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次仁拉索》、维吾尔族《阿瓦日古丽》、哈萨克族《都达尔和玛利亚》、乌孜别克族《黑眉毛的姑娘》、塔吉克族《古丽碧塔》、回族《花儿与少年》、高山族《娜鲁湾情歌》。
鄂伦春族《鄂伦春小唱》鄂伦春族是中国东北部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是狩猎民族，因此他们的衣食住行及歌舞等方面都显示了狩猎民族特点。鄂伦春族的音乐以“赞达温”山歌曲调为主，高亢清透，伴有延长音和颤音，优美动听。“赞达温”的歌词即兴添加，语言朴实，感情浓烈。
哈尼族《其多列》，《其多列》是云南哈尼族的著名民歌，亦是首儿童歌曲。这首歌是孩子们结伴上山砍柴、拣竹叶的路上唱的，通过“拣树叶”、“砍竹筒”、“衣服上的花纹多美丽”等词语，表现了哈尼儿童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活泼性格。
侗族《蝉之歌》《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在中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蝉之歌》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夏日里令人烦躁的蝉鸣之声，却在侗族大歌里被模拟演唱得声声入耳，如同天籁之音。
经典的四川民歌有哪些？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伴随着这一优美独特的风格性旋律，通俗乐坛的创作者们终于唱出了自己的酸楚和欣喜。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的音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歌吗？此时以独特个性、风靡一时的“西北风”席卷而来，其代表作品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这些作品采取了陕北民间音调，也包含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为蓝本的其他歌曲，明显地引入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它以黄土高坡信天游的苍凉、挺劲的阳刚之气在中国乃至世界流行乐坛一展风采，在中国通俗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更有意味的是反身以它温厚的旋律底蕴，给予本民族一个启迪：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感在历史的风情地貌中熔铸着，它的意义阐释还远远没有穷尽。从此中国立足于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沃土，创造了自己的各类体裁题材和不同风格的民族化的通俗音乐。
从地域上来分就由东北、西北、岭南、江南等风格。继八十年代末电视剧《渴望》之后，流行乐坛又掀起了“新西北风”，作曲家蕾蕾和丈夫易茗夫妇、徐沛东和张藜搭档的作品风靡一时，《好人一生平安》、《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等。高枫演唱的《大中国》是东北秧歌和江苏《茉莉花》音乐的有机结合，陈小奇《九九女儿红》源自东北民歌《摇篮曲》；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从音乐体裁方面，器乐、舞曲、戏曲等民间音乐源流，也是流行音乐创作的素材源泉。如曾经广为流传的姚明、阎肃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你走进咱这胡同》，就是以民间说唱“京韵大鼓”的基本音调为基础谱写的歌曲；“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则把京剧中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之中；《中国功夫》、《男儿当自强》选择了京剧曲拍《将军令》的旋律，田震演唱的《未了情》也有京剧的韵味。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音乐主体吸取了我国著名琵琶曲《彝族舞曲》中的音调；《大中国》A段时间东北秧歌调写成，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则是将东北二人转和评剧的曲调相融渗。冯晓泉创作的《中华民谣》是将说唱音乐融入歌曲中，腾格尔早期创作的一些摇滚歌曲更是把蒙古族曲艺“好来宝”的数板和特色曲调运用其中。
