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送棉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苏北少年女英雄——马秀英
马秀英,1929年6月生。1945年10月16岁加入中国***。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小宣传员——石宝芹
石宝芹,1932年11月生，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南林人。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再次占领陈家港后，严密封锁，大镇区内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石宝芹为谋生计，经常用火油，火柴等到王集（今南河）头甲一带去换些玉米，面粉，山芋干等，回去充饥度日，在频繁的往来中．她们与南河区民主政府逐渐取得了联系。1947年秋，开始将南河区民主政府的油印宣传品带进被敌人侵占的陈家港，宣传土地改革，全国解放战争形式等提高群众觉悟。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黄继光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1951年3月，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1952年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少数民族的节日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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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那爿粮店
少数民族的节日有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哈尼族的扎勒特、藏族的酥油花灯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拉祜族的月亮节、苗族的花山节等等
1、蒙古族那达慕
蒙古语意为“游戏”或“娱乐”。原指蒙古族传统的“男子三竞技”--摔跤、赛马和射箭。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包括多种文化娱乐内容的盛大庆典活动和物资交流活动。历史上的那达慕不受时间限制，通常在祭祀山水、军队出征、凯旋、帝王登基、正月以及大型庆典等场合举行。
2、傣族泼水节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影响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相当于公历的四月中旬，一般持续3至7天。第一天傣语叫“麦日”，与农历的除夕相似；第二天傣语叫“恼日”（空日）；第三天是新年，叫“叭网玛”，意为岁首，人们把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3、傈僳族刀杆节
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传统的刀杆节，在节日会场的中央，竖起两根约20米的粗大长杆，上面像梯子一样绑上36把长刀作为横档，刀口向上，谓之刀杆。正午时刻，鞭炮鼓点齐鸣，五名僳僳族汉子身着大红袍，头戴蓝布帽，在刀杆下将斟满的白酒一饮而尽，纵身跳上刀杆。
他们双手扶握住上层的刀面，赤脚蹬着锋利的刀刃，勇敢地攀援而上，爬至杆顶，取出鞭炮燃放，一时间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爬杆者下来后，人们纷纷向他敬献美酒，能爬刀杆的人在僳僳族中很受尊敬。
爬杆结束后，青年男女还进行丢烟包活动，男女各站一边，互相投掷，如果姑娘接着小伙子的烟包，并收藏起来，就说明姑娘接受了小伙子的爱慕之情。
4、彝族火把节
在彝族地区，对火的崇拜和祭祀非常普遍，云南泸西县彝族在正月初一和六月二十四，由家庭主妇选一块最肥的肉扔进燃烧的火塘祈祷火神护佑平安。永仁县彝族在同样正月初二或初三奉行祭火，称作开"火神会"，凉山彝族把火塘看作是火神居住的神圣之地，严禁触踏和跨越。
到了节日，各族男女青年点燃松木制成的火把，到村寨田间活动，边走边把松香撒向火把，或进行集会，唱歌跳舞，或赛马、斗牛、摔跤。近代，人们利用集会欢聚之机，进行社交或情人相会，并在节日开展商贸活动。
5、白族三月街
1991年起，被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徐霞客在他的记述中赞道“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随着社会发展，三月街的会期逐渐延长，一般3至5天，多到10天；而且，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外，还举行赛马、民族歌舞等文娱体育活动。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少数民族节日
198 0年代的老上海，每个人的记忆里，离家不远处都有一家熟悉的粮店。老早，买米、买面、买杂粮，都去粮店。那时候商品种类单一，买什么就去专门的店，粮店、酱园、糟坊、烟纸店……不像现在逛逛超市，什么都有，琳琅满目。现在也很难想象，哪怕去粮店买米这样的小事，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乐趣无穷。
上海人吃米
199 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概不会有这个印象了。老早家里吃的米，不是像现在按产地来分好坏——不要说产地，大米都不是一直都能吃到的。上海人把圆头的粳米叫做“大米”，口感糯软、润滑；把尖尖的籼米叫做“洋籼米”，涨性足，容易吃饱，但口感糙硬。
在计划经济年代，每个人每个月的口粮是限定的，大人在单位工作，一个月口粮有27斤半和29斤半二种，如果在单位搭伙吃，那么口粮要转出15斤，剩下12斤半或者14斤半。家里小孩多，口粮就非常 紧张 ，如果光吃大米，明显口粮撑不过一个月，精明的上海人创造了一个方法，把大米和洋籼米戗一戗（调和一下），避免了口粮定额不够的尴尬。
