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唐创业起居注》作者：温大雅；
2、《唐太宗李世民》作者：何君；
3、《唐史并不如烟》作者：曲昌春；
4、《大唐长孙：你是我的皇后》作者：小魔女KIKI；
5、《乱世倾城之情倾李世民》作者：野兔窟主；
6、《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
7、《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
8、《千古帝王传奇：李世民》作者：唐河；
9、《唐太宗李世民传》作者：黄中业；
10、《绮梦千年》作者：小白兔的龟。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意思
李渊简介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沈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大唐创业起居注by温大雅的txt全集下载地址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解释
[two dogs fight for a bone, and a third runs aways with it;Parties in a quarrel are both losers]
比喻 双方争利、互不相让, 结果 两败俱伤,反而使第三者得利
词语分解
鹬蚌的解释 比喻两 相对 峙的人和物。 唐 温大雅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得入 关 ，据 蒲津 而屯 永丰 ，阻 崤 函 而临 伊 洛 ，东看羣贼鷸蚌之势，吾 然后 为 秦 人之渔父矣。” 清 金安 清 《洋务
李建成字毗沙门，他和佛教有什么渊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ja2GbqIvtcrsun0zfyGhg
提取码：0363
本书“所载自起义至受禅凡三百五十七日，其述神尧不受九锡，反复之语甚详” 。记录隋末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史事的史书。
李世民字什么
李建成作为唐高祖李渊的太子，他的小名却叫毗沙门。毗沙门其实是天王，是如来坐下的四大天王之一，是知识之神、财神，也是武神。他住在须弥山的北方，主要是用来镇压北俱泸州的妖怪，拥有三组城市，势力不可谓不大，威信不可谓不高。毗沙门天王的形象是身披甲胄，左手持宝棒，右手持宝塔。对了，毗沙门天王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托塔天王。
有些人开始质疑了，托塔天王不是李靖吗？怎么能成了李建成。李靖有两个，一个是殷商时期的陈塘关总兵，一个是大唐战神，都叫李靖。但此二人不是托塔天王，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李建成才是托塔天王。源于在于李建成生前对佛教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感动了如来，被赐予托塔天王的圣职。
李渊统治时期，武德四年到武德九年这几年间，太史令傅奕曾7次向皇帝上书要求废除佛教，李渊也是有意废除的。李渊特意为此事问了一下太子李建成的看法。李建成是这么说的，佛教讲究众生平等，这是儒道学说都难以比拟的，历来的古代圣君都在尊崇佛教。有些人确实因为偷懒做了假和尚，但更多的人是心如明镜一般，去寺庙里面是真的去修行去悟道，去生化成佛。人生苦难，佛教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之所，信众无数。如果要废除佛法的话，只会造成玉石俱焚，国家动荡。我们只能让各个寺院自行剔除这些不法之徒，这些伪溺之徒。这才是最明智的。尽管当时李建成的话，李渊没有听到心里，但很快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李渊深受触动，还是遵从了李建成的意见，没有废除佛教。
佛教因为李建成的几句话躲过了一次浩劫，如来看在心里，才有了托塔天王是李建成的说法。
唐高祖的功与过？
李世民的字没有记载下来。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2][3][4]），唐朝第二任皇帝。出自陇西成纪，626年至649年在位。父亲是唐高祖李渊，母亲是太穆皇后窦氏。
窦皇后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按长幼顺序为：李建成、平阳昭公主、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吐火罗叶护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李世民登基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并开疆拓土，成为中国史上著名的明君。他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唐朝130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其真迹今仅存晋祠之铭并序碑刻。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唐太宗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52岁，在位23年，庙号太宗 ，谥号“文皇帝”，葬于昭陵。
扩展资料：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于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受封为秦公，后晋封为秦王，他是杰出的军事家，率部平定了薛仁果、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隋末群雄，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最终统一天下。
武德九年（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二人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在位时间只使用一个年号贞观。
毛泽东评价李世民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李世民
唐朝重大事件：太原起兵
`统治功绩
统一战争 扫平四方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唐高祖
薛举曾是隋朝金城郡的豪绅，公元617年，先称西秦霸王，后又称皇帝，占据了全部陇西，兵力有十多万人。薛举起兵也想取代隋朝，自己做皇帝。公元617年12月，李世民率兵在扶风将薛举打败，将唐的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关中局势。公元618年8月薛举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威胁长安。李渊命李世民为元帅第三次出征，这次在浅水原将薛仁杲彻底击溃，薛仁杲也投降了唐朝，陇西收归唐朝。
平了薛举父子之后，李渊又开始对付割据河西的李轨。在李渊建立唐朝之际，李轨称帝。
公元618年，李渊为了进攻薛举，曾派人和他结盟通好。李轨非常高兴，主动让弟弟到长安做人质，李渊封他为凉王。但册封使节到达时，李轨的下属对是否接受唐朝册封产生分歧，李轨没有听信部下的话，又不肯屈居李渊之下，对李渊自称“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用了“臣”，但李渊并不领情，他不能允许还有一个皇帝的存在，于是加紧了对李轨的军事行动。
为了避免战争，李渊派安兴贵去劝说李轨投降，安兴贵是李轨户部尚书安修仁的哥哥。李轨听了安兴贵的劝说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说安兴贵是为了报答李渊的恩情才来劝说他的。安兴贵害怕李轨加害自己，便和哥哥一起谋划，最后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河西于是平定。