从民歌民谣素材的运用方面，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有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广阔的天地，少数民族音乐象一朵朵艳丽的奇葩为个风格的流行音乐创作增添了新的色彩。蒙古族风格的有腾格尔的《蒙古人》、《天堂》等、零点乐队的《赞丹呼仍》、斯琴格热勒、藏天朔的《新长征》专辑中的系列歌曲、包括那英演唱的《为你朝思暮想》也是源自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曲调。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有王傅林创作的《楼兰姑娘》、陈明演唱的《为你》、《快乐老家》、刀郎的音乐专辑中《情人》、《艾里莆与赛乃姆》，新乐和现代感激强的R&B及RAP等元素。西藏风格的歌曲以郑筠的《回到拉萨》揭开了藏风流行音乐神秘的面纱，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有为流行音乐的创作融入了血液。韩红、李娜、张千一、容中尔甲、亚东等一批音乐人的作品如《青藏高原》、《珠穆朗玛》、《高原红》、《神奇的九寨》、《向往神鹰》等，另外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更是让世界对中国的流行音乐刮目相看。他们用古朴的音乐语言和现代音乐技法诉说着雪山的圣洁、高原的胸襟和藏人的虔诚。西南少数民族“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的专辑《走出大凉山》、倪睿思的演唱的《你是天真》，力图以新的音乐范例来解构旧音乐，“走出民间、走出山地、走向世界，已成为当代彝族原创音乐的发展态势。”郑筠演唱的《灰姑娘》、王焱的《眼儿媚》又具傣族民歌风，李杰的《笑容》有云南白族音调。
同样，各地汉民族的民歌也是流行歌曲创作的又一源泉。一首河北民歌《小白菜》曾为程林演唱的台湾歌曲《酒干淌卖无》、刘青创作、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提供了创作基础，其旋律走向和乐句落音都与《小白菜》极为相似，陈汝佳的《故园之恋》取自四川民歌《摘葡萄》，谷建芬的《妈妈的吻》同江苏民歌《孟姜女》不但旋法相似，A段四句落音也一致；张惠妹的《姐妹》又有台湾高山族民歌的影子，赵季平创作，刘欢演唱的《好汉歌》从河南民歌《王大娘钉缸》演化而来，由于恰当地使用民歌元素，使这首歌曲更具流行因素，更具民间、民俗性。
综上所述，通俗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通俗歌曲中无处不在的民族风格借助于“流行这一快速通道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并感染着整个民族，加固着民族情节，将极大地促进国家、民族的文明和发达。”流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也将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更加旺盛。它之所以成为大家音乐文化生活中较受欢迎的一种音乐形式，除题材、内容方面，就其旋律方面来说它具有大众所能接受、且倍感亲切优美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通俗易懂、近语言化声情并茂的演唱，宣泄性的音调和活泼动感的节奏，贴近大众的世俗音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现代通俗音乐必须植根于民族音乐土壤，研究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音乐艺术发展方向，创作属于自己的民族化音乐作品，使中国民族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
第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是四川民歌，词和曲均出自于音乐家金鼓先生之笔，歌曲诞生地为重庆沙坪坝，是1942年在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期间创作完成的。歌曲形式简单，情绪乐观爽朗，表达了山民们热爱劳动、热爱山区生活的情感，流传于国内外。原唱者是著名歌唱家蔡绍序先生。
第二首：《康定情歌》(四川民歌)康定情歌唱的就是朵洛。这可能就是康定情歌最早的雏型了。按老人的年龄来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康定情歌就已萌生。一部分人认为《康定情歌》是康定北关外雅拉沟一带农牧民首创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本来只有前三段。四十年代前期，康定的少年儿女在“伴花夜”（陪新娘欢度婚前之夜）或打趣“儿女之情”时，都爱唱这首歌，词中“李家大姐”、“张家大哥”，通常要临时改唱成眼前女方和男方的姓氏。抗战时期，在重庆这首民歌的最早采集者是音乐家郑沙梅，他当时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也在界石场国立边疆学校任教，在采集康区民歌时，康定学生曹素芳、乔淑媛、李培源、孙玉华等，给他唱了不少民歌，其中就有“跑马溜溜的山上”这一首，时间是1944年秋季。
第三首：《槐花几时开》是四川民歌中的经典之作，它实际上是宜宾地区的一首传统山歌，形成年代久远。清光绪年间刻本《四川山歌》中就载有它的歌词。《槐花几时开》歌词虽只有短短的四句，但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坠入爱河、伶俐而羞涩的农村姑娘形象，活脱脱地托现在我们眼前。