籼米和粳米档次分得很细，最差的籼米每100斤要价131元，好些的有137元和143元的，若要价到157元，那是籼米中的极品了。粳米一般在1 64 元，好些的则要171元。粮店要是挂出有171元的价牌时，大人马上关照小孩先去排队，还要告诉相邻相亲快去排队买好米。不过，171元的也绝对不会有现在的“新米”这么好的口感。
那时候，如果能卖到186元的，肯定是当年的新米，一般只在春节前极少量流出，而且每人限购3斤。那种粳米晶莹润滑，吃在嘴里，无须佐菜，真的是齿颊留芳。如果能有块红烧大排，那简直是人生的饕餮盛宴了。这和平时经常吃的黄糙的隔年陈籼米形成极大反差，后者口感差，又不耐饥，第二天早晨烧成泡饭还是一粒粒的，梆梆硬。
那时粮店里就供应籼米和粳米两种，极少供应糯米，糯米只能在春节前昙花一现，那是米中的贵族，价格昂贵，家里偶尔买一点，夹在籼米里烧，仍不改晶莹剔透的本色。
淘米是要认真淘的，多数小孩被大人指导着开始“学做家务”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碗、淘米之类。淘米要把米里面坏的拣出来，小石头也要反复看清楚挑走，不然吃的时候一口咬下去，咬到石头不但嘴里难受，心情也糟糕。直到后来出了“不淘洗米”，大人们还都不习惯，适应了好久才不再用水淘洗好几遍米了。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粮食实行定点供应，按户发给购粮证，上海市实行以人定量供应。从5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全市月定量水平大约从不到12公斤上升到15公斤左右。
最熟悉的粮店
198 0年代的老上海，每个人的记忆里，离家不远处都有一家熟悉的粮店。这些粮油店多数以数字命名，没有什么辨识度特别高的名称，但却在记忆里难以磨灭，现在讲起来，不同区域的人绝不会搞错自家附近店招牌上的数字。
老上海人的记忆
第85国营粮店 “石库门的弄堂口，就有一家上海市第85国营粮店，粮店就是我家邻居，彼此当然太熟悉了。每天放学回家前，闲着无事，我总会先到粮店里逛上一圈，看看今天的牌价，装模作样地摸摸样品米的成色和饱满度，看多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半个行家。”
建国东路嘉庆坊 “老早住辣建国东路嘉庆坊，弄堂口右面第一家就是一爿米店。旧上海个米店侪是私人老板。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米店个旧店名就揩脱了，米店就变成了卢湾区第几第几个粮店了。原来米店个老板姓朱，朱老板。合营以后，朱老板变成朱同志、朱师傅，做了粮店里一个普普通通个职工。”
淮海中路的第57粮店 “我们划定区域米店是淮海中路的第57粮店，现在的上海图书馆对面，外婆叫我先去排队，她急急忙忙回家拿四样东西：钱、粮票、购粮证、洋米袋。买米不仅要钱，还要粮票和购粮证，米店按购买米的数量收取粮票和钱、还要在购粮证上记录本次购买的数量。洋米袋是盛米的袋子，白色布袋，一袋30斤，可以装米和面粉。”
许多人小时候最喜欢去米店，米店的卸米非常有意思。队伍排到之后，大人把购粮证，粮票、钱给米店营业员，营业员审核购粮证核定数量，在购粮证上记录后，收取粮票、钱，然后在一个票夹子上写好，交给下一个营业员量米，营业员用上大下小的木头“斗”，从存米的不同方木桶里舀出顾客要买的大米或籼米，然后称重。
柜台外面有两个木头的出米口，一个是大米出口、一个是籼米出口，上面用洋铁皮包裹，连着上面一个大漏斗，小孩在外面迅速找对出米口，用力拎紧洋米袋，兜住出米口（千万不能套错），只听见里面的人喊：“好了伐？”小孩子既期待又担心，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准备承受住下米的冲击力，鼓足勇气说：“好了……”
营业员迅速把栏板一抽，听到“唰”一声，漏斗里的米顺着斜坡滑到米袋里。如果米袋不抓紧，或者出米口套错，卸米卸到地上或是稍有“滑漏”的话，那就准备回家“切生活”（挨揍）了。米放完，用米店红色木柱子上预留挂着的小麻绳，扎紧米袋袋口，上肩，扛回家。
福建中路广东路口的黄浦区第六粮油商店，营业员热情接待顾客（谢伟民摄于 198 7年6月）
后来粮店进行了技术革新，米全部放在二楼，用管道接到磅秤上方，漏到称米的笆斗里，用阀门控制米的分量，减少了店员的劳动。那时，大米是一角六分一斤，籼米一角二分一斤，每人每月大米只有5斤，不能多买。
上海解放以前，粮油自由买卖。在荒歉、战争时期， 政府 进行干预，采用平粜、抛售、限价、配给，以稳定民心。
粮油零售商业，解放前多属资金不多，门面狭小，设施简陋，雇工不多的小店或夫妻店，散布于小街小巷。1947年，市区有粮店2562户、油酱店2870户。解放后经代销、合营、经济改组，先后撤并调整，至 199 0年有粮店925户，油酱店 73 7户。
买点杂粮当饭吃
除了米之外，粮店还卖面粉，分为精白面粉和黑面粉。黑面粉其实也不是黑颜色，只是比精白面粉黄一点，粗一点。上海人喜欢吃精白面粉，就是买面条回去下面吃，也要首挑精白切面。那时候精白面条价钱大概是两角一分一斤，黑面粉做个切面是一角七分一斤。
198 8年，北海宁路上的虹口杂粮店
粮店里还有赤豆、绿豆、黄豆、红米、六谷粉之类的杂粮可以买。六谷粉是上海人的叫法，实际就是玉米粉。六谷粉和在面粉里做馒头、花卷，也只是为了节约点粮票、钞票。
静安区第六粮油商店较为著名，初建时在南京西路凯司令边上，成为许多老上海人的回忆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粮店还常常供应山芋（红薯）。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到6斤山芋，颇受饭量大的人家亲睐。到了天冷下来的时候，西北寒风一吹，长长的队伍就会排到弄堂底，转个弯再排到弄堂口，大家看着都是左邻右舍的，面熟陌生（好像认识但又记不确切），不好意思插队，故而秩序很好。加上供应量也大，有时会整整卖上一天。
买来山芋后，切成片烧汤吃，有时放点糖精片，也算是一道点心了；或整个煮熟后剥皮吃，热腾腾、金灿灿的芋肉香甜可口，很能抗得住饥饿。如果条件许可，将芋片再切成条，放入猪油里煎炸，那就是奢侈的高级零食了。
（综合：上观新闻《米、山芋和粮票的故事》作者 王智琦，新民晚报《大米、秈米、洋秈米》，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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