刘武周也是李渊的一个劲敌，他起兵较早，和突厥勾结势力比较强盛。公元629年，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占领了并州，唐朝的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李渊先派裴寂出击，也大败而归。李渊这时想放弃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最后李世民领兵出征，用坚壁清野消耗对方的战术，全面击溃了刘武周的部队。刘武周逃到突厥，后来被杀。唐朝又恢复了原来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三个周围的劲敌消灭之后，李渊便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原。
在中原的主要对手是王世充，他原是隋朝的江都通守，隋炀帝杨广被杀之后，他拥立杨侗为帝，又打败瓦岗军，除了李密和部分军队外，其余的瓦岗军都被王世充收编。到公元619年，王世充踢开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最后将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一座孤城里，王世充向北边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最后被李世民击败成了阶下囚。王世充绝望之下只好献城投降。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又举兵反唐，不到半年就又恢复了原来窦建德的领地。
李世民又奉命征讨，和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激战，从中午到黄昏不分胜负，李世民便命唐军决堤水攻，刘黑闼败退投奔突厥，然后又卷土重来。李渊命李元吉征讨，被刘黑闼击败。太子李建成又亲自出征，他采纳了谋士魏征的策略，安抚民心，最终瓦解了刘黑闼的部下，刘黑闼在败退时被杀。河北和山东地区终于平定。
隋朝末年，萧铣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萧铣占领的地区非常广阔，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东及九江。但萧铣和其他割据者一样只是想偏安一地。萧铣是原来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父萧岩在梁被隋灭时逃到了陈朝，陈被隋灭时，萧岩被押到长安斩首。但在隋炀帝杨广时，因为萧铣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同是南朝梁的后裔，所以又被任命为罗县县令。由于隋末各地起义不断，作为梁朝的后裔萧铣被地方将校推为首领，割据反隋。于是，萧铣也声称要恢复梁的疆土。隋炀帝杨广死后，一些隋朝的将领也投靠了他，其地盘不断扩大，成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李渊在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的同时，命大将李靖领兵南下攻取长江中游的萧铣。然而，萧铣这时为了防止众将夺其兵权，竟说要罢兵经营农业，导致自己和部将矛盾加深，许多将领离他而去。面对富有军事韬略的李靖的大举进攻，萧铣虽然由于部将的叛离力量削弱，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李靖出奇制胜，在长江水涨、萧铣认为他不能用兵时，李靖偏偏说服众将趁机进军，大败萧铣军。萧铣最后听从了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劝告，投降了唐军。
割据江淮一带的是杜伏威，他占据历阳，自称总管。唐军围攻洛阳时派人招降他，杜伏威便投降了唐朝，被李渊封为吴王。杜伏威让属将辅公石留下统领兵将，自己请求入朝，留在长安做了人质。几年后，辅公石起兵反唐，称帝对抗唐朝，结果李渊将杜伏威杀死，派大将李靖等讨伐，不久，辅公石被当地武装抓获，送唐军营中处死，江淮地区也宣告平定。
修明政治 奠定盛世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粗具规模。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
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科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频繁。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政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有的人白了头发还在考。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在唐朝，儒家非常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相州邺人傅奕。李渊在做隋朝地方太守时和傅奕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公元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在文化贡献方面，李渊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渊还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
统治过失
皇储问题引祸端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不再对政治事务像以前那么关心了，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他作为父亲，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他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争夺太子的导火线，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李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入宫向李渊通报情况。这时的李渊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见尉迟敬德一身铠甲地站到岸边，非常惊慌。尉迟敬德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谋反，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为防不测，派我来护驾。李渊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下诏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
六月一日，李渊颁布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李渊只好将皇位让出来，自己去做了太上皇。
信谗言宠后妃
在唐高祖统治后期，像许多帝王一样也开始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
在对待后宫嫔妃的问题上，李渊没有处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
在统治早期，李渊也犯过听谗言杀大臣的错误。对他起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刘文静之间有些矛盾，但李渊不是设法调和。裴寂认为自己功劳在大将刘文静之上，但官职却比刘文静低，于是和刘文静产生了矛盾，在刘文静酒后发牢骚之后，他便趁机向李渊诬陷刘文静要反叛唐朝。李渊不辩是非，便将刘文静杀了。
虽然李渊并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大量杀功臣，但即使杀一个也会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虑，对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后世评论
