有。从内容来年，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有乘龙及龙与妇女交合而生龙种的传达室说，而与佛教毫无关系。而《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葱岭以南、邻近印度的龙神话传说，其内容则与佛教中的人物有关。这也可说明西域是中国龙文化传入印度的一条路线。
其七，中国原始的龙，具有较多的蛇形象和属性，印度龙也一样，与蛇有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的绘画雕刻艺术中，龙王的头部后面一般都有一个展开的有三五个或七个头状物的眼镜蛇冠子。另外，佛经还常有“毒龙形状如蛇”的说法，也说明印度龙具有蛇的属性。
佛教中的龙与中国龙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龙与印度龙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在中国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龙崇拜与政治结合起来之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而印度龙则是一般的神灵，如佛经中的天龙八部之“龙”，不过是普通的护法神而已，无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动物崇拜中，金翅鸟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龙经常是金翅鸟的猎物。在佛典中，龙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鸟。传说金翅鸟每天以龙为食，一天需要一条大龙王，五百条小龙。这说明龙的地位远在金翅鸟之下，而中国则相反 ，龙的地位远在凤鸟之上。
其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能够升天入地，沟通天人；能为神仙乘驭，来往于天地之间。如黄帝乘龙升天，颛顼、帝喾、启亦乘龙往来。而印度佛教中的龙则没有这种神性。大神乘骑的是金翅鸟，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湿奴常骑在金翅鸟上飞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萨乘的是狮子或坐白莲台；普贤菩萨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莲台。
其三，在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传入之前，中国的龙没有地域性，龙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龙的形象基本上也相同的，只有颜色的区别，分为青、赤、白、黑、黄五种。印度人虽然封龙为“王”，给龙造“宫”，但印度龙的地方神特性较明显，龙王的种类繁多，各水域都有龙王、龙宫，说明龙只不过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其四，在印度，龙王是佛的信徒、供养者或守护神，而中国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响，龙王信仰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在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传说强调仁、信、义，强调夫妇、弟兄、父女之情，并有善恶之分。此外，中原各地的龙王一般有姓、名和封号，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从以上差异来看，龙文化传入印度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龙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龙崇拜传入印度之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
同时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对中国龙形像也有较大的影响。从汉晋到唐宋时期，龙的形像在演变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如敦煌北魏壁画上的龙，其动态是在奔腾，却给人以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这种造型显然来源于同时代佛教中的飞天。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像的演变影响也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像。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鬣，鼻子也近似狮鼻。江西江宁南唐要升墓中壁画上的龙，不但头部像狮子，就连整个身体也有点近似于狮子。龙吸收狮子形像，主要是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龙珠由来
1．珍珠。我们知道水中的某些软体动物会在贝壳内形成的圆形颗粒，因其有亮丽的光泽而被人们所喜爱，因而被称作珍珠。既然水中的动物能生出珠来，作为水族之长的龙，自然也要有珠而生了枣这该是龙珠神话产生的一个基本思路。
2. 来自于龙起源于鳄鱼、蛇类的说法。既然鳄类和蛇类是卵生的，古人可能把鳄卵蛇卵当作一种“珠”。如果龙的形象来自于鳄和蛇之类的爬行类两栖类动物，那么龙珠就是龙卵，龙戏珠就是龙戏“卵”，表现了龙这个神物，对生命的呵护，表达了古人对转承不息的生命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民间“吞珠化龙”的传说为这个看法提供了注脚：某少年割草（或打水）得一宝珠，此珠放到米缸涨米，放到钱柜生钱。某财主知道后，带人来抢珠。少年情急中将珠放到口里，却一不小心咽了下去。于是口渴求饮，缸水喝干了，又去喝河水、江水。喝着喝着，头上冒出了角，眼睛朝外凸，身子变长出鳞枣化为龙了。这样的传说广泛地流传于四川、浙江、广东等地，从中透示出“珠”的珍贵，以及珠和龙生命相依的关系。
3. 太阳。龙戏珠图案，尤其是二龙戏珠图案，其珠多有火焰升腾，下面是滔滔海水，可以理解为火球跃出海面。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太阳升起在海平面的场景，因此“火球出海”可以理解为“太阳出海了”。古人眼中的四方神：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龙则是代表东方的神物。这样看来，龙戏珠就有太阳崇拜的意思了，该是太阳崇拜和龙崇拜的交融。
龙分雌雄，这是二龙戏珠的图案比较多的原因。如果珠作卵解，就是父母双方共同呵护、爱抚他们的子女；如果珠作太阳解，就是雌雄二龙共迎旭日东升，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再者，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形滚圆，在构图上也具有一种美感。
4. 龙珠来自佛教中的宝珠。在佛教中，有一种宝珠叫摩尼珠，又称如意珠。龙戏珠的形象是佛教东传以后才出现的，在唐宋以前对称的双龙之间夹持的往往是玉璧或者钱币图案。我国唐宋以后，龙戏珠的出现，当与佛教有着渊源关系。
5.《龙珠》在日本动画片当中讲诉的是世界中有七颗名为“龙珠”的物件，每颗龙珠各自有一至七颗不等的五角星标记并散布于世界各地。只要集齐七颗龙珠就可以呼唤出神龙，向神龙许愿便可以达成任何愿望，而龙珠在神龙实现愿望后便会自动飞散……并且变成石头，一年后便可再次实现愿望。
