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蜀国当时还没有瓮城。
中国古代城池中，瓮城的设置兴盛于五代和北宋时期。在曾公亮所著的《武经总要》中，第一次出现关于瓮城的记述：“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北宋东京城依照这一原则设置了瓮城。《东京梦华录·卷一》记载“……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两重，盖此系四正门，皆留御路故也。”北宋州府城市也多有瓮城之设，其代表如平江府（苏州）和襄阳城池。
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在城门外口加筑小城，高与大城相同，其形或圆或方。圆者似瓮，故称瓮城；方者亦称方城。瓮城设在侧面，从而增强了防御能力。目前发现较早的是高句丽国内城6个城门口所置瓮城，辽代及其以的一的城市设置瓮城较为普遍。西汉昭宣时期甘肃居延甲渠侯官治所坞门门外，有类似瓮城的曲壁，可能是瓮城的雏形。瓮城，又称月城、曲池，是古代城池中依附于城门，与城墙连为一体的附属建筑，多呈半圆形，少数呈方形或矩形。当敌人攻入瓮城时，如将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守军即可对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目前中国现存最大的城垣为南京明城墙，在修筑以前，中国传统瓮城的制式是将其设于主城门外。南京明城墙一反此旧制，将瓮城设于城门内，在城体上革命性的设置了"瓮洞"（藏兵洞），大大加强了城门的防御能力。京城13门中，除神策门外均为内瓮城，其中三山门、通济门（现均不存）和聚宝门（今称中华门）的规模和气势都远超其它诸门。
在中国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城池筑城体系曾发挥过很大作用。如四川合州的钓鱼城，是南宋末年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而构筑的。涪水在其南，嘉陵江流经其北,渠江在其东,三面临江；城池建在山顶上,南北两面为峭壁悬崖,地势十分险要。它上控三江交汇的扇形地区，下屏战略要点重庆，是攻必夺、防必守的军事要地。南宋的余、王坚、张珏等将领，从1243年起，先后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条件和险要地形，顺着山的自然地势构筑了钓鱼城，又在城外据险构筑了一些外围据点，形成了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坚固的城池筑城体系。宋军依托它从1259年开始，抗击蒙古军队和元军多次进攻,坚持20年之久。又如明朝初年,明政府为防倭寇对沿海的侵扰，在沿海地区修建了海岛、海岸、海口筑城体系（见明代海防筑城）。这些筑城体系的共同点，都是以卫、所的城池为主体，并与堡寨、墩台、烽堠相结合而构成的。它是一种将内地的城池筑城体系，创造性地灵活运用于海疆不同地理、地形条件下的设防，曾有效地保障明军阻止和打击了倭寇的多次入侵，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成化四年（1468年），梧州城作东、南、北门瓮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又添建西门瓮城。一方面加强了这四门的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城墙防洪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