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事情,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是也并不是想象中司马家族逼迫曹氏将政权转移,因为在此之前,司马家族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权力,曹家已经有名无实了。那么,为什么司马氏会有这样的境遇,他们是如何掌握大权的?曹家人,尤其是曹丕,到底做了些什么,使得司马家族能够夺去自家的政权?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军阀先是讨伐黄巾军,之后又各自割据一方,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家,然而大浪淘沙,很多人慢慢的就被历史的黄沙所掩埋了,只有三个人的名字被历史所牢记,那就是曹操、孙权、刘备。
而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却稍有不同,其实建立魏国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蜀国是刘备,吴国是孙权。自三国建立起来之后,天下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从挟天子和救天子变成了大家都做了天子,宣布汉王朝灭完的曹丕最终也未能统一天下,反而将自己的天下拱手送给了司马懿。这就是为什么说曹丕是坑完老爹,还把自己儿子给坑了。
在魏国还没有正式取代大汉王朝之前,曹丕还没掌握家族的话语权。大家都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三国各路诸侯里智慧武功于一体的人,挟天子以令诸侯,征吕布,伐袁术,直面袁绍,讨伐刘表,才统一了中国北方广大的区域,成为三国最大的一国。曹操能取得这样的惊人业绩,不仅仅靠自己的能力及家族势力的强大,还有就是他与众不同的用人制度。
在曹操眼里,英雄不论出生,只要是人才就用。因此可以看到在曹操统治的时代,人才辈出,尽管反对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人才照样使用得当,国家照样平稳运行,但曹操一死,一切就都变了。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他的曹丕继承魏王,之后就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代汉自立,改国号为魏,曹魏帝国诞生。曹丕登基为魏文帝。他和自己的父亲不一样的是,没有经历过像他父亲一样南征北战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也没有像曹操一样在军中的威望。
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登基之后的曹丕为了笼络众人的心思,获取更大的权利,就一系列的特别狗血的所谓的改革措施,也正是因为这次所谓的改革最终把曹操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拱手送给了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司马家族。
首先一点就是他在位时和士族相处的关系已经完全和他老爹时候不一样了。曹操活着的时候,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只要士族中有反对的想法,曹操就一个字:杀。通过高压政策,士族势力没抬起头,国家正常运行,曹操继续自称魏王。
但是和曹操这个魏王不一样的是,曹丕逼汉献帝退位,从封建礼法上来看更加大逆不道,在士族眼里就是逆天而行,曹丕最怕的就是被后人指责,而且他在军中没什么威信,杀人不够果断,因此他选择对士族妥协,以换取更多士族的支持。妥协的方法就是选官之前要对参选之人进行评级,评级的标准就是“家世”、“道德”、“才能”,其中对于“家世”的评级定为重中之重,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做官基本没戏。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人才的流逝,而且不幸的是,司马懿代表的司马家族享受到了这项制度带给他们的便利。
再有就是我们的曹丕先生对自己家的亲戚的排挤了。大家都知道,曹操创业的时候,曹家人出了很大的力,其中有不少至亲战死沙场。曹操对他们那是信任有加,毕竟都是姓曹的。可到了曹丕这辈就不一样了。曹操还在时,曹丕与曹植争夺世子之位,曹氏宗亲在内部就已经开始分批站队了,有支持曹丕的,有支持曹植的,结果曹丕赢了。登基之后,对于曾经的竞争者和支持竞争者组成的小团体,曹丕很是担心,为了让自己获得权力,曹丕对对自己的家族进行了大清洗,支持自己的加官进爵,不支持自己的一律罢黜甚至发配地方找专人看管起来。曹操时一手创立的曹氏执政家族就这样瓦解了。
上述两个问题其实还不是很致命,最致命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那就是曹丕死的是在太早,托付帮他看孩子的人居然也死得早,司马懿却活得好好地。早在曹操在的时候,就警告过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以说曹操看人是一针见血,一眼就看穿了司马懿的本质。但曹丕不听话,对司马懿甚是重用,防范只是一点点。

然而,自己当了七年皇帝就驾崩了,快死的时候将曹叡托付给司马懿、陈群、曹休、曹真这几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这几个人自从受命之后就排队去阎王那儿报到去了,只有司马懿活活的好好的,此外再加上诸葛亮、东吴、公孙渊的神配合,魏国的军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司马懿的手里。这估计也是曹丕死前无论如何都无法预料到的。
曹丕的父辈们,曹氏家族创业之初可谓真的是“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曹丕接管了曹操的基业,但没能在父亲创业的基础上更加买一份力,反而是引狼入室,最后导致一统三国的既不是魏,也不是吴,更不是蜀,而居然是晋。所以说,曹丕自己不但能力没父亲那么强,而且还不虚心接受父亲的警告,结果自己就做了个短暂的皇帝梦,然后把自己家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业全部送人了,所以说曹丕登机的时刻就是曹魏灭亡的开始了,他的三大连招直接便宜了司马懿。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较量,每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无不以优秀人才为后盾;没有人才优势,也就无所谓事业上的成功,曹操对此深有体会:“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二十二史札记》)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但归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报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后又击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友谊和礼遇、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以让人才为其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弃绍从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甚至称赞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毕竟心存汉室,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嫉恨。关于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由,自动交付兵权,乞求退休;而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不辱”。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人才、礼遇人才,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