[编辑本段]龙文化
本质
中国原龙最早曾一度起源于原始图腾文化，但本质与主流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原始图腾文化。从“时代背景——具体内容——文化涵义——社会功能”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龙都与原始图腾有重大差异，因而表现出以下本质特征：
1.源于图腾，超越图腾
中国的龙文化在现代中国绝非仅仅存在个别遗迹，而是依然保持强大生机，扬弃掉封建主义、神秘主义、专制主义的消极因素，中国龙文化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中虽不能起到历史上的那种主导作用、主流文化作用，但仍对中华民族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
2.不是实物崇拜，而是文化创造
图腾文化本质上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文化，而中国的龙，最初形态的原龙，即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是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期，中华文明时代的起源期，后来是中华文明中国的龙，固然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种原型，但本质上并不是自然界中的现有实物，而是基于民族文化观念的文化创造、文化符号。时代的形成期。
内涵
中国的龙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有形式，通过复杂多变的艺术造型，蕴涵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基本观念：
第一层，龙的观念 从中国龙的形象中蕴涵着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四大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
第二层，龙的理念 在中国龙的形象、龙的观念后面，包含着中国人处理四大主体关系时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阴阳矛盾关系的和谐，多元文化关系的和谐。
第三层，龙的精神 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这是中国龙形象、龙文化的最深层文化底蕴。王东认为，发掘中国龙文化的深层内涵，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的一些文明冲突。
龙的精神
龙的足，为九州列土封疆， 龙的心，为民族寄托希望， 龙的魂，为华夏谱写篇章， 龙的骨，为中国铸造脊梁！ 滔滔黄河，滚滚长江， 是龙的血脉潺潺流淌； 夏商周汉，魏晋隋唐， 是龙的翅膀振振翱翔。 五湖四海，三山五岳， 百万里方圆锦绣一方； 元明清后，建共和国， 五千年上下源远流长…… 悠久的文明，令人神往， 美丽的传说，凄婉感伤， 不朽的精神，深沉悲壮， 不败的斗志，奋发激昂！ 盘古开天，女娲孕养， 龙的传人代代成长， 后羿射日，夸父逐阳， 龙的子孙世世流芳！ 八百里长城，阻不住孟姜， 阻不住那百转柔肠， 三千尺天河，隔不断牛郎， 隔不断那万仞刚强！ 动人的故事，源于质朴善良， 善良的民族，无愧礼仪之邦， 民族的传统，皆为温良俭让， 民族的性格，向来无畏刀枪！ 龙的故乡，龙的精神万众传扬， 龙的精神，龙的儿女熔铸身上—— 经历了数千年沧桑，哪怕是十万里远航，谁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祖上炎黄！ 晨风飒爽，夜雨潇湘， 精心雕琢着龙的模样， 冬雪融融，春雷朗朗， 龙的气度照进人间万象！ 历尽了无数雨雪风霜， 不断谱写着沁人篇章， 巨龙昂首于新的曙光， 世纪的钟声也为之敲响！
相 博邑有乡民王茂才，早赴田，田畔拾一小儿，四五岁，貌丰美而言笑巧妙。归家子之，灵通非常。至四五年后，有一僧至其家，儿见之惊避无踪。僧告乡民曰：“此儿乃华山池中五百小龙之一，窃逃于此。”遂出一钵，注水其中，宛一小白蛇游衍于内，袖钵而去。
其二：
北直界有堕龙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绅家。其户仅可容躯，塞而入。家人尽奔。登楼哗噪，铳炮轰然。龙乃出。门外停贮潦水，浅不盈尺。龙入，转侧其中，身尽泥涂，极力腾跃，尺余辄堕。泥蟠三日，蝇集鳞甲。忽大雨，乃霹雳孥空而去。
房生与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瞩。忽椽间一黄砖堕，上盘一小蛇，细裁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带。共惊，知为龙，群趋而下。方至山半，闻寺中霹雳一声，天上黑云如盖，一巨龙夭矫其中，移时而没。
章丘小相公庄，有民妇适野，值大风，尘沙扑面。觉一目眯，入含麦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启脸而审视之，睛固无恙，但有赤线蜿蜒于肉分。或曰：“此蛰龙也。”妇犹惧待死。积三月余，天暴雨，忽巨霆一声，裂眦（音：子）而去，妇无少损。
[编辑本段]西方的龙
西方龙现在一般指Dragons，但在很久远的年代，并不是这样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在那一个年代创立了犹太教，有一些人认为犹太教中的Seraphim就是正义力量化身的龙。
在西方文明中各个方面、本质、含义、特征都最接近中国本土的龙的概念就是Seraphim，Seraphim不仅在西方神话与宗教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与中国本土的龙在中国神话与宗教中的地位、作用、意义最吻合，而且古希伯莱语中Seraphim的词源意思与中国本土的龙的一种主要起源相同。中国本土的龙是蛇型，Seraphim是古希伯莱语中的大蟒，就是Seraph的复数，也有说法是加上一个有“火焰”或“燃烧”等等意思的词尾，在早期古希伯莱语中，因为无“龙”字，所以常常用大蟒表示龙，圣经中就表明，这样的大蟒是有四肢的，一些希伯莱神话的历史资料也间接地表明Seraphim早期形象要远远比Dragons更接近中国本土的龙，有四肢与六个由火焰组成的翼的大蟒，十分酷似中国早期神话中的应龙，而且Seraphim对于西方的人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概念，只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Seraphim的原始面目而已，现在宗教画像与雕塑中的Seraphim已经全是人型的了。
Seraphim现在一般翻译成炽天使，但在《伪经·伊诺书》中，Seraphim的意思却是大蟒。在西方早期文明中，龙与蛇的概念常常是混为一谈的，但一些人认为把炽天使理解为大蟒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径，其间涉及的宗教问题就不解释了。
Dragons的出现要远远晚于Seraphim，它们是凯尔特人崇拜的对象，地位很神圣。中世纪初期，在大西洋上探寻新航道的维尔京人将自己的海盗船船首雕刻成Dragons的样子，以此希望Dragons赐予自己无穷的力量。
基督教的诞生，使Dragons的命运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Dragons成为Satanas的代名词。新宗教的诞生，难免会与老宗教有冲突，如同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一样，就将原来土著崇拜的阿修罗“贬”为恶魔。