第四首：《黄杨扁担》是重庆市渝东南民歌，起源于重庆酉阳县和秀山县。是土家族宝贵的文化资源，《黄杨扁担》是重庆三千万人民的骄傲。1958年歌唱家朱宝勇首次演唱《黄杨扁担》，从此，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黄杨扁担》被冠以四川民歌在全国流传。
资料拓展：
某个民族在古代或者近代时期创作带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歌曲，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
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歌，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所指的是主要以木吉他为伴奏乐器，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唱出大家纯朴生活感受的那种歌曲。
四川民歌，人们最为赞赏它的抒情、婉转、爽朗、诙谐、泼辣。这也很能代表它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不过社会生活的无比丰富，制约着一个民族和地区的民间歌曲必然多姿多态。我国音乐学者对民间歌曲的分类尚无定论，我倾向于分为：“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三大类。在四川民歌中，其中“山歌”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山歌，顾名思义即山野之歌，是活动于山野，田间的劳动者所演唱之歌。是活动在山野田间的劳动者所演唱的歌(如青海的“花儿”、湖北的“赶五句”、陕西的“信天游”、山西的“小曲”、内蒙“的爬山调”等都是我国有名的山歌歌种。)山歌，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或劳动之余，自发抒情怀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手段。它的形式十分简炼，体裁比较自由，它既便于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和运用，又使有才能的歌手进行创造发挥充分余地。
四川山歌，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大体包括各地“晨歌”、“放牛歌”、“放羊歌”、“薅秧歌”。“薅草歌”、“罗儿歌”等。由于过去人们在农业生产和背挑运输及畜力劳动中，大多是个体作业，当然集体劳动形式也有(如薅秧、薅草、集体运输)，但这些集体劳动仍保持独立方式。因此，四川山歌不像劳动号子那样直接具体与劳动相配合，在形式上就更不受具体劳动的限制和约束。在旋律节奏上，有的山歌节奏很自由，有的结构严谨、节奏较规整。在调式上多以五声徽、羽调式常见，也有少数商调式和徽调式交替的山歌。在唱法上四川山歌有高腔和平腔之分，拖腔委婉动听，很有特色。演唱形式上有：独唱、对咨唱、缀句联唱、穿唱、帮腔等。
四川山歌在表现内容上也很广。有赞美劳动场面，表现生活情趣，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生活的(如《清早起来大太阳》、《太阳出来喜洋洋》、《摘葡萄》、《下田薅秧排对排》等这类山歌。)还有更多的是揭露封建腐旧的婚姻制度和歌智唱青年男女之间纯真爱情的情歌如：《槐花几时开》、《跑马溜溜的山上》、《妹儿爰的勤快人》等就属这类山歌。
四川山歌，一般为二、四、六句(也有少数三、五句的)短小精悍，每句五字七字不等。许多山歌虽是人们即兴创作，但构思巧妙，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含意深刻。唱后让人细细寻味。四川山歌具有浓郁的四川特色。在歌调上常常带有浓郁的四川方言土语(如《槐花几时开》中的“望啥子”和《摘葡萄》中的“麻鲁儿”、“麻鲁儿”就是典型的四川方言土语)。
四川山歌在衬词上特别有风味。许多山歌中衬词有规律的出现形成一种新鲜的格调，使曲情显得分外活泼亲切，更富有浓郁的四川乡土气味。如《槐花几时开》这首川南山歌，情景交融。有声色有色，感人心脾而回味。它的节奏也较自由，曲调悠长。尤以衬词拖腔的婉转配合，更真切的描绘出一位少女对情郎的一片痴心。又如《跑马溜溜的山上》中的衬词“溜溜的”、“月亮弯弯”悦耳动听、很有兴味。在词意上补充描绘了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有助于渲染这首情歌的抒情气氛。再如
《太阳出来喜洋洋》的衬词“罗儿”、“郎郎扯哐扯”、《黄杨扁担》中的衬词“姐哥呀哈里呀”，《妹儿爱的勤快人》通过很长的衬词“唉呜溜溜溜溜”、喂、唉的渲染，很好的烘托出了火热的劳动情绪和表达真挚的情怀。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民歌中，诞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的民间汉族山歌，只是中国民歌海洋中的一朵小小山花。随着时代的前进各地民间歌曲己浸入了新的血液，深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的发展，四川山歌定会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