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资治通鉴 · 唐纪 · 唐纪十一》
原文：甲寅，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翻译：甲寅（初九），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打下江山，出生入死，所以更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而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更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为过去的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位慎重对待。”玄龄等人行礼道：“陛下说这一番话，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呀！”
“贞观年间，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一天，他问房玄龄、魏征等人：‘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 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魏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君主 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歼灭敌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创业并不太难；得到天下后， 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 ，而失之于安逸。’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定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深知创业之难。魏 征与朕共定天下，深知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业之难。但创业的艰难时期已 过，眼下守业的困难，正是诸公必须谨慎对待的！’
关于创业与守成难易的辩论会
唐太宗君臣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讨论的启示
1．守成之难，在于统治者志趣骄逸，侈务不息，失其道也
贞观十年，唐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业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而言，草创为难。”对此，魏徵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复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予，乃为不难。……侈务不息，国之衰败，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则难。”（《贞观政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数）后来魏徵进一步指出，尽管大多数统治者“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第7页）。所谓失其道者，就是忘记初衷，背叛过去，不能继续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最终重蹈历史覆辙。
2．守成之难还在于统治者骄傲自满，治而忘乱，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贪图享受，腐败堕落，脱离群众
魏徵认为，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处于开创基业的时期“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天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第15页）。傲物纵情，其结果只能是意志衰退，滋生腐败，内生乱结，脱离群众。“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第15页）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明确回答“甚难”，唐太宗反辩说：“任贤能，受谏诤则可，何谓为难？”魏徵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亡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第21页）
3．创业与守成孰难之争的实质在于事业成功之后如何不忘本，不变质，永葆青春
唐太宗君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意义非常深刻，其实质就在于人们胜利了，成功了，富裕了，怎样使创业的初衷、以往的优良传统作风与战斗意志不改变，怎样去发展新的事业，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很难处理好这个问题。不少失败者难道不正是在这点上犯错误吗？他们都是自己背叛自己。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所谓忘记过去，就是忘记初衷，忘记远大目标，忘记为大多数人服务，忘记谦虚谨慎，忘记艰苦朴素，等等。
现代领导者，在创业与守成问题上所要考虑的问题，可以从《贞观政要》中得到许多启示。人们往往在创业之初，总是怀着崇高理想，团结奋斗，唯恐有失。然而成功之后，只图享受，骄傲自大，脱离群众，逐渐走向反面。如何才能保持一个人、一个集团的生机与活力，只能从自身去探索，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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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打江山的时候，虽然竞争激烈，但团队内部，大多会一致对外，队员们也都比较能够为集体利益着想，为达到大的目标而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而守江山的时候呢？各方面的东西全来了，整体的利益，被一个个利益集团所分割，由此产生无数矛盾，难于调和！
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看到了七国之乱的一些原因，一个团体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时候就会内部产生很多变化，这是不稳定的因素，有了外界的压力会抑制一定的内部矛盾，或者说可以掩饰，拖延一时。
创业难守业更难是唐太宗写的吗
贞观年间，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一天，他问房玄龄、魏征等人：‘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 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魏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君主 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歼灭敌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创业并不太难。
得到天下后， 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 ，而失之于安逸。’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定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深知创业之难。魏 征与朕共定天下，深知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业之难。但创业的艰难时期已过，眼下守业的困难，正是诸公必须谨慎对待的！’
原文：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对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此文出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创业与守成难易的看法
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呢？这个问题在千前唐太宗李世民曾与魏征讨论过。。。“贞观年间，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一天，他问房玄龄、魏征等人：‘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 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魏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君主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歼灭敌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创业并不太难；得到天下后， 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 ，而失之于安逸。’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定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深知创业之难。魏 征与朕共定天下，深知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业之难。但创业的艰难时期已过，眼下守业的困难，正是诸公必须谨慎对待的！’”房龄等人拜了拜说：“陛下说到这个道理，是天下的福气啊。”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打江山的时候，虽然竞争激烈，但团队内部，大多会一致对外，队员们也都比较能够为集体利益着想，为达到大的目标而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而守江山的时候呢？各方面的东西全来了，整体的利益，被一个个利益集团所分割，由此产生无数矛盾，难于调和！
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看到了七国之乱的一些原因，一个团体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时候就会内部产生很多变化，这是不稳定的因素，有了外界的压力会抑制一定的内部矛盾，或者说可以掩饰，拖延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