龙在基督教中被视为恶魔的象征是源自Mesopotamia神话，在Mesopotamia神话中，龙是“海洋中恐怖的生命，具有祸害人，被神消灭的命运。”巴比伦神话中的英雄Marduk的对手Tiamato与Hittite神话中的Illuyankas，皆为其中例子。居住在Mesopotamia区域附近的犹太人也曾受其影响，并将这一种观念继承下去，龙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中渐渐成为恶魔的象征。
龙的传人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龙的传人」几乎就是中国人的代名词，但全世界真的就只有中国人叫做「龙的传人」吗？让我们到欧洲去认识一下其他的「龙的传人」。
凯尔特人
红龙是凯尔特民族的标志，图为威尔士国旗。
威尔士红龙旗凯尔特人是欧洲最古老的居民之一，总共有近4000年的历史，曾遍布整个中、西欧。今天他们的后裔主要分布於英格兰岛西南部的威尔士地区和北部爱尔兰地区的一部分。
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以欧洲中世纪为背景的奇幻故事，诸如巨龙飞舞，法师作法，骑士驰骋等D&D中的典型场景大多出自凯尔特神话传说。龙在凯尔特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凯尔特人和中国人一样崇拜龙图腾。他们的守护神叫做Y Ddraig Goch，发音：[ə ðraig gox]，意思是红龙，一直是该民族的象徵。**《龙之心》（《Dragon Heart》）便是以凯尔特神话为背景塑造了卓克（Draco）的形象。现在常见的欧洲Dragon的形象正是来自凯尔特红龙，虽然与中国的龙外形差异较大，但在凯尔特民族及他们的后裔心目中，其意义与中国龙之於华人没有任何区别。
不仅今天威尔士的国旗上还印著红龙，而且在威尔士当地的工艺品、服饰、建筑物、汽车甚至茶杯、牙膏、打火机这样的日常小东西上也经常印著红龙。威尔士人以“红龙传人”之称而自豪，随处可见的红龙图案也成为了那里的一道风景。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音（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借鉴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至今，传播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基础学派：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
一、经验功能学派：
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成为一种鼓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的理论，被称为“管理研究”。
注重定量分析，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实验室观察等方式进行研究。
以美国的研究为代表，强调传播媒介及结构只是众多单元之一。它们与社会上其它单元如政治及经济系统，各为自身的利益而联盟或抗争。传媒因应不同的社会条件及状况而发挥不同的功能。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社会单元可独占所有资源或权力。有些时候政治系统可能占优，但有时经济作用却是最重要的。多元社会的特征是出现众多不同的利益团体，其中包括传媒。这些团体在争取自己利益之时，形成一个包容、协商及自由的社会。在多元社会里，传媒并非单单是统治者的工具，它们也有其它的功能。“媒介效果”的研究是这个学派的中心课题。
功能分析学派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学研究分为控制研究（who）、内容研究（what）、媒介分析（in which channel）、受众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五个领域，其中，又以效果研究为重中之重。
1、控制研究：
（1）把关人研究
（2）施拉姆等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2、内容研究：易读性测量
3、媒介分析：
（1）媒介类型分析
（2）
4、受众研究
5、效果研究：
（1）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强调传播（宣传）的绝对效果，受众就像应声而倒的靶子。
（2）20世纪40-50年代，有限效果论，
（3）20世纪60年代之后，适度效果论和强效果论。
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一般被称为批判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传播学流派，旨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反省及批判。批判学派主要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组成。批判学派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讯息的生产、分销及消费过程，研究重点是传播如何配合资本主义的延续、再生及扩大。批判学者关注的不仅是传媒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及霸权文化 (Hegemonic Culture) 等的影响。这一派认为现时的社会是阶级社会，任何传播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如我国学者陈卫星所说，批判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巿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现象。
（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语境中的媒介权力问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制造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按照理查德·约翰生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发现“文化工业”，关注文化领域的异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不过是一个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枷锁和文化的鸦片。文化工业是打着文化标签的工业，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工业化为模式、以赢利化为目的的工业，而不是为生命赋予意义、为精神提供家园的文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文化工业扮演了高度控制性的角色，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桎梏。
代表人物：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2、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象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3、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二）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代表人物：