唐高祖李渊——卓越的政治家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参见李渊太原起兵)。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参见霍邑之战、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参见唐击灭薛举父子之战)、南犯河东的刘武周(参见唐灭刘武周之战)、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参见唐平萧铣之战)、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参见唐灭刘黑闼之战)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参见唐统一战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作者 吴俊郡)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准备征伐高丽，使社会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年底终于爆发了王薄农民起义。隋炀帝仍然我行我素，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征高 丽，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起义浪潮席卷了全国。看到政权摇摇欲坠，官僚地主纷纷组织武装趁火打劫：他们一方面 镇压农民起义，窃取起义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又互相厮咬，争夺最高统治权。在众多地主武装中，举旗于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在公元618年建立了唐 朝，开创了李唐290年的基业。 >李渊自称是时凉武昭王李的后代，七岁袭父李爵唐国公。其母独孤氏，是隋文帝的姐 姐，所以他是隋文帝的姨外甥，隋炀帝的姨表兄。李渊为人“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卷1《高祖纪》）李渊在隋朝先 后担任过刺史、太守、卫尉少卿等职，在“历试中外”的过程中积累了政治经验和政治资本，培植了相当势力。大业十三年（617），炀帝为镇压山西境内的农民 起义和防止突厥南侵，命李渊为太原留守，驻守晋阳。炀帝对李渊并不放心，于是同时任命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作为李渊的副将，命令他们对李渊进行监视。炀帝的担心并非多余，李渊确有亡隋之心，尽管太原留守任务艰巨，他却不无得意地对次子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 取，祸将斯及。”（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尽管近有王威、高君雅的监视，远有炀帝的猜忌，尽管自己生病时炀帝“可得死否”的警告还在耳边回响， 但“隋历将尽”的现实与“天与不取，祸将斯及”的信念使他迅速筹划起兵事宜。 >李渊起兵的第一步是解除太原外围的威胁，稳固起兵基地。 当时，太原处在魏刀儿领导的历山飞农民起义军和突厥的南北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南北受敌的局面，李渊决定由他和副留守王威率军镇压南部的历山飞农民军； 对北部的突厥则命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拒守。李渊在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的雀鼠谷大败历山飞起义军，解除了太原南面的威胁。李渊趁机收编溃散的农民起 义军，扩充实力。高君雅和王仁恭对突厥的战争遭到失败，但南面农民军的威胁已解除，太原不再有受南北攻击之虞。 >隋炀帝对李渊疑心极 重，在其身边安排了自己的亲信王威、高君雅进行监控。李渊为清除王、李，策划发动了著名的晋阳宫事变。王威、高君雅对李渊网罗死党、招兵买马等异常举动早 有警觉，他们决定在晋祠举行祈雨大会时袭杀李渊。李渊获知此事后，决定。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令李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严密 。 次日清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一起处理政事，李渊同党晋阳令刘文静把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带至庭中，刘政会手拿纸张对李渊说：“有密状，知人欲反。”李渊明知 是告王威、高君雅谋反，却故意要王威先看，刘政会不给，说：“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李渊故作吃惊地接过密状，内容是控告王威、高君雅等密引 突厥入寇。李渊以此为借口将王、高二人捕杀，“遂起义兵”（《旧唐书》卷1《高祖纪》）。晋阳宫事变揭开了李渊父子起兵的序幕。解决王、高之后，李渊要妥 善处理的问题是，北面虎视眈眈的突厥。 >隋唐之际，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 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北方有如许劲敌牵制，南下问鼎中原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李渊此时尚无足 够的时间和力量与突厥进行抗衡，于是李渊便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利用的策略。他用臣下的语气致书突厥始毕可汗：“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 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 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始毕可汗对李渊的态度十分满意，不但同意了李渊的请求，而且还建议李渊取炀帝而代之。北 面的威胁终于暂时得以缓解，李渊起兵的时机成熟了。 >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传檄诸郡，称自己的军队为“义兵”。西河郡（今山西汾阳）郡 丞高德儒 “义兵”。李渊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很快攻下了西河郡，处死了高德儒，前后仅用九天时间。西河告捷之后，李渊又大 量招募兵丁，扩充队伍。同时，还组建了军事、政治机构：设大将军府，分为三军：李渊自称大将军，统领中军主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 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为统军。 >七 月，李渊率军三万在太原誓师，正式起兵问鼎中原。他以四子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有关事宜，自己率领主力向关中进发。同时，发布檄文，指 责隋炀帝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穷兵黩武，致使民怨沸腾，“豺狼充于道路”，宣布尊炀帝为太上皇，拥立其孙代王杨侑为帝。李渊化家为国的理想转变为实际的军 事行动。 >李渊刚从太原起兵，瓦岗军首领李密的信就到了，信中邀请他“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很明显，李密目的是 想让李渊尊他为反隋盟主。而李渊刚刚起兵，正向关中挺进，随时都有可能因中原隋军西进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李渊决定得利用他们：瓦岗农民军和东都隋 军相持不下，你争我夺，自己可乘虚挺进关中，直捣长安；两虎相斗，必有死伤，待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时，自己回过头来收拾他们就容易多了。于是，李渊回信给李 密，对李密极尽吹捧之能事：一则说李密应天顺民，必登大宝；二则说自己年过半百，无心夺取隋政权，只求李密事成后恩准自己继续做唐王。李密居然相信了李 渊，“遂注意东郡，无心外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李渊利用瓦岗军拖住东都隋军主力的有利时机，迅速率军入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