1、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1965）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
在1965年的《传播学》一书中，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
（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
（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
（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
（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
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
2、霍尔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意识形态霸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霸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进一步地，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的三种方式：
（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
（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
（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
3、戴维·莫利对电视观众的研究；
（1）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质疑：首先，与其说存在着主导性解码，不如说信息内容受制于编码者有意识的意图。第二，与其说存在着三种彼此不连续的解码模式，不如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意义的“输送带”。第三，如果文本和受众没有产生共鸣，其意义就会被忽视。最后，单一性、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的主导意义容易被觉察，肥皂剧等开放性文本可能产生抵抗主导意义的阐释。
（2）对性别化的家庭收视模式的研究，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关系与受众的解码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4、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费斯克在1987年《电视文化》一书中提出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受众的阅读行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在费氏看来，受众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同质力量，比如传播者的意愿、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
（三）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结构及生产力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1、G·默多克(G.Murdock)
2、P·戈尔丁(P.Golding)
3、J·哈洛伦(J.Halloran)
4、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得出结论：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
（四）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1、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
（1）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2）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3）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五）符号学派
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
1、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2、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3、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4、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 “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
但是，批判学派固有的“只破不立”的立场，使得传播学批判研究流派更像是一种社会思潮，一剂清新剂。
三、控制学派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技术控制学派关注媒介本身及媒介形态变化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
1、维纳：控制论
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
2、申农：信息论
1949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3、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4、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第一次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
5、麦克卢汉学派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欧美，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第二，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第三，有一种美国式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这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
6、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7、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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